熱血“一二·九”

不要懷疑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的精神價值。在消費文化、通俗文化瀰漫的今天，此種精神，和其在藝術創作中顯現出的崇高壯美審美追求的缺失，使此次創作工程凸顯急迫的藝術功能意義和深刻的現實文化意義。

“不可流於概念圖解，不可流於道德説教”是本次創作的思維要點。我們曾經有過失敗的教訓，“文革美術”是其極端的表現。

藝術家為這項創作寫下六條文字，是為“六法”：一、壯闊的精神氣象；二、崇高的審美境界；三、深切的人文關懷；四、典型的地域特點；五、真實的情感再現；六、大膽的藝術追求。 依此“六法”，將由“一二·九學生運動”展現的壯闊精神氣象，作為此幅作品的精神主題。

畫面以類似紀念碑式的對稱構圖，強化“儀式感”，突出崇高的審美意象，石獅子與前門樓在寓意強權政治的同時，突出了北平城的地域特點。畫面下半部主要由三組人物組成：中間為北平學生遊行的隊伍，右側為愛國民主人士，左側為軍警鎮壓下的學生。顯然，三組人物並非同一時空下的瞬間再現，而是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人物的組合，此種藝術方式，不是真實場景的呈現，卻加大了畫面的精神容量。人物刻畫上，在激越、義憤、不屈的整體氛圍中，儘可能地突出人物個性。對中間部分的三個女學生的刻畫藝術家有如下設想：中間穿棉袍、着布鞋者出身工農，性格堅強，信念堅定，身上頗有幾分領袖色彩；右側女生出身富貴，性格平和柔弱，置身遊行隊伍中，略有幾分怯弱；左側女生人稱“小眼鏡”，性格活潑熱情，且有幾分調皮，頗受同學們喜愛。三位女生性格不同，卻有着共同的愛國意志和理想追求。

“一二·九學生運動”是在共產黨領導推動下，以北平學生為主體的抗日民主運動。

1931 年，東北淪陷，華北吃緊，國民黨政府執行不抵抗政策。1935 年 12 月初，北平學生 6000餘人舉行遊行示威，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雖然遊行示威隊伍遭到了國民黨軍警的殘酷鎮壓，但是北平學生的愛國運動，迅即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和響應，全國各地大中院校和各界人士紛紛運動，掀起了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潮。

由“一二·九學生運動”所體現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精神是這幅作品的精神主題。

自從接受創作任務始，耳邊常有對此項創作工程的質疑之聲，歸結起來不出以下兩點：一是藝術創作功能主要在審美、言情怡性，過多的思想負載只能削弱繪畫的藝術性，使其流於説教；二是中國畫的筆墨語言有其自身的規律性，無法駕馭大場面、大主題的人物畫創作，此類大型人物畫創作是對中國畫筆墨的悖反，只能使筆墨語言平庸化、功利化。

兩種觀點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其共同點均是立足文人畫的立場，以文人畫的審美視角、文人畫的筆墨標準為基本參照。兩種觀點共同折射的是對 20 世紀初以來，以徐悲鴻、蔣兆和為重要代表的寫實水墨人物畫的審美功能、創作方法和筆墨形態的不解。因此，以宏大敍事為突出特點的“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和此項工程在創作方法上對寫實水墨人物畫的自覺選擇，顯然要遭遇上述立場和觀點的質疑與譴責。

中國繪畫至明清，文人畫一枝獨秀，審美功能的無限擴大，成就了中國繪畫以寫意性為突出特點的歷史高峯。以文人畫為代表的“書齋藝術”和其體現的“獨善其身”的藝術功能，高貴的精神品質，儒雅的審美風度是中華藝術的優質傳統。

然而，近代中國社會風起雲湧，書齋不再寧靜，“華北之大，已安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一二·九學生運動”中，清華學生印發的《告全國民眾書》有此語）。以現實人生為題，以表現民族意志，暢揚民族精神為突出功能特點的寫實水墨人物畫的興起，順應了時代對英雄主義、愛國主義的精神渴望。近百年來，以寫實水墨人物畫為重要代表的中國水墨畫的巨大進步，已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可以找出一百條理由充分闡釋其巨大的藝術貢獻和現實文化意義，其中包括與文人畫的文脈關係。然而多年的觀念紛爭，已愈加使人厭倦這種無聊的空談。藝術家堅信此項創作工程將是中國當代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這幅作品也是藝術家一生創作歷程的重要標誌。

張江舟，當代水墨藝術家，中國水墨人物畫領軍者之一，現任中國國家畫院院委、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俄羅斯國家藝術科學院榮譽院士、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 ^[3]  、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文化部優秀專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曾任中國國家畫院副院長、《水墨研究》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