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壺

19世紀末20世紀初，生活在北京城的八旗子弟烏世保，出身於武職世家，雖遊手好閒卻不失善良和愛國之心。某日，他教訓了家裏過去的旗奴、現在投靠洋人為虎作倀的徐煥章。結果被其所害，陷於牢中，卻因此得以結識身懷絕技的鼻煙壺匠人聶小軒，因緣際會學會了煙壺的內畫技術與“古月軒”瓷器的燒製技術。出獄後，烏世保發現，在他入獄期間，不善理家的妻子被徐煥章騙光家產後意外身亡，家宅也被燒光；鄰居谷佐領惱恨他給旗人丟了面子，報請革除了他的旗籍；唯一的兒子讓他的奶媽劉媽抱回河北老家撫養。家破人亡的烏世保先是得到同為旗人的壽明幫助，憑內畫技藝掙到了嚼穀兒，成為自食其力之人；後又被聶小軒父女收留，正式拜聶小軒為師。聶氏父女有意招贅他以繼承家傳絕技。但一個有權有勢的“洋務派”貴族九爺為了向日本人討好，在徐煥章唆使下，逼聶小軒燒製繪有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後行樂圖的煙壺，聶小軒毅然斷手自戕，以示反抗。最後，烏世保與聶氏父女一起從北京城逃往河北投奔烏世保的奶媽。 ^[2] 

20世紀80年代，市井小説、鄉土小説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潮流中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這其中，鄧友梅的民俗小説成為“京味兒”市井小説的代表。鄧友梅在採訪中曾提到，“中國人愛隨大溜，而文學就決不能隨大溜”。他在考慮文革後的寫作方向時，經過衡量比較，琢磨出了自己的強項——掌握北京語言、風俗，瞭解旗人生活狀態。鄧在北京工作、生活四十餘年，曾於工作中接觸過很多北京八旗子弟。特別是在1957年被錯劃成“右派”下放鞍鋼後，與同樣下放的八旗子弟以及來自北京的各色人物交往。文革後期，他回北京，在離住處不遠的陶然亭，結識了不少北京梨園界、文物界人士，其中也有像聶小軒一樣的煙壺匠人。同時，鄧友梅曾深入研究鼻煙壺，不但身體力行吸起了鼻煙，而且收集了大批古今中外能工巧匠精製的鼻煙壺。於是，他嘗試用北京市民的心態語言描述北京人的故事，將之稱為“探討‘民俗學風味’的小説的一點試驗”，發表了《那五》、《煙壺》等充滿老北京風情的作品。 ^[3-4] 

火器營正白旗人，祖上因軍功受封過“驍騎校”。因為祖傳軍職由伯父繼承，所以烏世保閒散在家，靠祖上傳下的二百畝地產過活。自幼過的是悠閒日子，三十多歲時仍是每天遊手好閒，喜歡各色玩藝兒，逗鳥溜狗唱八角鼓。因為很少接觸旗人世家以外的生活圈子，所以有點愚笨、不諳世事、好面子，書生氣十足，深陷囹圄時，鼻煙用盡，因為好面子，不肯向鮑庫兵借，只得拼命挖自己的煙壺。同時，他又為人正直、憨厚，講情義、重感情，能隨遇而安、樂天知命。被害得家破人亡後，他以“結廬在人境，心遠地自偏”的詩句自勉，運用在獄中學到的內畫技藝，自食其力。在衣食無着之際，從沒想過拿聶小軒託他帶給其女柳孃的金鐲子換錢。在獄中，聶小軒深恐自己的絕技失傳將古月軒的手藝傳給他，他卻不肯趁人之危據為己有。雖是紈絝子弟，但也有“恥辱之心”，拒畫“八國聯軍佔北京”那種有辱國格的煙壺。

身懷絕技的煙壺藝匠。年輕時是個讀書人，因為痴迷煙壺製作而入贅胡家，成為“古月軒”的傳人，學會了配料和畫圖技術。他替八旗貴族九爺燒製了一套精美的“胡笳十八拍”，頗受九爺賞識，卻因福得禍，九爺的手下為了防止他再替別人燒製更好的煙壺，而把他“藏”到刑部大牢。他性格懦弱謙卑，少言寡語，但是具有樸素而高尚的情操。僥倖出獄後他拒制有辱國內容的煙壺，就算自傷其手臂也在所不惜，顯示了一個民間藝匠寧折不彎的民族氣節。

聶小軒的女兒，從小跟母親學會了古月軒的燒窯看火技藝。美麗善良，富於同情心，性格直爽，説話辦事有板有眼、大方得體，勇於追求幸福婚姻。當父親自斷雙手後，因為知道徐煥章不會善罷甘休，她當即立斷，親自打點一切，連夜為自己和烏世保辦了婚事，然後帶上父親和丈夫逃出北京，投奔烏世保住在三河的奶媽。

窮旗人，曾做過一任小官，但後來遠離官場，以幫人跑合拉縴為生。擅彈弦子，利用這一技之長，遊走於各王府宅門，替古玩店與宅門跑合，掙些中介費。職業經歷使壽明變得世故精明，職業的特性則造就了壽明脾氣的特別之處：一是對朋友熱心腸，守信用，二是過分講面子要虛榮。鬧義和團的時候，烏世保即興編了幾句唱詞，端王爺一高興要“提拔”他到虎神營，烏世保為難之時，壽明替其出主意解了圍。烏世保替他出頭教訓徐煥章，結果被徐陷害入獄，壽明不顧嫌疑，到大牢探監。在鬼市重遇落魄的烏世保後，壽明又幫烏世保安排住處、招攬生意。

徐煥章家裏原是烏世保家的旗奴，父親一輩發達後贖身脱了奴籍，但因他是“家生子”，所以，儘管脱籍，但是“奴才”的名分還在。徐煥章看不起無權無勢更無錢的舊“主子”烏世保，他入了天主教，找洋人當新主子。在教會資助下上了同文館，學會了日語和德語。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徐煥章馬上投靠日本佔領軍，為虎作倀，欺壓中國百姓。八國聯軍撤走後，徐煥章又加入隸親王辦的警隊。因為被烏世保當眾訓斥，他懷恨在心，不但陷害烏世保入獄，還以替烏世保疏通為名，騙走了烏大奶奶的珠寶和地契，讓烏家傾家蕩產。他在普通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但面對洋人與大官僚卻又是狗一樣的奴才。當九爺為了向侵略者獻媚準備禮物時，他主動出謀劃策，找人畫了為八國聯軍歌功頌德的煙壺圖樣，最終導致聶小軒自斷手臂。

某親王的小兒子，受封“二等鎮國將軍”，因與端王一派不和，不被西太后賞識，耽誤了前程。他表面上沉緬於聲色，私底下與洋人拉交情，庚子之變後，藉着洋人的勢力揚眉吐氣，成為朝廷新貴。他身上具有典型的八旗子弟愛玩鬧、愛搞惡作劇的特點，曾上演百羊鬧茶館的鬧劇。為了討好洋人，接受徐煥章的主意要聶小軒燒製繪有“八國聯軍行樂圖”的煙壺。 ^[5-6] 

《煙壺》是鄧友梅民俗小説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以落魄旗人烏世保的傳奇經歷為經線索，展現了一幅光怪陸離的清末社會風俗畫卷。作者為煙壺作傳，通過它描摹世態人情，折射民族文化精神，寫出了清末北京城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引車賣漿之流的眾生相。

《煙壺》將風物誌與地方誌、歷史學與經濟學等各種引人入勝的知識和風土人情熔為一爐。小説一開頭，便用兩章節的篇幅介紹鼻煙、煙壺、內畫的歷史源流，從原料材質到繪畫工藝娓娓道來。隨着情節的推進，皇室、貴族居住的內城和市人雜居的外城，八旗的分佈和匠人聚居的哈德門外花市，朝陽門的糧車大道和東直門外的偏僻小店，德勝門外的“人市”和“鬼市”，崇文門外磁器口蒜市口一帶的盂蘭盆會，作者對這些街景市貌的玲瓏剔透的描寫，讓讀者們眼前清晰地浮現一個方位精確而又饒有空間感、立體感和歷史感的老北京文化風貌。然而，《煙壺》並不僅僅是一部雲淡風輕玩賞舊時風物《清明上河圖》式作品。在作者精心描繪的這幅民俗風情畫中，以烏世保、聶小軒為核心，描寫了上層貴族、洋奴漢奸、市井子民、三教九流等不同階層、不同地位、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這些人物的言行舉止，一方面帶着典型的北京地方生活氣息，具有濃郁的地域特徵，另一方面也表現出典型的民族性格與文化性格。如烏世保雖然遊手好閒，可一向講情意，重感情，而聶小軒雖然生活並不富裕，但寧折不彎，剛正不阿，都表現出剛直、善良、重人倫道義的文化內核和樂觀、堅韌的文化精神。作者在開篇即指出：“煙壺雖小，卻滲透着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心理特徵、審美習尚、技藝水平和時代風貌。”“多少人精神和體力的勞動花在這玩意兒上，多少人的生命轉移到了這物質上，使一堆死材料有了靈魂，有了精氣神。……精美的煙壺也是我們中國人勤勞才智的結晶，是我們對人類文明的一種貢獻……”可見《煙壺》所表現的市井文化，有着更深層面的文化內涵，這就是民族文化傳統的表現。

同時，小説基調深沉，描寫日本佔領軍橫行無忌，滿清貴族賣國求榮，投靠洋主子的奴才發跡，宣講愛國主義的義士被殺，典型地反映了八國聯軍侵佔北京後中國殖民地程度加深和搖搖欲墜的封建王朝的腐朽與黑暗，同時，通過描寫煙壺藝人的“斷手”抗爭和“囚人”“救救大清國”的吶喊，展現了底層人民的愛國意識從沉睡中的覺醒，具有很強的歷史感。 ^{[7]  [8]  [9]} 

作者鄧友梅“嚮往一種《清明上河圖》式的小説作品”，將《煙壺》等作品看作是“探討‘民俗學風味的小説’”。在《煙壺》中他以多彩的畫筆來描寫北京這座文明都城特有的習俗風貌、世態人情，從而構建一個充溢民俗味的人物活動的歷史場景。隨着情節發展，作者詳細介紹了許多老北京頗具都市民間色彩的技藝與風俗，從鼻煙起源、煙壺原料、內畫繪製、燒製工藝等各種歷史、文物、繪畫、製陶知識，到人市、鬼市、押花會、盂蘭盆會、中秋節，再到茶館、戲樓和上等人家“天棚、魚缸、石榴樹、肥狗、胖丫頭”，涵蓋各階層人物的婚喪嫁娶、交往應酬、待人接物、行為舉止等生活情趣和風俗習尚，向讀者展示了清末老北京的市井氣息與世俗文化韻味。 ^[9] 

在《煙壺》中，作者借鑑中國傳統小説故事套故事、前有鋪墊後有呼應的縝密密佈局，採用雙線交錯的結構方法，運用章回小説“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法技。一方面，寫沒落的八旗子弟烏世保被陷害入獄，在獄中結識了漢族煙壺藝人聶小軒，學會了煙壺內畫和“古月軒”的燒製技藝，成為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另一方面，寫聶小軒寧肯手骨折斷，也不繪製為八國聯軍歌功頌德的煙壺。在這兩個身份原來不同的人物的命運糾葛中，暗含了中國社會歷史的起伏變遷，構成了作品特殊的時代氛圍。

同時，“煙壺”在作品中起到了穿針引線串連全篇的作用，將兩條線結合在一起。聶小軒、烏世保、壽明、柳娘、九爺等人的命運無不與小小的煙壺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煙壺在作品中像磁石一樣，把眾多人物集合在一起，上演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劇。 ^{[8]  [7]} 

作者以“説書人”的身份，選取最能夠表現人物性格的故事逐一道來，注重故事的傳奇性，講究故事的連綴，情節的懸念、緊張和引人入勝。《煙壺》的敍述方法變化多端，直敍、補敍、插敍、倒敍雜錯使用，特別是善於利用插敍的方法，常常先講述事件的結局，然後在合適的地方用插敍來解釋，例如交待徐煥章的過去與烏世保入獄之後的家庭變故以及烏大奶奶的遭遇，從而製造了懸念。 ^[9] 

《煙壺》塑造了四十幾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塑造這些人物時，作者往往不做靜態地心理剖析，而是在情節的進展中靠細節、對話，以及合乎人物身份、職業特點的行動來動態地刻畫人物。如小説中既顢頇暴戾又玩世不恭的滿清貴族九爺，小説由百羊鬧茶館、玩煙壺逗狗、戲弄化緣和尚諸情節，揭示了他身上“愛惹漏子看熱鬧”、愛搞惡作劇的八旗子弟的習氣；而當聶小軒斷手後，為了讓“胡笳十八拍”成為“古月軒”“絕品”，他索性吩咐管家把聶的雙手剁下來，這一行為展現了其性格中殘忍的一面。而他能夠稱心如意地玩弄茶館主人，輕易擺佈聶小軒的命運，恰恰是這個人物有權有勢的貴族身份決定的。作者還運用了對比襯托的手法，藉助次要人物襯托主要人物的性格特點。如以壽明的精明世故反襯也烏世保的憨厚、愚笨和不諳世事。壽明在義順茶館向錢效仙兜售烏世保畫了內畫的煙壺時，欲擒故縱、討價還價，與臨時幫忙的“半個同行”吳慶長一唱一和，將煙壺當成古董賣出了五十五兩的高價，盡現跑合“中介”的圓滑精明，這一過程與烏世保輕易將作品廉價賣出形成了鮮明對比。 ^[9] 

鄧友梅的“京味兒小説”以幽默、通俗且富於地方特色的語言風格獨樹一幟。在《煙壺》中，作者介紹烏世保時寫到烏的祖上因軍功封過“驍騎校”，而他本人“別説騎馬，偶然逛一趟白天雲觀，騎驢時兩腿也打哆嗦。但這並不妨礙他作為武職世家的光榮，也不耽誤他高興時自稱為‘它撒勒哈番’”。這種看似漫不經心的語言，既諷刺了清王朝的腐朽沒落，又含蓄幽默地展示了旗人的生活狀態。

《煙壺》中所用的語言是經過提煉加工的純正的北京口語，樸素、淳厚、洗練、爽脆，帶有濃郁的地方風味，例如，聶小軒有意正式收烏世保為徒，不諳世事的烏怕落得趁人之危的名聲，再三推託，這時，在一旁的壽明嗔怪他：“你可真是個書呆子！人家磕頭禱告、求情送禮來認師，聶老還不肯要，哪有您這樣師傅上趕着教，還一拽三打挺、三拽一哧溜。”聶小軒斷後，柳娘乾脆利落地辦好了成親與出逃的準備，面對父親的驚訝，她説：“您病着，那一位比棒槌多倆耳朵，我不自己辦誰？”“一拽三打挺、三拽一哧溜”“比棒槌多倆耳朵”這種俏皮的俚言不但豐富了人物形象，而且表現了老北京人的機智和幽默感。

同時，小説中的人物語言極富個性化。當壽明為烏世保安排住處時，烏世保過意不去時，他説道：“您別攔，聽我説，這銀子連同我給您辦鋪蓋，都不是我白給你的，我給不起。咱們不是搭夥作生意嗎？我替你買材料賣煙壺，照理有我一份回扣，這份回扣我是要拿的。替你辦鋪蓋，留零花，這算墊本，我以後也是要從您賣貨的款子裏收的，不光收回，還要收息，這是規矩。交朋友是交朋友，作生意是作生意，送人情是送人情，放墊本是放墊本，都要分清。您剛作這行生意，多有不懂的地方，我不能不點撥明白了。”這種口吻符合人物講情義、通世故的性格和靠跑合為生的窮旗人的身份地位，不會使讀者將他看成一個揮金似土、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俠客。 ^[10-11] 

1987年，香港導演李瀚祥將《煙壺》改編為電影《八旗子弟》，由陳道明主演 ^[12]  。根據《煙壺》改編的曲劇於1995年首演 ^[13]  。2006年，這部小説又改編成同名電視連續劇，由李保田擔任導演和主演。

文學評論家張韌：《煙壺》的時代精神浸染於恬淡的民俗畫中，像涓涓細流似的悄悄地淘滌着人們的性靈。 ^[7] 

山東平原人。中共黨員。1945年參加革命工作。歷任八路軍魯中軍區通訊員，新四軍、華東野戰軍文工團團員，北京市文聯專業作家，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二期學員，北京第三建築公司黨支部書記，北京市文聯書記處書記、黨組成員，中國作協第四屆書記處書記、第五屆全委會副主席及第六、七屆名譽副主席。全國第八、九屆政協委員。1946年開始發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文學創作一級。著有《鄧友梅自選集》(五卷)，《京城內外》、《煙壺》、《散文雜拌》等。《我們的軍長》獲全國第一屆優秀短篇小説獎，《話説陶然亭》獲全國第二屆優秀短篇小説獎，《追趕隊伍的女兵》獲全國第一屆優秀中篇小説獎，《那五》獲全國第二屆優秀中篇小説獎，《煙壺》獲全國第三屆優秀中篇小説獎等。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