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遁逃

《無處遁逃》裏的安曉月是一名音樂學院的鋼琴教師，在知識分子遭受市場衝擊變得萬分不值錢的年代，為了補貼家用，她只好去歌舞廳唱歌。丈夫嚴航同為大學教師，一心想要出國。日子清貧的兩個人經常為瑣事吵架，就在這時候，參加聯誼活動的安曉月結識了有品位的江天白。面對江天白的示好，安曉月內心開始了掙扎。送花、邀舞、陪伴，起初的安曉月選擇逃避，她換了一家歌舞廳，沒想到江天白還是找來了，平靜的生活從此泛起漣漪，她企圖用生孩子收住自己的心，卻遭到了丈夫的強烈反對。在她拿掉孩子之後，內心崩潰的安曉月卻看到了江天白，被感動了的安曉月就這樣接受了這份愛意，婚外情由此發生。之後被丈夫發現，主動懺悔，同時得到了原諒，生活依舊繼續過下去。 ^[2] 

嚴航是大學教師，他認真上課、潛心鑽研但卻接連遭遇尷尬而無奈的困境。與外出到歌廳兼職的妻子安曉月相比，收入甚微；整天忙於教學和學術研究，失去了不少生活情趣，疏於經營家庭和夫妻感情，婚姻亮起了紅燈；與人合作著書，雖作為主力承擔了絕大部分著述工作，署名卻被排擠到最後；科研成果雖較為可觀，但評定副教授職稱仍然遙遙無期；想努力擺脱現狀，報考“託福”，留學美國，但在美國大使館簽證時卻遭無情拒絕。顯然，在高人云、嚴航等知識分子生活的年代，社會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已經發生重大轉變，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發生了逆轉，知識、文化與技術、實際利益相比，早已失去了價值。 ^[3] 

嚴航對科研有極高天賦和極大熱情，準備考託福出國深造。李立夏勸嚴航考託福時要設法打點考試中心的人，這樣可以安排一個好一點的座位。嚴航雖覺自己可以靠自己的真本事，況且低三下四求人也是窩囊之舉，但在換為思考之後默許這種投機倒把行為，自我安慰這次低頭是為了將來的長久抬頭。在教學中，教授們已放棄對學生的責罵訓導，自知這個時代的學生是罵不醒的，況且在教授評職稱時尚需學生以評分為準，便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度日。現在社會中，活動交際家受吹捧，而實幹家卻受冷落。嚴航們可以寫出使高樓大廈在八級地震中安然無恙的論文，卻得不到應有的報酬，早出晚歸卻沒有享受娛樂的經濟條件，在生活中處處受窘迫，打長途電話錢不夠只能將工作證抵押，買牛肉卻反遭譏諷斤斤計較。在“而今講的就是錢”的時代，一心教學或做學問的知識分子已不能再潛心研究學術問題，茶米油鹽的生活問題接踵而來，為了生計和物質生活的思考佔據了睿智的大腦，犧牲了智慧和人格。大家聚在一起越來越多談論錢或是如何賺錢的事情，而知識分子只能在這種忙忙碌碌的生活中向小市民轉換。 ^[4] 

出身市民家庭的李立夏則有着滿身的俗氣，舉止形態和説話方式都為安曉月所瞧不起，而名利雙收的李立夏在安曉月和嚴航面前也是自卑的。相較於只悶頭做學問而不涉外交的嚴航，李立夏非常講求實際，畢業就同理工學院副院長女兒結婚以獲得進入學術交際圈的門卡，再加上李立夏才思敏捷又善外交，最後的結果是論文寫得多，錢也賺得多，學院關係處理得好，評上副教授也住上了三室一廳的房子，相比之下嚴航的派頭則顯得蒼白無力。 ^[4] 

自身條件極好的安曉月，不甘於當音樂學院教師的清貧，去歌舞廳唱歌工作以獲得物質上的高收入和精神上的愉悦。正如安曉月的學生所言：“因為固守清貧而眼睜睜看着一些平庸之輩呼風喚雨揮金如土，又感到世道不公，感到了不公平之處卻又無處訴説，説了也沒人聽你的，便只好緘口。緘口的結果是覺得窒息覺得壓抑。如果這樣，何必不豁出去放開喉嚨唱個痛快？”在外界誘惑的刺激下，安曉月踏入舞廳，四天的唱歌頂得上一個月的報酬，環境的舒適整潔雅緻也讓她倍感舒暢。 ^[4] 

生活之於知識分子不僅有精神家園的充盈更有柴米油鹽的瑣碎，在社會轉型之際，物質的困窘不僅讓知識分子的生活變得捉襟見肘更是讓他們秉承的價值理念受到了無情地擠壓。因為窮困的逼迫，所需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掙扎在生存死亡線上的人一點點丟掉了內心的堅守，“義”與“利”之間的抉擇讓知識分子內部出現了分化，他們或丟掉道德堅守，沉迷於奢華的物慾享樂；或將知識與權力合謀，成為狡猾奸詐的政客。面對當下知識分子的尷尬處境和價值錯位，方方並沒有以強烈的批判色彩描畫知識分子的羣醜圖，這一點也是她與當下其他知識分子書寫的區別所在，在筆者看來，方方創作中弱化的批判色彩是她寫作知識分子題材的侷限。作者選取的知識分子大多來自於傳統知識分子家庭，他們在與商業化的交鋒中多表現出鴕鳥式的躲避與牴觸，用陳舊迂腐的觀念看待社會轉型中的“亂象”。當然，在這份牴觸的背後是作為知識分子的方方對轉型社會的思考和猶疑，她希望知識分子羣體能在商業化浪潮中堅守自己的精神家園，以和諧的方式融入當下的轉型社會，但環境的脅迫卻讓知識分子難以安坐書齋，如高人云和嚴航一般的知識分子在社會轉型中所遭受的苦悶和彷徨是方方在寫作中難以揮散的矛盾情結。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