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裂志

《炸裂志》是“我的詩篇——當代工人詩歌精選”叢書系列的一本，該書中收錄了陳年喜2013年至2017年創作的詩歌，部分作品曾發表於《詩刊》《星星詩刊》《揚子江詩刊》《天涯》等刊物。它同時也可視作詩人生命和生活的履歷。詩歌內容從動盪的礦山生活，到北京皮村的城市求生等，內容龐雜，藝術呈現方式也很多變。 ^[2] 

2017年，在陝西太白文藝出版社的選題會上，編輯趙若菲把陳年喜和《我的詩篇》裏其他5位打工詩人的作品報了一個詩集系列。2019年1月，《炸裂志》與其他5位打工詩人的詩集一同出版。 ^[3] 

陳年喜在《炸裂志》中所展現出的對身份認同的追問，如同“打工詩歌”在其發展過程對其自身價值的尋找。“身份”問題簡單説就是“我是誰”的問題。“我是誰？”這個終極問題，其實是每個人在一生之中通過與他人互動逐漸得到的答案。“自我身份”以他人之看法和評價為發端，以自我評價為標準，以言行舉止為形態。

《炸裂志》中的身份認同問題聚焦於陳年喜作為詩人與工人兩者身份間的轉換。陳年喜是一個打工的人，從職業上具體來説，他是一名礦工，一名爆破工人。但從精神層面來説，他卻是一個詩人。在一個泛文化的時代，對於陳年喜來説，對詩人身份的認同危機首先出於經濟的困境，其次是美學、社會學的困境。陳年喜對於詩人身份認同的追問集中體現在《有誰讀過我的詩歌》一詩中：

有誰讀過我的詩歌/有誰聽見我的餓/人間是一片雪地/我們是其中的落雀/它的白使我們黑/它的浩盛使我們落寞/有誰讀過我的詩歌/有誰看見一個黃昏領着一羣/奔命的人/在蘭州/候車

陳年喜在詩歌中以詢問方式開頭追問，尋找對於其詩人身份的確認。在“詩人之死”海子自殺之後，詩人們需要重新追逐新的文化身份，陳年喜尋找的這種詩人身份不同於五四時期搖旗吶喊改革啓蒙的新詩詩人，也不同於具備精英意識姿態的知識分子詩人。陳年喜的詩人身份認同和其漂泊的打工者形象交織在一起，其展現出的詩人身份形象體現了由外化啓蒙他人轉向內化治癒本心的特點。詩人身份於陳年喜而言，首要並不承擔着啓蒙他者的任務，詩人身份成為陳年喜對自身價值的認可，逃避現實生活的庇佑所，詩人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陳年喜作為一個普通人對於理想的追求。但同時，陳年喜對於詩的追問不止於此，在《地壇》一詩中：

這些年裏/無論我怎樣努力從來/都無法把一首詩寫完整/詩歌是詩歌的斷頭崖/人並不是人的局內人/你們看見的事物正杳無音信

陳年喜在尋求身份認同的同時，對寫詩本身產生懷疑。沒有一個詩人是純粹的詩人，詩人更多地會被其社會角色定義，與其社會職業角色結合。陳年喜的話語層級可以梳理為：“陳年喜”——普通人——礦工——詩人。《地壇》一詩中，陳年喜所體現的不再是對於詩人與工人兩者身份間轉換的無從適從，而是產生對詩人本身的焦慮，對自我詩人身份的懷疑，最終返還到現實生活中，暫時放棄了對詩學的追求。《夜村人釋無業》一詩中更加展現出了陳年喜對於詩人身份的暫時放棄，體現對於其普通人身份的認同：

人間充滿了傳説/不過有一點倒是真的/佈道和寫詩都非正途/道者無業詩人亡命/一直不是什麼秘密

詩人直指“寫詩”並非正途，“詩人亡命”的預設結果。詩人於生存困境之下，深知工人身份的重要性。“打工詩歌”獨特的美學魅力也呈現於此，詩人不再以俯視者的姿態與讀者對話，他們以平實的筆觸、底層的生活經驗、追問詩的理想世界，呈現出普通人的詩學理想。“打工詩歌”是一種文化的自覺，這種文化不再侷限於知識分子、精英階層，它有力地衝破了階級的束縛，讓普通人成為詩人成為可能。陳年喜在三重身份的交錯之間，將詩歌的內涵推向普眾，讓眾人在陳年喜的詩歌中窺見自我的生存倒影。

陳年喜在《炸裂志》中的鄉愁的體現不同於其他打工詩歌：既不是“離鄉”的痛苦，也不是“歸鄉”的艱辛。《炸裂志》的鄉愁源於漂泊：無處可依，漂泊異地，所以思鄉。陳年喜在《炸裂志》的後記中寫道：“這是一部漂泊的詩。青年到中年，身體到魂魄，關山塞外，漠野長風。走着寫着，斷斷續續，寫了二十三年”。《炸裂志》中兩百餘首詩歌，陳年喜的足跡由南到北，筆觸落在每一個他經過的城市，而更多的筆墨着眼在他的家鄉。城市與村莊，離家與歸鄉，陳年喜的文字間都充斥着漂泊的孤單寂寞之感。陳年喜的鄉愁集中表現為：融不入的城市、回不去的家鄉。以陳年喜為代表的農民工人，無法融入都市文明，正如陳年喜在《華爾街》中寫道：

相比華爾街的輝煌/我更愛下榻屋的一張木牀

城市的繁華於普通人而言，充斥着燈紅酒綠的誘惑。但工人只是這座城市的建造者，卻無法成為這座城市的享用者，《北京西站》對於工人來去漂泊的刻畫最為深刻，這種異鄉漂泊無法在城市立足，得到歸屬感，既是對家鄉的嚮往，也是對地域主體性的尋找：

①北京西站這兩年裏/我來過多少次已經記不清/它像一張巨口把我/從一扇門吞進又從另一扇門吐出/看似簡單的輪迴裏/宮闕已化作了廢墟

②候車室巨大的電子屏上/秦始皇雄壯的兵馬揚起征塵/這些盜墓賊不感興趣的泥胎/因為無用而得以保存/廣告屏下我們這些攢動的奔跑者/盛世大業的創造人/過了今夜一聲汽笛聲後/都將無跡可尋

除此之外，陳年喜詩歌中有着鮮明的地域特點，詩歌中陝地元素的注入，讀者可以感知到陳年喜身上對陝北濃烈的感情。“秦嶺”“丹江”“雪”在陳年喜詩歌中的現身，成為了鄉愁的化身。最有代表性的是《大雪》一詩中：

①紛紛揚揚一場大雪/讓一條小路在秦嶺腹地/更加蜿蜒/模仿了時間和流水

②採金人從礦洞裏出來/雪讓他更加平靜黯然/雪是他的老相識了/他見過高原的雪/平原的雪/八百米深處的雪/一瀉千里的雪/人心經年不化的雪/有幾片雪就嵌在他的身體裏/成為北斗七星

關內塞外的“雪”盡收詩人筆下，嵌進採金人身體裏的“雪”就似詩人對於陝北高原的思念，注入骨裏，流入血液。正如《只有一場大雪完成身體的睡眠》中寫道：

落在一個人身體裏的雪/從來不被別人看見/有一年在秦嶺深處/一場大雪從山頂落下/落滿我的骨頭/從此再也沒有融化

遠離家鄉的詩人，對“雪”的關注即是他對故土的思念，在《沒有辦法的事情》裏，通過描寫沒有雪意的北京，感嘆無人不是異鄉人，漂泊之感躍然紙上。

陳年喜的詩歌中少見對城市的直接仇恨之感，更多的是漂泊無依的孤獨感，對鄉土的思念以及對自然事物的細微觀察緩和了城市、工業、礦洞給予詩人帶來的痛苦體驗。曾有學者指出：打工詩歌的侷限性在於打工詩歌在寫作內容上對城市的仇恨表達掩蓋了底層打工者對於城市的複雜情感，也妨礙了詩人對社會的深入認識。陳年喜的詩歌對此可以代表“打工詩歌”做出有力的回擊。

當放下對陳年喜礦工身份標籤化的看法時，一個普通勞動者對於現實的抗爭，在《炸裂志》中轉換為生死宿命化的情感表達。這種情感展現的不僅是一個普通人堅強的生命意識，同樣呈現出幾分哲學意味。

生死宿命化的情感表達首要體現在詩句的字裏行間，消解死亡的悲痛。在陳年喜的詩歌中，其語言樸實、清新且婉轉，但同時也帶着幾分沉重，生與死的轉換變得輕柔、悄聲無息，生死的轉換在個別動詞中展現：

①後來我走了/她留在了向南的風裏/那年她十三歲《峽河》

②還有我的父親/他的墳草已深他被另一列火車帶走《北京西站》

③她曾住在喬司空巷十五號/現在她一個人住在一塊碑裏《我想去一趟蘇州》

打工詩歌面臨着語言過於直白淺顯，缺少藝術價值的美學危機，但在陳年喜的詩歌中，“礦工”身份的出走，其詩歌呈現出另一番的詩學意味：生死在生活中被解構，自然的輪迴在萬物有靈的世界中被消解。

其次，詩人筆下對生死宿命化的展現，在生與死之間，在年邁與年輕之間，在人物的關係間，凸顯出詩人對於人世間愛的表達。陳年喜的詩歌中，同事、家人、愛人、路人的出現，都為詩歌帶來了不同的情感體驗。尤其陳年喜與父親和兒子的三代關係，濃烈的親情之愛注入詩中，對生死的無可奈何伴隨左右，《一把鐮刀》中，詩人將生死之界以鐮刀暗喻，這把父親用舊的、破損的、蒙垢的、清冷的傢什鋒利不已，就如生死一線，劃開生和死的界限，把父與子的界限劃開。《父親》一詩中更將生死夾縫中的父子之愛展現得淋漓盡致：

現在我是真正的孤獨者/無父之人父親/其實很多年前我已經老了/你的離開把我/向老裏又吹送一程

生死的循環，年歲的輪迴，在父子身份中交替出現。《兒子》一詩中，陳年喜作為父親的身份，表達出其對於兒子熱烈的期盼與真摯的愛：

爸爸累了/一步只走三寸/三寸就是一年/兒子用你精準無誤的數學算算/爸爸還能走多遠

兒子你清澈的眼波/看穿文字和數字/看穿金剛變形的伎倆/但還看不清那些人間的實景/我想讓你繞過書本看看人間/又怕你真的看清

正如陳年喜的另一句詩歌所説：“你愛過的江山已經老了，而人羣依舊年輕。”父親走了，但總有人還在當父親，在陳年喜父與子的身份轉換，生死如流水劃過，但愛仍舊在人間。

打工詩歌語言直白、淺顯，在審美體驗上，沒有技巧性的修飾造成打工詩歌的侷限性，但正是因為情感的“敍事性”抒發將詩人樸實無華的感受和盤托出，同時也刻畫出新工人的真實生活現狀，堅強的生命意識使得他們在時代的大海中勇猛漂泊。 ^[1] 

2019年1月，陳年喜的《炸裂志》初版只印了1000冊，出版社計劃賣三五千冊就能保本，但詩集很快脱銷。2020年6月第五次印刷，累計超過到3.5萬冊。 ^[3] 

2019年1月，《炸裂志》由太白文藝出版社首次出版。

陳年喜，陝西丹鳳人，生於1970年，高中學歷。1990年開始寫詩。1999年外出打工，成為十六巷道爆破工，足跡遍及大江南北的礦山。2015年因職業病另謀生路。參加四川衞視《詩歌之王》文化節目錄制，並赴美交流。2016年獲得第一屆桂冠工人詩人獎。 ^[5]  2017年，所主演的紀錄片《我的詩篇》上映。2020年受邀做客中央電視台節目《朗讀者》，確診塵肺病後回到家鄉繼續寫作。2021年入選《南方人物週刊》2021魅力人物“100張中國臉”。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