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犀牛事件

2017年7月17日，金融工作會議召開後的首個工作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發評論員文章《有效防範金融風險》，文中提到：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需要增強憂患意識。既防“黑天鵝”，也防“灰犀牛”，對各類風險苗頭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置若罔聞。這是人民日報首次提到“灰犀牛”概念。 ^[1] 

“灰犀牛”這個詞火了。比如，《人民日報》日前在頭版刊發題為“有效防範金融風險”的評論員文章中寫道：“既防‘黑天鵝’，也防‘灰犀牛’，對各類風險苗頭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置若罔聞。” ^[2] 

2017年3月，新華社就關注到了“灰犀牛”的存在，一篇題為“透視‘逆全球化’表象”的文章中，新華社記者提出，“灰犀牛”比“黑天鵝”更可怕，更值得關注。 ^[3] 

那麼“灰犀牛”一詞從何而來？多年前，一本暢銷書《黑天鵝》讓大家熟知了“黑天鵝”這個詞，如今也是一本書讓大家認識了“灰犀牛”。

古根海姆學者獎獲得者米歇爾·渥克撰寫的《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一書讓“灰犀牛”為世界所知。類似“黑天鵝”比喻小概率而影響巨大的事件，“灰犀牛”則比喻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

灰犀牛體型笨重、反應遲緩，你能看見它在遠處，卻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來，定會讓你猝不及防，直接被撲倒在地。它並不神秘，卻更危險。可以説，“灰犀牛”是一種大概率危機，在社會各個領域不斷上演。很多危機事件，與其説是“黑天鵝”，其實更像是“灰犀牛”，在爆發前已有跡象顯現，但卻被忽視。

新華社記者在文章中列舉了“灰犀牛”的例子，比如觸發本輪全球化逆潮和民粹主義崛起的深層次問題——不平等問題。這一問題由來已久，卻一直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直到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世界經濟特別是發達經濟體復甦持續疲軟，中產和貧民階層生活持續惡化，貧富差距擴大，最終成為觸發一系列“黑天鵝”事件的誘因之一。

當下，中國經濟金融領域也存在“灰犀牛”。中國領導層正是認識到了“灰犀牛”的存在及其危險性，將防風險提升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日前舉行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就提出，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恆主題，要把主動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學防範，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而這無疑是應對金融領域“灰犀牛”的正確姿態。

應對經濟金融領域的“灰犀牛”，中國有思路，更有行動。一方面，中國經濟苦練內功，做好自己的事情。從各項經濟指標看，經濟結構、企業效益不斷改善，人民獲得感和市場信心進一步增強；另一方面，中國堅持對外開放，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的“中國方案”。

沃克在書中提出，應對“灰犀牛”風險，不要浪費已經發生的危機，要真正做到從災難中吸取教訓。從美國次貸危機到歐洲債務危機，可以説，每一次危機背後都隱藏着巨大的“灰犀牛”風險。次貸危機中，美國房地產泡沫、信貸過度膨脹等跡象早已顯現；歐債危機中，歐洲多國債台高築、財赤超標問題也遠非一日之寒。在這些危機中，“灰犀牛”風險被忽視，得不到妥善應對，最終釀成重大危機。

從全球視角看，當前全球化、氣候變化、難民等全球性問題正面臨巨大的“灰犀牛”風險。應對這些風險，各國唯有同舟共濟，攜手前行。 ^[4] 

在每一次、每一組黑天鵝事件的背後，都隱藏着一個巨大的灰犀牛危機。米歇爾·渥克在《灰犀牛》一書中給出了灰犀牛風險（危機）的應對策略：

第一，要承認危機的存在。

第二，要定義灰犀牛風險的性質。

第三，不要靜止不動，也就是不要在衝擊面前僵在原地。

第四，不要浪費已經發生的危機，要真正做到從災難中吸取教訓。

第五，要站在順風處，眼睛緊緊盯住遠方，準確預測遠處看似遙遠的風險，摒除猶疑心態，優化決策和行動過程。

第六，成為發現灰犀牛風險的人，就能成為控制灰犀牛風險的人。

具體到中國市場，劉勝軍建議，在“灰犀牛”日益臨近的情況下投資者應當保持謹慎，儘量保持手中的流動性，不要急於做房地產市場的“接盤俠”，且要遠離負債累累的大型公司和銀行股。

第一，樹立堅定的風險意識，保持充足的流動性，資產組合保持合理的分散化。

第二，踏足房地產大牛市的朋友們，這麼多年的心理煎熬都挺過來了，再繼續堅持幾年吧，千萬別在泡沫破滅前衝進去當“接盤俠”。 ^[5] 

早在1996年，面對經濟的疲軟態勢，朱鎔基總理提出“住房建設可以成為新的國民經濟增長點和新的消費熱點”；1998年7月國務院頒佈《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宣佈從當年下半年起取消房屋實物分配，1998年也被稱為中國房地產元年，此後房地產業發展勢頭強勁，併成為我國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2000年至今，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漲了兩倍，其中2015年住宅商品房價格是2000年的3.32倍，辦公樓商品房是2000年的2.72倍，商業營業用商品房是2000年的2.93倍。2016年以前，一線城市的漲勢已極為明顯，2015年6月起，一線城市的房價開始了極為陡峭的增長，不僅增速遠高於二三線城市，甚至也遠高於一線城市歷史漲幅。2016年，除一線城市帶動房價大漲外，二線城市如合肥、南京、蘇州、廈門的房價也開始暴漲，故有了“四小龍”之説，一線城市全年同比上漲幅度高達30%左右，二線城市下半年同比漲幅在15%上下。此後隨着政府出台各項限購限貸政策，一二線樓市有所降温，但三四線城市房地產火熱，一轉負增長的頹勢，達到6%上下的增幅。 ^[1] 

高槓杆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企業高槓杆、地方政府高槓杆和住户部門高槓杆。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主任張曉晶撰文稱，過去二十年中國實體經濟部門一直處於加槓桿的狀態，2016年實體部門槓桿率高達227%，2015年我國實體部門的利息支出是GDP增量的2倍，2016年這一數字為1.4倍，也就是説我國的經濟增量都用於償還利息而且還有缺口。

由於中國地方政府過去長期利用地方融資平台融資，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負擔較重，2016年包含融資平台債務的政府債務負擔佔GDP比重為55.6%。非金融企業債務中，有70%是國企和地方融資平台債務，而國企包含了大量過剩產能部門，如鋼鐵、有色、煤炭、基礎化工等。2016年底，我國住户部門槓桿率已達44.85%，以2016年年末GDP為基數，則2017年二季度住户部門槓桿率已達到49.93%，但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居民槓桿水平還相對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