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審判

1956年4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34次會議通過《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同日，國家主席毛澤東簽署命令公佈。這個決定是中國司法機關處理日本戰犯的主要法律依據，它規定的主要原則有：①對於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現較好的日本戰爭犯罪分子，可以從寬處理，免予起訴。對於罪行嚴重的日本戰爭犯罪分子，按照各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在關押期間的表現分別從寬處刑。在日本投降後又在中國領土內犯有其他罪行的日本戰爭犯罪分子，對於他們所犯的罪行，合併論處。②對於日本戰爭犯罪分子的審判，由最高人民法院組織特別軍事法庭進行。③特別軍事法庭使用的語言和文件，應該用被告人所瞭解的語言文字進行翻譯。④被告人可以自行辯護，或者聘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機關登記的律師為其辯護。特別軍事法庭認為有必要的時候，也可以指定辯護人為其辯護。⑤特別軍事法庭的判決是終審判決。⑥處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間如果表現良好，可以提前釋放。在通過上述決定的同一天，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賈潛為庭長，袁光、朱耀堂為副庭長，王許生、牛步東、徐有聲、郝紹安、殷建中、張劍、張向前、楊顯之為審判員，組成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1956年6月9～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瀋陽對前日本陸軍第117師中將師長鈴木啓久、第59師中將師長藤田茂等8名日本戰犯，以侵華戰爭罪、違反戰爭法罪和違反人道罪進行公開審判。庭審調查證實，鈴木啓久等8名戰犯積極參與了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實行了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他們有的命令部下殘殺和集體屠殺和平居民，殺害戰俘，製造多起嚴重的大慘案；有的命令部下掠奪和平居民的糧食和財產；有的命令部下把中國人當作訓練刺殺的“活人靶”，對士兵進行“試膽鍛鍊”；有的把中國人當作戰場上的“掃雷工具”；有的命令部下施放毒氣和準備並進行細菌戰等。他們肆意踐踏國際法準則，對中國人民犯下了駭人聽聞的罪行。鈴木啓久供認，並經被害人證實，1942年10月，他在河北灤縣潘家峪戴莊一次就殺害和平居民1280餘人，燒燬民房1000餘間。船木健次郎供認，1941年9月，他在河北宛平縣杜家莊命令部隊施放毒氣，使和平居民400餘人中毒。特別軍事法庭認定8名被告人犯有侵華戰爭罪、違反戰爭法和違反人道罪，並根據他們不同的犯罪事實，判處鈴木啓久有期徒刑20年，判處其餘7名戰犯有期徒刑13～18年。7月1～20日，對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次長古海忠之等28名戰犯以組織和操縱偽滿傀儡政權罪、侵略中國罪進行公開審判。這些戰犯都曾在偽滿洲國擔任過各種重要軍政職務，特別軍事法庭認為他們分別犯有積極執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操縱或參與偽滿洲國傀儡政府，僭奪中國國家主權，違反國際法準則和人道原則等罪行。7月20日，法庭分別判處各被告人有期徒刑12～20年。其中，判處武部六藏有期徒刑20年，判處古海忠之有期徒刑18年。瀋陽審判遵循國際法的原則，貫徹了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完全保證被告人在訴訟中的合法權利，充分體現人道精神。這是一次反對侵略戰爭、伸張人類正義、保衞世界和平、維護中日友好的司法審判。

發佈者：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