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電影

1896年 8月在墨爾本的歌劇院首次放映了英國人R.W.保羅攝製的關於倫敦威斯敏斯特橋的紀錄短片。同時，法國盧米埃爾兄弟派出的攝影師在墨爾本拍攝了一部紀錄片，反映盛大的墨爾本盃賽馬活動。這部影片在墨爾本和悉尼上映達 3個月之久，是外國人在澳大利亞拍攝的最早的一部影片。20世紀初，英國人類學家C.斯潘塞來澳拍攝了關於土著居民的風俗習尚的紀錄片，開創了以研究土著居民文化生活為目的的人類學紀錄片之先河，救世軍也在這個時候開始拍攝宣傳宗教的短故事片，如《早期的基督教殉難者》（1899）。第一部澳大利亞人攝製的影片《凱利幫的故事》是1906年上映的，它標誌着澳大利亞電影的誕生。影片是由C.泰特攝製的，內容描寫俠盜凱利兄弟和警察之間的鬥爭故事。這顯然是受到當時美國暢銷影片《火車大劫案》（1903）的影響。《凱利幫的故事》放映時間為66分鐘，並用演員在銀幕後配音，這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部長故事片。這部影片的暢銷導致了這種類似美國西部片電影的泛濫。當時沒有隨波逐流的導演只有R.朗福特他出身演員，自當上導演以後，一貫注意影片的質量，作品具有現實主義風格。他拍攝的《邦蒂號的叛變》（1915）、《我們的選擇》（1919）和《多愁善感的傢伙》（1920）都得到了較高的評價。特別是後者，成功地塑造了澳大利亞人的性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英國的影片開始進入澳大利亞，與新生的澳大利亞電影展開競爭。從20年代起，廉價的英美影片逐步侵佔了澳大利亞電影市場。澳大利亞的民族電影因成本高、題材貧乏等問題，陷於一蹶不振的境地，很多電影工作者被迫放棄故事片的拍攝，轉向新聞紀錄片。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50～60年代，以美國影片獨霸澳大利亞銀幕而達到極點。在這段時期內，只有少數幾位導演在為繁榮本國電影而辛勤地進行創作。他們中影響較大的是G.E.喬維爾。從1925年的《蒙比的蠢蟲》一片開始，到他1959年死於貧困為止，喬維爾攝製了許多真正澳大利亞題材的影片，如反映澳大利亞軍隊在第一、二次大戰期間英勇作戰的《四萬騎兵》（1941）和《託勃魯克人的老鼠》（1948）等。他最後一部重要作品是《傑達》（1955），由於他在影片中處理種族問題不當，這部影片遭到失敗。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由於新聞宣傳的需要，澳大利亞的新聞紀錄片有長足的進步，同時也吸收和培養了很多電影工作者。這時，在悉尼大學學過人類學的I.鄧洛普進入了電影界。從1957年開始，他多次進入澳大利亞西部的沙漠，拍攝了不少關於土著居民生活的紀錄片，逐步成為澳大利亞人類學電影的權威人士。

從70年代開始，由於政府的重視和鼓勵（如建立電影委員會，對影片進行資助，開辦電影、電視學校，創辦電影資料館等），民族意識的進一步覺醒，澳大利亞電影進入了復興時期。這首先表現在長故事片產量的穩步上升。澳大利亞1969年只發行了5部國產片，而到1971年則上升為11部。整個70年代，平均每年發行15.2部國產片，之後這個數字又有所上升。其次，電影創作人員和技術人員隊伍不斷擴大並日趨成熟，特別是一批中青年編導人員在70年代初陸續走上影壇，促進了國產影片的發展。這些新生力量中有：T.伯斯塔爾、P.韋爾、B.貝雷斯福德、J.杜伊甘、D.克龍比、F.謝皮西、戴維威廉森、艾戈爾?奧津斯、G.阿姆斯特朗等。這批編導的大部分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是澳大利亞的，例如，由P.韋爾導演的《懸崖上的野餐》（1975）和《加利波利》（1981）；由B.貝雷斯福德導演的《獲得智慧》（1977）和《馴馬手》（1980）；由G.米勒導演的《從雪河來的人》（1981）等影片，都是新生的澳大利亞民族電影中的佼佼者。這些影片的內容雖然取材於歷史，不直接反映現實，但卻往往能引起觀眾對今天社會問題的聯想和思考。有些影片的內容層次較多、涉及面較廣，耐人尋味。這些影片一般來講構圖講究，光和色彩的運用恰到好處；鏡頭流暢，善於利用大自然的景色作背景。隨着國產片的發展，在澳大利亞銀幕上也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本國電影明星：梅爾吉布森、約翰哈格里夫斯、傑克湯浦森、布賴恩、布朗、海倫莫斯等。

80年代以來的澳大利亞影片在發揮上述特點的同時，還在某些方面有新的突破。這首先表現在內容已不僅限於歷史，也採用了現實題材，如反映吸毒問題的故事片《冬天的夢》（1981）等。更重要的是反映土著居民的影片再度出現。它們已從早期的紀錄片發展到以故事片形式來反映他們的生活和問題，一般都有較強的感染力。如約翰?霍尼的《曼加妮妮》（1980）和艾戈爾?奧津斯的《我們的偏僻地區》（1982）。80年代，澳大利亞電影的復興處於開始階段，這首先是因為在澳大利亞影壇上，國產片還處於少數地位，外國影片仍佔絕對優勢，其中主要是美國片，一般每年進口 200部左右；另據澳大利亞發行商協會的統計，1963～1981年，在澳大利亞公演的100部最暢銷的影片中，國產片只佔8部。其次，上述有特色的影片在整個國產影片的產量中也只佔少數。毫無特色的平庸之作、充斥着性的內容的影片，還大量存在。就是一些較好的作品中，間或也出現色情鏡頭。

澳大利亞年產影片約20部，有影院900餘座（包括汽車電影場），年觀眾3500萬人次，票房收入1億美元。聯邦政府設有電影委員會，主要職責是出資援助編寫電影劇本和攝製影片，管理澳大利亞婦女電影基金、澳大利亞製片公司，和國家圖書館一起負責維護電影資料。聯邦政府還設有電影電視學校、新南威爾斯電影公司、電影檢查委員會和屬於國家圖書館組成部分的電影資料館。電影檢查委員會負責對在影院公開上映的國產片和進口片檢查，其重點除了政治問題外，還包括性與暴力。

澳大利亞電影界的羣眾組織很多，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澳大利亞電影學會。它除了設置電影資料館、研究中心和出版刊物以外，每年還舉辦澳大利亞電影獎活動，這是每年舉辦的六、七個電影獎中最重要的一個。澳大利亞每年約舉辦10餘個電影節，其中較有影響的是：已舉辦過40餘次的悉尼國際電影節和已舉辦過30餘屆的墨爾本國際電影節。

自19世紀末期人類發明了電影這門技術起，澳大利亞人就緊緊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將全部熱情投入到這一全新的媒體中，澳大利亞電影業也進入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很快，澳大利亞電影工業就成為世界上最強盛和最多產的國營電影業之一。

1905年澳大利亞出品了世界上第一部故事長片：《凱利幫的故事》。享譽全球的澳籍導演Charles Chauvel，Ken Hall 和Raymond Longford是默片時代電影領域的先鋒。他們攝製了包括《多情小子》（Sentimental Bloke），《終生監禁》（For the Term of his Natural Life）等電影經典作品。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美兩國的電影業通過垂直一體化系統（即電影廠擁有發行和放映連鎖公司）以及大批量預定電影院等運營方式在國際電影業上佔據了主導地位，致使澳大利亞本土製作難以獲得放映的機會。

隨着錄音技術的發明世界上出現了第一部“説話”電影。Cinesound公司（僱傭了Ken Hall和Charles Chauvel）在新聞影片和故事片領域很快就起了主導作用。在早期有聲時代製作的大部分電影如Ken Hall的《父親和戴維》（Dad and Dave）和《馬修的兒子》（Sons of Matthew）均是涉及這個年輕的國家的殖民背景的。

此外，澳大利亞也出現了一些形式獨特的與國外合作製作的電影如Ealing電影廠的《累贅》（Shiralee）和《夕陽西下》（The Sundowner）。然而，本土的電影業正在呈下坡狀態。為制止滑坡現象，澳大利亞政府設立了聯邦電影組織以便當地的電影製作人獲得更多的製作經驗。聯邦電影組織主要是鼓勵紀錄片的製作，但這也只不過是一種經驗。

1956年，當電視開始滲透每個角落時，電影業人士覺得電影業可能事實上會受這種新的媒體的威脅。結果卻是，由於澳大利亞政府要求電視廣告必須加入澳大利亞元素，使本土的電影製作人獲得更多的實踐經驗，同時也使電影業受益。也就是説，所有在澳大利亞播映的廣告必須由澳大利亞人在澳大利亞本土製作。

電視出現在澳大利亞後，觀眾依然持續湧向電影院。然而本土電影業卻受到一個保守、崇尚沉悶的藝術的政府和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損害。由於這個原因，1951年至1966年間，澳大利亞竟然沒有製作過一部故事片。除此之外，在六十年代後期製作的電影主要都是合製片，和直接由外國人（多數是由英格蘭人Michael Powell）導演的。

1960年代，在保守的Menzies政府領導下的澳大利亞電影的前景看起來很黯淡。幸運的是，他崇尚沉悶藝術的政權被Gorton政府取而代之。

Gorton政府意識到，通過藝術這條可行之路，澳大利亞這個年輕的國家可以被國內外認知並由助於顯示其獨特的身份。Gorton政府設立了一個實驗電影基金（EFF），其目的是培養國內有創造性的人才。通過這個項目發掘的優秀電影製作人將會被邀請就入國家電影學校學習。這是澳大利亞電影業復甦的開始。

就在電影學校成立前，Gorton政府也被Gough Whitlam政府取而代之。幸運的是，Whitlam 似乎比Gorton更支持藝術的發展。Whitlam政府向電影業投下大量資金，設立了計劃中的澳大利亞電影、電視和廣播學校。而且，還設立了AFDC，一個聯邦電影基金組織，以刺激本土的電影製作。

同時，澳大利亞電影製作人中充滿熱情的一代從國際電影節（如當時新成立的康城電影節）以及從一系列具爭議性而當局又允許放映的本土和外國R級電影（一定年齡以下的少兒除有家長和監護人陪同外不得觀看的電影）中獲得巨大的靈感。在R級電影分級制發明和有電影節之前，澳大利亞人只能觀看到美國和英國的文化產品。

1970年代湧現了新一浪的澳大利亞電影製作人開始了新一輪的合作製片，而澳大利亞電影、電視和廣播學校也為這個國家的電影業奠下新的基礎。諸如Peter Weir，George Miller，Bruce Bersford，Fred Schepisi 和Gillian Armstrong等人終於有機會可以製作在本土和海外既獲得支持又受尊敬的影片。

在這個時期主要有兩種類型的影片。第一種是被電影學者稱為澳大利亞電影委員會派、靈感來自歐洲的藝術電影。此類電影通常基於文學作品，故事節奏緩慢，角色研究深刻。Weir的《懸崖上的野餐》（1975）和Armstrong的《我的璀璨生涯》（1979）就是這種流派的縮影。第二種類型的電影被廣泛稱為推銷型或利用色情型。此類影片被稱為具有商業傾向的作品。Miller的《瘋狂的麥克斯》，以及Beresford的《瘋狂派對》和Tim Burstall 的《阿爾文紫色》均屬於這種影片，它們成功地使澳大利亞的電影再次受到公眾的賞識和認可。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意識到澳大利亞影片的商業潛力後，在1980年代初設立了一套稱為10BA税收優惠的税收刺激體制。10BA鼓勵私人投資者資助本土電影，向投資者就其投資額提供百分之一百五十的退税。這套體系深受歡迎，從而也使在1980年代製作的電影比任何一個十年期在澳大利亞製作都要多。很不幸的是，商業界某些人濫用了這套體制，他們的所作的投資純粹是為了退税。這意味着那些對電影製作一竅不通的會計、律師和其他投資者搖身一變成為電影製作人。由於這個原因，澳大利亞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一些上座率很差的爛片。

隨着1980年代的爆發期和另一個電影基金組織FFC在1988年的成立，澳大利亞的電影業獲得另一次重生。新浪潮帶來了天才導演Jane Campion，P. J. Hogan， Jocelyn Moorehouse，Bax Luhrmann和Geoffrey Wright等。這些電影製作人均是電影學校的畢業生（主要畢業於AFTRS或維多利亞州的Swinburne 電影學校。）他們製作了一系列具有個人風格、詳細而精確和“奇特”色彩的電影，如《舞出愛火花》（1992），《無法無天》（1992），《穆麗爾的婚禮》（1994），《鋼琴別戀》 （1993）《沙漠妖姬》（1994）和《閃亮的風采》。這些電影在本土和國外都有很好的票房，使這一時期成為澳大利亞電影史上最成功的時期。

本土電影製作的繁榮使澳大利亞電影越來越受到國際的關注。很多傑出的電影導演和演員也從此走向國際影壇，活躍在好萊塢的大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