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商

晉城市古稱建興、建州、澤州及澤州府。古代澤州地區（今晉城）將商人分為黑行商人和白行商人，黑行商人是從事煤炭和鐵業生產的商人，白行是除黑行以外從事商品生產和金融貿易服務的商人。白行商人又分為坐商和行商，坐商是在本地從事商品生產和金融貿易服務的商人，行商是走出本地從事生產和商品金融經營服務的商人。俗話説：“黑行興，百業興。”黑行的盛衰是澤州商品經濟和商人形成發展的重要基礎。作為晉商主要組成部分的澤州商人，主要指的是行商。從社會實際看，興盛數百年的商業家族，無不與行商有關。古澤州地處太行王屋兩山之間，植被茂密，雨量充沛，動植物眾多，礦藏豐富，開發較早。豐富的自然資源，悠久的開發歷史，為澤州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明清至民國以行商為主體的澤州府商人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3] 

在礦藏資源方面，對澤州商品經濟發展影響比較大的種類有三。一是鐵礦。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澤州就是全國最主要的產鐵中心之一。成書於戰國的《山海經》載，“虎尾山陰有鐵礦。”虎尾山，就是今天晉城市郊區太陽鎮的一座小山。古代，澤州府大陽鎮一帶，漫山遍野，地上地下，到處都是鐵礦。從春秋戰國直至清末，那裏的先民以采地上明礦冶鐵為主，清末才開始鑿井採礦。春秋戰國時使用的鼓索送風冶鐵技術，一直應用到民國時期。西漢時，那裏生產的陽阿劍獨步於時。不獨大陽，澤州府所屬五縣，鐵礦資源都很豐富。據《隋書·百官志》記載，北齊時，建州屬陽城縣固隆鄉白澗村設有冶鐵局，為北齊七大冶鐵局之一。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澤州高平郡冶鐵課税30萬兩。（《澤州府冶·賦税》）元時，澤州司侯司屬高平縣王降村設有專門管理鐵業生產的益國鐵冶。（《元史·食貨志》）“益國鐵冶在高平北十里王降村，元大德間於澤州司侯司高平置鐵都提舉司益國冶，管勾一員，副管勾一員，司吏二名，至正間廢。明洪武間，徙冶高平北二十里。永樂中，奉工部勘合，為爐冶事革罷。”（清順治十五年《高平縣誌·古蹟》）豐富的鐵礦資源，發達的冶煉技術，促進了生產生活用鐵器的生產，促進了鐵製兵器的生產，促進了鐵業生產的發展。

二是煤炭。澤州先民使用煤炭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當時，先民們主要是使用露頭煤冶鐵。最遲至唐代，澤州先民已可於地下采煤。北宋時期，澤州高平郡煤炭廣泛使用於民間。“李昭遘知澤州，澤州陽城縣冶鑄鐵錢，民冒山險輸礦炭，常苦其役，為奏，罷鑄錢。”（《澤州府志·人物》）陳堯佐為河東轉運使，“以澤州府地寒，民仰石炭為生，奏除其税。”（《澤州府志·人物》）由於品質優良，當時的都城汴梁廣泛使用澤州煤炭，遂使澤州煤炭日輸中州不斷。煤炭的開採使用，除本身的發展外，還促進了鐵業、硫磺等相關產業的發展。

三是硫磺。澤州府屬各縣，鳳台、陽城、陵川具有豐富的磺礦資源，品質和儲量，以陽城為最。由於有硫磺做原料，早在唐代，陽城就是我國煉丹的主要地區之一。李白在《王屋山與孟大融》詩中寫道：“所期就金液，飛步登雲車。”王屋山即在陽城南部，詩中的金液即指硫磺，王屋山中的天壇山，向來為神仙道士嚮往的天堂。北宋以後，硫磺是火工的主要原料，硫磺的生產與銷售，受到歷代政府的嚴格控制，商民根據政府的公文開採冶煉，並將硫磺送到政府指定的地點。當地居民為了生活，有的將硫磺走私到與之相鄰的河南等地。硫磺還是重要的醫藥用物質。此外，銅礦、鋁礬土、銀礦、錫礦等，對澤州商品經濟的發展，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以鋁礬土為主要原料的陽城喬氏琉璃，從元至民國生產不斷，行銷大半個中國，北京故宮的屋脊上，都有喬氏工匠生產的琉璃構件。他們生產的孔雀蘭琉璃構件，其生產工藝已經絕傳。 ^[3] 

在動植物資源方面，對澤州商品經濟發展影響比較大的有三。

一是桑蠶。古澤州地區是我國最早栽桑養蠶的地區之一。據民間傳説，黃帝的妃子螺祖在澤州陽城縣的桑林最早發現野生桑蠶，並進行人工栽培養殖，繅絲織布，穿線縫衣，死後，被人尊稱為紡織神。唐宋以後，反映澤州蠶桑的詩文不絕於史。清末民初，澤州府民間還栽種土桑，飼養土蠶，所抽的絲為黃絲。所繅黃絲，除鳳台、高平織綢外銷外，陽城、陵川、沁水則直接運到陝西西安和河南洛陽等地出售。從山東海邊開始的絲綢之路，經澤州府通往陝西、甘肅、西域，最終到達中亞、歐洲。

二是苧麻。苧麻又叫線麻。澤州府“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捐價值，貿易白銀，以供官賦。”（元郝經《罪言書》）由此可見，元時，澤州司侯司是麻布的主要產區，麻布的生產銷售，在澤州經濟生活中，佔有一定的地位。澤州陵川縣麻繩，斷爛從外向內，尤為船家所愛，陵川人遂將自己的麻繩鋪，從陵川開至沿海沿江的主要商埠。

三是藥材。澤州向為藥材的傳統產區，境內山大溝深，草茂林盛，藥材種類多品質好，遠銷河南、河北等地。與植物相伴生的馬、牛、羊、虎、豹、蛇等動物資源，或皮，或毛，或肉，或藥，都為澤州商品經濟的發展，增添了一定的基礎。 ^[3] 

豐富的自然資源為澤州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但要使自然資源變成現實的商品，並帶動澤州商人走出澤州，還得有其它條件相配合。這些條件，主要有三。一是支移開中。北宋立國後，古澤州地區是國都汴京的北部屏障，太原以北就是邊關，北宋與契丹、西夏的長期對峙，邊關需要駐防大量軍隊，需要儲存大最軍需物資。為了保證邊關的需要，中央政府命令澤州所轄各縣，將所需交納的税賦，折實後送往邊關，名為支移。程顥，字伯淳，北宋理學家，治平四年（1067）任澤州晉城令。“歲有近粟，例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民以為苦，顥擇富而任者，預使貯粟於所以待，費大省。”（《澤州府志·宦跡》）程顥所擇的富而任者，實際上就是當時的商人。這些商人糧賤時在邊關購買糧食，或於其它地方購買糧食運往邊關，並在那裏儲藏起來，等到州府需要交納時，再賣給各縣的官吏，或代其交納。金代政府繼承了宋代政府支移的政策。陵川龍巖寺是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寺現存的金大定十八年（1178）《重修龍巖寺碑記》載，該村村民支移，正值金國與西夏交戰，村民得佛主保佑，脱離險境，回村後重建佛寺。宋金的支移政策到了明代，發展為開中制度，商民於邊關納糧等軍需物資後，政府付給他們一定的鹽引，讓其在指定的區域銷售。在澤州府與所轄各縣兩級明清兩代的地方誌書中，匠價銀的記載不絕於史。

三是澤州旱碼頭的確立。元朝統一中國後，全國大市場得以建立。元帝國的建立，溝通了江南與漠北的商品聯繫，重啓了東海與中亞歐洲的絲綢之路。山西澤州府東連山東，西達長安，與縱貫太行以東、太嶽以西的兩條南北大道形成雙十字座。從山西澤州府縱貫南北，又是中原腹地至漠北的捷徑。馬幫不北上，駝幫不南下，外地客商到了澤州府，都要在這裏轉換交通工具，古澤州府城及其商道上的商鎮如沁水、陽城等，遂成為南來北往客商所攜商品的集散地，澤州府從事商品貿易的商人，也就順着這些商道，走向異方。這次晉商史料徵編，我們徵集到三篇反映駝馬幫情況的史料，一篇是《先人馬幫憶事》，一篇是《民國時期的晉城駝行》，還有一篇是《沁水駝馬幫》。這三篇史料，都是作者採訪當地八九十歲的老人整理而成的，基本反映了明清至民國澤州府與外界商品交換的繁榮景況。 ^[3] 

“民國時期，在高莊、趙位一帶的村民中，流傳着這樣一句話：‘要是立了冬，肉裏生了蟲；要是立了夏，米糠漲了價。’現在人們一聽此言，多數一時不明其意，説白了，實際是反映駝行生意與當地居民的生活關係的。當時，澤州府鳳台城內的農民除了種地之外，大多數要靠給駝行綁馱賺錢謀生。一到立冬，駝行就進入最繁忙的季節，當地農民紛紛到駝幫幫工，掙錢補貼生活，家裏的生活條件得以改善，肉多得就生了蟲。一到立夏，青黃不接，糧食漲價，再加上駝幫進入一年最淡的季節，當地農民失去了掙錢的門路，糧食顯得越發奇貴。每當秋冬，以祁地、太谷人資本為主，大批從內蒙、晉北一帶出發的駝幫，滿載着口外出產的皮毛、藥材，絡繹不絕而來，在鳳台城外大小東關、七嶺店一帶落腳卸貨，補充草料飲水，又滿載着南方上來的茶葉、絲綢和當地出產的土布、瓷器、鐵貨等物迤邐北返。每當薄暮日落，‘叮噹叮噹’的駝鈴聲聲不斷，一隊隊的駝幫湧入駝行。這時，駝行裏汽燈點得錚亮，趕駱駝的西北人把牲口依次趕入指定位置，讓駱駝卧下，由當地的幫工把馱解開抬下，放入預定的貨位，讓貨主認領。然後，西北人把駱駝趕入駝棚，或飼餵，或治病，或釘掌。” ^[3] 

以上這段文字，出自李方華先生的《民國時期的晉城駝行》。透過這段文字，我們對明清至民國澤州城作為商路旱碼頭的具體情況，當可窺其一斑。處於溝通東西南北商路的重要區位，又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傳統的手工技術所生產的產品，澤州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澤商的崛起，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3] 

二

通過對徵編的晉商史料的分析，明清至民國時期的澤州府商人，主要由三部分構成。 ^[3] 

一是支移開中制度形成的商人。宋金時期的支移，前文已有述及。商人將糧食等物資送到邊關後，政府拿什麼給商人酬資？這是一個歷史的謎團，晉商史料工作要取得大的進展，對這個問題必須給以儘可能的回答。陳安石，字子堅，河陽人，北宋時任河東都轉運使。當時，澤州府一帶私鹽興盛，為了扼制私鹽販運，“出鹽付民而俾之券，使隧所得貿易，鬻畢而券歸，私販為減。”（《澤州府志·宦跡》）也就是説，政府將食鹽專賣的證券頒佈給商人，任其在指定區域銷售，賣完後，商人再將食鹽銷售的憑券交還給政府，以此來補償“貯粟於所以待”的“富而任者”，為明開中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實踐的基礎。政府授權下的食鹽銷售外，北宋時，澤州私鹽的販運也很興盛。院人是北宋時期的宮廷畫師，盤山是澤州天井關通往中州的必經之路。明人劉績在觀看宋院人畫盤山圖後，對太行山道的商人情況進行了描摹。“大車盤盤牽不住，小車碌碌推還去。上孤下孤日千回，不離太行山側路。吳鹽蜀米寒滿箱，鳥犍耳濕筋力強。商人重貨不畏虎，飯牛夜夜宿車傍。妻孥不須念行旅，橐中有金皆樂土。星餐露櫛逐隊行，但願利多無所苦。道傍往來多折軸，誰人肯戒前車覆？”（《澤州府志·藝文》）巨大的利益，誘使商人不避虎狼，夜宿道旁，星夜兼程。明清兩代，山西與陝西、甘肅為協餉區，山西澤州府商人或納糧於邊取得鹽引，或攜資貿易隨軍協餉，由此造成澤州府商人在西北陝甘和東南沿海做生意的特別多。張子仁，字體靜，明澤州府陽城縣郭峪鎮人，生於弘治十二年（1499）五月十三日，卒於嘉靖四十四年（1566）九月十二日。去世時，與子張純言：“男兒於天下事，直宜勇猛擔當，利害惟命。嘉靖二十九年（1551），地承上司文，令裏甲買馬入邊，一時鬨然，謂身家破敗系是。人欺我弱，勒我應命，我周旋應役，卒辨事。使當時退縮央覓，不知費當幾何!”（《金石文獻·郭峪張家金石資料》）清初大小金川戰役時，澤州府商人王璇、牛元善、成莊四十八套院的主人王泰來等，都曾隨軍協餉。買馬入邊、貿易協餉的結果，造成了兩個結果。一方面，澤州府商人的足跡遠達陝甘川，西安、蘭州等地成為澤州府商人的主要活動區域，有的祖祖輩輩在那裏行商做買賣，許多人最終落腳在那裏，至死都沒有回到澤州府。由於條件所限，在西北的商人，生意真正做大的不多，這次徵編，在西北一代做生意的山西澤州府商人的史料很少。另一方面，澤州府商人由此取得了從四川、湖北行銷茶葉和從蘆淮鹽場行銷食鹽的專賣權。王自振，字鴻宇，大箕楸木窊人。他“才氣奇邁，壯走鄴郡，營鹽筴。會懷慶寇攘，民多流亡，責課閭左，至兩丁辦一引，公私不支，自振力請歸商，民蘇，而商亦裕矣。”懷慶府，就是太行山腳下的今焦作一帶，向食解鹽。明末，李自成義軍遮斷了解州至懷慶的鹽道，政府要居民兩丁一引，自己解決食鹽問題，百姓犯難，在今洛陽一帶做鹽務的王自振，向銷淮鹽，挺身而出，代民解困，亦將自己的鹽務，做到了懷慶一帶。衞正身，字肖菴，澤州府鳳台縣大箕里人，“因鹺務寄居滄州，素抱忠義。國朝定鼎初，命大臣安撫來滄，有訛傳屠城者，逃匿甚眾，正身不避鈇鉞，挺身謁天使，復曲諭百姓，一郡貼然。”（《澤州府志·人物補遺》）明末清初，滄州是蘆鹽鹽運司署所在地，為巨邑。這次晉商史料徵編，除輯得一些文獻外，其餘衞家資料無點滴，僅從以上資料，我們對衞家商賈的氣勢，當知一二。大箕裏的王家和衞家相距不遠，且為通家世好，一營蘆鹽，一營淮鹽，他們的居所，就位於清化大道之旁。蘆淮食鹽的引岸，主要在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區，引岸具有繼承權，由此造就了具有數百年曆史的澤州商人，其主要生意，大多在東南沿海。 ^[3] 

二是攜貨貿易形成的商人。是指依靠攜帶澤州傳統商品走出澤州與澤州府，並以經銷澤州商品為主要業務的商人。在長期經濟活動中，澤州商人打造了許多傳統名優產品，如大陽鋼針、晉城皮金、晉城玻璃器皿、陽城犁鏡、橫勝山犁鏡、侍郎崗鏵、禮義鑼鍋、鐵釘、鐵絲網、澤州頭帕、陽城天地罐、澤州紅果、陽城沁水的黃絲、晉城、陽城、陵川的硫磺等，這些產品，深受各地人民喜愛。澤州有些名商大賈，起初都是一般的農民，或本地的中小商人，為了謀生，或擴大自己的經營業務，攜帶本地生產的傳統產品，出外闖蕩。他們的經營業務，主要是經銷澤州的傳統名優產品，與家鄉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如明代經營鐵貨起家的陽城商人李思孝、經營鐵貨起家的高平趙家老南院的發財老爹、清中葉發家的鳳台陟椒劉家等。他們行商的首選地，一般是與太行山相鄰的河南河內地區，也有的向陝西一帶發展。到了河南後，或西上至湖北的襄陽、漢口，或西南至四川等省區，或向東向南至山東、安徽、江西、江蘇、浙江、廣東，也有的通過運河，向北至河北、北京發展。其中，尤以向東向南發展的最多，成就也最大，具有三四百年曆史的商家，其主要生意，大多在東南沿海一帶。這些商人經過一段長時期的經營，除繼續經營澤州的傳統產品外，也經銷當地或其它地方的產品。有的商人，如趙家老南院、侯大升老店、藴泰號商號等，還利用當地的經濟資源和生產技術，從事商品生產。侯大升老店生產的香醋、藴泰號生產的白酒，都成為當地名優產品。清初興起的皮金字號，皮金的加工生產全在澤州府鳳台，在外地設莊銷售。這種經營方式，在澤州商人中是很少見的。 ^[3] 

三是隻身或攜貲外出形成的商人。明清兩代，澤州府在外的商人特別多，有些地區，如陽城的潤城三莊、鳳台的尹寨河、高平的石末等，成年男子，大部分都在外做生意。這些外出經商的人員，一般都是本地的貧苦農民，在很小的時侯，就隨本地在外做生意的人，到他們開設的商號做相公當學徒，學徒期滿後，大部分成了夥計，做得好的還可能成為管賬。有的學徒還成了掌櫃，如民國年間趙家老南院的掌櫃姬如海。有個別商人，機會好的話，還可成為東家，如民國年間安徽穎州府藴泰號的創辦人霍藴年。攜資外出經商的人一般是官宦的親戚朋友，他們隨着有權勢的官僚外出，在官僚的庇護下，大部分做着錢莊之類的生意。 ^[3] 

清中葉後，與晉中商人相比，澤州府商人的發展勢頭有所減弱，除了由於澤州府商人沒有適時應變，拓展最具活力的票號業務外，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澤州府商人的落地生根。尹寨河環山堂是一個擁有200多年曆史的商業世家，從成都至漢口長江兩岸的主要商埠都有它的生意字號。清末民國年間，環山堂的主人無力掌控自己的商務，許多生意字號紛紛獨立，不再認其為東家。有些澤州府商人，隨着自己的商號，乾脆落藉到所在地。抗日戰爭開始後，由於政局的動盪，澤州商人在外的生意普遍受到影響。1945年，晉城市全境，也就是古代所稱的澤州及澤州府，獲得解放。隨着社會環境的改變，在外的澤州商人，或落籍所在地，或返鄉參加農業生產。建國後，隨着“一化三改”的推進，澤商與全國人民一道，進入了計劃經濟時代。 ^[3] 

三

澤商在明清兩代長盛不衰，並造就了一大批存續達幾百年的鉅商大賈，除了以上條件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條件，就是澤商在長期經商實踐中形成的商業文化。 ^[3] 

在明清兩代的商人集團中，晉商和徽商是兩個重要的商人集團。支撐晉商的文化是關公文化，支撐徽商的文化是宋明理學。澤州商人是晉商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要歸依晉商文化，歸依關公文化，以求得晉商集團的庇護。此外，澤州商人還吸收宋明理學的有益成份，形成了關公文化與宋明理學相結合的，具有獨自特色的商人文化。這也就是澤州商人把自己看作是儒商的原因。中國古代是一個農業社會，商人的社會地位比較低。宋以後，隨着商人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商人與士農工一樣取得了四民的地位，商人家族的地位有所提高。李俊民是金代澤州陵川縣的著名狀元，他的兒子和侄兒都在洛陽一帶行商，並因行商有成，受政府招募做税官。明清兩代，山西澤州府許多鉅商大賈都與當地的官宦世家結為秦晉之好，百年之後都有朝廷大臣為他們撰寫志表。王重新是明清之際山西澤州府陽城縣郭峪鎮的鉅商大賈，王家與黃城的陳氏家族就有姻親關係。王重新去世後，為其撰寫墓誌銘的是刑部尚書、前吏部左侍郎兼內翰林國史院學士、奉敕纂修《明史通鑑》副總裁官、侍經筵的白胤謙。為其書寫墓誌銘的，是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一級、前左春坊左諭德兼內翰林秘書院修撰張爾素。許多朝廷大臣出自商人之家，清刑部尚書張爾素就是郭峪商人張子仁的兒子。許多舉子功名無望後步入商界，民國時期山西省著名的金石家楊蘭階，年輕時就曾赴山東曹地吉隆典當鋪做學徒。最能説明明清之際商人家族與政治文化家族關係的，是陽城皇城村以陳廷敬為代表的陳氏家族。陳家以“德積一門九進士”著稱，是一個官宦文化世家。陳廷敬的高祖陳修，字宗慎，號柏山，從小習儒業。他的哥哥陳天佑中進士後，他也很想象哥哥一樣，在舉業上有所成就，但六舉不第，遂絕意仕途，退而鼓鐵。陳修的小兒子三益，也就是陳廷敬的四叔祖，“幼讀詩書，長事商賈，性質方正，頗善心計，客遊燕豫間，負資累千餘金……後忽卒於衞輝逆旅。”（陳廷敬《故曾叔祖處士忠齋公墓碑》）如果沒有陳修、三益父子的商業成就，就沒有我們今天看到的皇城相府，也不會有陳氏家族後來的政治文化成就。有成就的商人，除重視對子弟的教育讓其科場成名外，還特別重視對其員工的教育，提高員工的文化修養。文化修養的重要內容，就是宋明理學。楊蘭階是澤州府陽城縣人，民國年間是山西省的著名書畫金石家。清末，他在山東曹地吉隆號典當鋪做相公，他的祖父臨死的時候，還要他做塾師的父親楊念先寫信，叮囑他“在外公事之暇，時藝、小楷務須留心，是亦收心之一助也。”（《金石文獻·楊念先示兒書》之一）商人對儒家文化的這種追求，非親見其書信，我們絕不敢相信。 ^[3] 

在澤州商人的心目中，宋明理學與關公文化是合而為一的。“天地有正氣，道義斯配於兩間；人臣有精忠，綱常乃維乎百代。以故，封金掛印，富貴不能奪其心；取義成仁，威武尤難移其志，此漢壽侯所以嚴《春秋》之律道接文宣，振華夏之威功開武穆，當日扶兩川日月，迄今享億姓蒸嘗也。”（《金石文獻·司莊關帝廟創修碑記》）將關公目為接聖人之道、維百代綱常的英雄。“關聖大帝生漢末，籍解梁，幼而穎異，長而豁達。……執《春秋》大義猶是漢臣，視當代諸君原同孺子，辯君臣之分，嚴內外之防。夫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不在功名之鼎盛，而在道義之維持，即至流離失所之餘，猶以大義自責，而不肯少為遷就於其間。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稱大丈夫者，非夫子其誰與歸！”（《金石文獻·高平義莊鎮會館創修碑文》）將關公目之為實踐宋明理學，也就是儒家學説的楷模。 ^[3] 

這次徵編晉商史料，在陽城地郭峪村，我們還見到一通石碑，碑文內容是《關夫子覺世真經》，這通碑文，收入已出版的《郭峪古村碑文集》。看了這通碑文，我們對澤州商人如何將關公文化與宋明理學合而為一，並體現在自己的生活實際中，就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認識了。碑文説：“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重師尊；愛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鄉鄰；別夫婦，教子孫。時行方便，廣積陰功；救難濟急，恤孤憐貧。創修廟宇，印造經文；舍藥施茶，戒殺放生。造橋修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排難解紛。捐貲成美，利物救民；迴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一切善事，誠心奉行。人雖不見，神已早聞；加福增壽，添子益孫。災銷病滅，禍患不侵；人物咸寧，吉星照臨。若存噁心，不行善事；淫人妻女，破人婚姻。壞人名節，妨人技能；謀人財產，唆人尋訟。損人利已，肥家潤身；恨天怨地，罵雨訶風。謗聖毀賢，滅像欺神；宰殺牛犬，穢溺字紙。恃勢辱善，倚富壓貧；離人骨肉，間人弟兄。不信正道，姦盜邪淫；好惡奢詐，不重儉勤。輕棄功業，不報有恩；瞞心昧已，大斗小秤。假立邪教，引誘愚人；託説昇天，斂物行淫。明瞞暗騙，橫言曲語；白日咒誣，背地謀害。不存天理，不順人心；不信報應，引人作惡。不修片善，行諸惡事；官詞口舌，引人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蠢；殺身亡家，男盜女淫。近報在身，遠在兒孫；神明鑑察，毫髮不紊。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我作斯語，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戲侮吾言，斬首分形；有能持誦，兇銷慶聚。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皆能有成。凡有所祈，如意而獲；萬禍雪銷，千祥雲集。諸如此福，惟善可致；吾本無私，惟佑善人。眾善奉行，毋怠厥志。”這哪裏是什麼《關夫子覺世真經》？分明是澤州商人的行為規範。儒家文化是重實踐的，從《關夫子覺世真經》，我們又得到了一次驗證。 ^[3] 

澤州商人除理念方面的文化外，另外兩個方面的文化也值得我們關注。一是制度方面的文化，包括規範東家與東家和東家與員工分配關係的股份制，包括規範員工與員工分配關係的人身股份制，還包括各個商號的行規店矩。一是澤州商人在行商實踐中形成的知識經驗和文化活動成果。此外，澤州商人遮風避雨、經營業務、處理公共事務所依託的商宅會館，也是我們今天寶貴的文化財富。 ^[3] 

古代澤州府（晉城）在金元時期是金朝和宋朝，元朝和宋朝前線對峙的地方。當時冶煉技術發達興盛，工匠雲集。金朝實行頭户州制度管理工匠，便形成了許多帶頭的村落。元朝實行匠户制度管理工匠，便形成了許多帶匠的村落。這便是“九頭十八匠”的來歷。 ^[2] 

明清時期晉城工業發達，手工業工匠眾多，村莊以工匠姓氏為名的有馮匠、呂匠、馬匠、苗匠、復匠、郝匠、候匠、謝匠、武匠、嶽匠、孟匠、孔匠、韋匠、金匠、左匠、牛匠、申匠、段匠，合稱十八匠。這 些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2] 

晉城人有發達的冶煉業。在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代就盛行冶煉。明清時“九頭十八匠”聞名全國，“大德”鋼針暢銷海內外，“泰山義”剪刀名揚天下。大批鐵貨北上內蒙，南下廣東，西去甘肅，就連不起眼的鋼針都能遠出國門，賣到東南亞一帶。 ^[2] 

明清兩代，山西是協餉區，澤州府商人攜貲攜物入陝甘協餉貿易，不絕於史。二是頭下軍州及匠户制度的建立。金國是從部落制迅速發展成封建制國家的，在其封建制國家制度中，有濃厚的奴隸制痕跡。金代時，澤州是金國經濟最富庶的地區之一，也是金國與宋朝軍事對峙的前沿陣地，為了保證戰爭對鐵製兵器的需要，金國的奴隸主將領將各地的匠人抓來澤州忠昌軍，在這裏設立了頭下軍州。大元帝國與南宋對峙時，澤州又成了元與宋交戰的前沿陣地，元代的奴隸主軍事首領繼承了金代的頭下軍州制度，建立了匠户制度，由此形成了晉城的九頭十八匠。九頭十八匠是異族統治者對漢族百工匠人殘酷剝削壓迫的產物，但對澤州鐵器手工業的發展，客觀上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明清兩代，匠户不直接為封建政府服役，而是交納匠價銀。 ^[2] 

是不是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造就了鐵器的成熟，塑造了千千萬萬的匠人，由此產生了匠村。這些或許是春秋時的兵工廠，沒有嚴格的考證，僅是我的假想。戰國時期興起的鐵範疊鑄、鑄鐵柔化等技術到西漢已成熟，成為冶鐵作坊的常規工藝，隨着脱炭工藝的出現，導致人們有意識的在高温下炒、煉、煅。戰爭結束了，這些兵工廠要轉入民用打造生產。據考古冶煉業專家講，在長平戰場範圍內的鐵器達十三件，是很先進的鐵農具。南北朝建州所產陽城牗牘，即今晉城市陽城牗牘的冶煉最盛時犁鏡爐近百座，產品有五百多種規格，年產600餘萬件，除供應國內，還遠銷朝鮮、日本、尼泊爾、不丹。《中國實業志》記載，清代山西冶鐵中心僅澤州府鳳台牗牘，熟鐵爐業全地爐數約計百餘座。 ^[2] 

晉城古代的商道起源較早，據沁水地“下川文化遺址”考證，在舊石器晚期，就有人類在此繁衍生息。當時的山西南部地區已成為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中心，因而形成了以晉南為中心，輻射四域的道路。自夏代起，人們開始在自然道路的基礎上用火燒和（石）斧伐等手段，披荊斬棘，開拓道路。據《中國公路交通史》載：“在夏代，禹帝開通了9個州的陸路和水路”，其中就有“河南至山西間黃河以北的道路”，這條路即在境內穿越而過。公元前900多年，周穆王出巡，乘坐着八匹馬駕拉的車曾途經境內。至春秋戰國時期，境內的3條道路，既北由鐸辰（長治）入泫氏（高平）經高都（晉城）至野王（河南沁陽）道；自高都經濩澤（陽城）、黃父（沁水東塢嶺）至絳（翼城）道：自泫氏經奪火（陵川境內）至共（輝地）道，與山西當時的主要道路相銜接，併成為山西主要道路的組成部分。 ^[1] 

戰國時期，軍事家吳起稱晉城是“夏王之國，左天門之險，右天溪之陽，盧澤在其北，伊洛在其南，有此險也”。《戰國策》中“騏驥之挽鹽車，垂頭於太行”，説的就是有許多良馬駕着沉重的鹽車，極其艱難地在太行山崎嶇的山路口跋涉的情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河東鹽運使陳堯佐，為向外輸鹽，上書《清平治太行山札子》奏請撥款征夫，修建長達一百華里的太行山路，即今之大口路。從此以後至明清，乃至中華民國，晉城經大口至河南一直是繁華的鹽道。 ^[1]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實行中央集權制，在交通上採取了“車同軌”的重大改革措施，施行“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廣徵民役修建“馳道”、“直道”、“五尺道”等大型工程，使交通運輸出現了一次較大的飛躍。尤其是通往外地道路的發展。各郡之間都已有了車路，除馳道外的其他道路交通，也具有一定規模。隋唐時期，形成了自太原經長平郡貫穿境內南北直達洛陽的驛道。三國時，境內修築了沁河棧道。隋大業四年（608）隋煬帝到榆林略邊，返回要到河內（今河南沁陽），看望他的大臣張衡，特強徵伕役，開闢了一條90華里的山區大路，即今之小口路。 ^[1] 

境內的道路多是以晉城為中心向外輻射的，早在北魏時就在晉城設建州，至清雍正六年（1728）升為澤州府，加之晉城地處晉豫接壤之要衝，所以，一直保持着一個地方性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中心地位。明清時期，洛陽經晉城至太原的道路已成為繁華的商道，山西茶商將磚茶由湖北省老河口經洛陽過黃河，一路由沁陽經小口，一路從博愛經大口匯入晉城，在晉城歇息，一面更換和整修貨物包裝，然後再經高平、長治北上，一直運至烏蘭巴托乃至莫斯科，一趟行程約需半年之久，為此晉城城內開有兩家車馬大店，一為新泰店，一為萬順店，專門接待茶葉商人食宿，提供相關服務，這條道路便成了繁忙的“茶葉之路”。這一時期，還開闢了晉城經陽城、沁水至晉南的驛道。 ^[1] 

明清時期，全國普遍形成驛運路線，澤州府鳳台縣入河南境為“次衝”。明萬曆十五年（1587）遞運所大多併入驛站，運輸業由驛站負責，全國只剩下142處遞運所，山西省7處，古澤州府城南60裏的星軺遞運所是晉城唯一的遞運所，貨物運輸均利用驛運線路，晉城是當年北運茶葉入省的第一個重要中轉站。山西茶商將磚茶由老河口（湖北光華）經河南省洛陽過黃河，一是由沁陽經小口運到澤州府（今晉城），一是由博愛經大口運到澤州府，由澤州府北上。清朝在境內修築和復修了許多條大道，為青石路面，寬約1.5米左右，可供人行和騾馬馱運。清華二大道李寨至南嶺板河段現存完好，為道光二年（1822）修建。當時，這些騾馬大道多為民間集資修建，大都有修路碑記。 ^[1] 

民國時期，孫中山先生十分重視道路交通，指示山西“從速調查户口，修築模範道路為各省倡”。1913年（民國2年）北洋政府交通部核定《山西載驛歸郵辦法》，驛站隨之撤銷，馬匹，鞍屜各物照章變價，馬伕多改業為郵差。當時省政府出資3700元整修晉城至陽城道路。1925年（民國14年）始修祁地白圭鎮至晉城公路，1930年（民國19年），白晉公路建成通車，全長348公里。白晉公路通車後，揭開了晉城交通發展史上新的一頁。通車伊始，即有華輪、韓信運輸公司從事旅客運輸。1937年（民國26年），日本侵略軍進犯晉城，佔領當時晉城惟一的公路，即白晉公路。此路成為日軍一條重要的交通補給線。日軍佔領時期，為了其侵略、掠奪，控制交通，互相策應，抓丁拉夫，修建了晉（城）大（口）公路、晉（城）陽（城）公路。1941年又修通了晉城至浮山街、伏頭、柳樹底簡易公路，日軍在公路沿線設立“愛護樹”。晉城為“汽車警護”工作區間，並制定“愛路功勞獎券”，獎給護路有功人員。當時，晉城三個抗日民主地政府組織抗日軍民，在公路上襲擊軍車，埋設地雷，毀路、炸橋，進行有效的破路鬥爭。在舉世聞名的“百團大戰”中，白晉公路成為重點破壞目標之一。至抗戰勝利，白晉路已支離破碎，溝壕縱橫，橋涵殘缺不全，根本無法通車，其它公路也被日軍敗退，晉城交通處於癱瘓狀態。明清時期，商人將境內的硫磺、鐵鍋、棉花、瓷器、鋼針、煤炭、糧食等產品，運往外地，換回食鹽、洋油（煤油）、洋火（火柴）等生活用品，主要是途經驛道來實現的，其次是通過其它主要道路和津渡。 ^[1] 

驛道是古代物資交流的主要途徑，也用於傳遞公文和軍事情報等重要信息。較一般大道寬闊平坦，且有驛站、驛鋪等供官馬使者更替交接和食宿的專用設施。當時沒有獨立的通訊設施和體系，信息都須通過道路傳遞，到了周代，驛傳制度已相當完備。明清時期，全國的驛運道路已形成網絡，驛道設施也更趨完善和合理。山西的驛道以其重要性可分為“大驛”、“次衝”、“偏僻”三種。自河北進入山西，從井陘經平定到太原，再經臨汾、侯馬至永濟蒲州入陝西的驛道為唯一的大驛。境內的驛道僅有次沖和偏僻兩種。中華民國2年（1913年），國民政府廢止驛傳制度。 ^[1] 

該道北起太原，經榆次至太谷後轉向東南，縱貫高平、晉城，從天井關進入河南省達洛陽市，全程700餘公里。

該道境內高平以南段早在商代和西周時期就已開闢，其中高平以南原是由絳（翼城地南）經原（沁水一帶）、長平（今高平）、越高都（晉城），從晉城市的天井關至野王（今河南焦作）的道路，為春秋時期山西的主要道路之一。至隋唐時期，這條道路已很方便，並從河陽（今孟地一帶）渡黃河達洛陽。明代，該驛道境內段共設4個驛站，晉城境內四驛依次為長平驛（高平）、喬村驛、太行驛、星軺驛。清代根據其重要性劃分為“次衝”級別的驛道。 ^[1] 

起於晉城，經陽城、沁水入翼城境。該道形成較早，戰國時期，已經成為山西主要道路之一，並延伸至黃河禹門渡。據《澤州府志》（清雍正十二年三月版）載，該驛道在境內共有鋪遞22處，其中，晉城5處，陽城9處，沁水5處。其次，晉城、陽城、沁水皆在地城設有總鋪。 ^[1] 

起於晉城城區內，與太原至洛陽驛道之晉城至高平段重複18公里，在高都鋪岔道向東，從大峯頭鋪入陵川，經附城至陵川地，全程55公里，有遞鋪10處，其中晉城3處，陵川7處。 ^[1] 

1.自晉城市郊區周村起，經岸村、南上坡、望頭、南嶺上、冶底、上犁川、東嶺口、新房窪、天水嶺、天井關、沙石堡、石槽、晉廟鋪、水奎、攔車、岔道口、草底鋪、山尖、油坊、化佈施、大口、口南灣、從碗子城出境，入河南清化鎮（博愛地）常平，古稱清化一大道。路線自新房窪至省界段與省道周沁線大體一致。 ^[1] 

2.自周村起，經範、班、下河、吉村、李寨、坂河、牛花嶺、西溝、下犁川、孟窯、墳上、西凰頭、花口、東莊、蓄糧掌、衙道、碾槽窪、前洪水、後洪水、泊盤，從207國道出境處東側之池根村出境，入河南省博愛地紫陵村。古稱清化二大道。大部分路段迄今完好，常有行者。據坂河北山坡古碑記載，該道曾於清道光二年（1822）重修，諸多山東、河南、湖北等地商人及行善人捐資相助，數額不等。 ^[1] 

3.自晉城城區高莊起，經西謝匠、東謝匠、侯匠、龍化、東蜀、辛安、鋪頭、田莊、杆棚底、石家街、東賀窪、打街場、城羣、馬辿、草谷堆、小草峪、兩谷坨，從太焦鐵路南出境處稍西之大平村出境，入河南省博愛地後寨村。 ^[1] 

4.自高莊起、經西謝匠、東謝匠、侯匠、霍秀、金村、東上莊、劉莊、東北村、東村、西山村、大會、小會、東河西、南寨、白洋泉河、石莊、王南掌、柳樹口、沙豁、舊口、北李街、後路上、老營口，從張路口出境，入河南省博愛地寨豁村。與地道晉張線出境處基本一致。 ^[1] 

5.自高平起，朝東北方向經店上、北李、長壽、三甲、口則，在國道207線（晉長二級汽車專用公路）入境處之換馬村至長治，古稱高平“東官道”。 ^[1] 

6.自高平起，由南轉西經湯王頭、唐莊、梨園、溝村、康營，從掌握村西入沁水地，古稱高平“西官道”，路線從唐莊起往西與省道曲輝線基本一致。 ^[1] 

7.自高平起，向東經趙莊、西南莊、石橋口、米山、南朱莊、燒石嶺、北詩、擁萬，在東韓村入陵川禮義村，亦稱高平“東官道”。

8.自高平起，向東北經店上，南李、響水坡、勾要、浩莊、石村、黑土坡、郭莊，在建寧村北入長治西火鄉，古稱高平“北官道”。

9.自高平起，向南經橋北、龍渠、下韓村、龐村、蘇莊、河西、鞏村、喬村，在界牌嶺入澤州府鳳台，古稱高平“南官道”，路線與省道長晉線基本一致。

10.自陽城起，向東南經窯頭，下嶽莊、劉莊、下白桑、張莊、上白桑、東樊、澗坪、東冶、江河、三窯、孤山，從大嶺堂白雲隘入河南省濟源腳底村。戰國時期即為“韓魏之要衢”，清代乾隆年間開設為陽城至濟源之捷徑。

11.自陽城起，向西經上芹、柵村、演禮、次營、董封、索泉嶺、李圪塔、十里坡，從西哄哄村出境，入運城垣曲後南坡村，為陽城至晉南地區之捷徑。90年代，兩地交界處建成村公路。

12.自陽城起，向南經坪頭、孫莊、尹莊、土孟、河北、元嶺、圪桃窊、巖上、九甲窊、西交、核桃鋪、秋川河、楊柏、蓮花隘、老君廟，從老君堂（俗稱後堂）入河南省濟源王屋鎮之前老君堂（俗稱前堂），曾為溝通陽城西南地區與濟源一帶經濟交流之要徑。

13.自陽城索泉嶺起，向南經橫河、外郎莊、燒梨鋪、杜家莊、靈官閣，在磨石渠隘入河南省濟源邵原鎮，出境處為陽城、運城、濟源接壤地帶，1986年建成橫河至邵原鎮公路，長19公里。

14.自陽城起，向東北經八甲口、劉善、潤城、王村、下佛，在望川村北入沁水地嘉峯鎮尉遲村（著名作家趙樹理故鄉），為陽城溝通沁水東部地區的重要通道，自1958年起，逐步建成地道陽（城）端（氏）線。

15.自陽城起，向西經坪頭、灣村、劉鄉、澗坡、佛窯嶺、侯井、周壁、莊頭、上義、大赤頭、董村、臨澗，從院坤入沁水可峯（亦秀小老峯），與沁水地小青旺至可峯要道相接。

16.自陵川起，向南經張家莊、老槐樹嶺、和尚畈、鳳凰窯，在奪火鄉軍寨村南10公里處入河南修武之望仙樓，境內45公里，至修武城75公里，古為陵川至修武之傳徑（無驛鋪，唯設鋪夫——傳人）。

17.自陵川起，向西經井坡、莊裏、牛家川、野川底、小平、申莊，在禮義西入高平市韓村，與高平“東官道”相接，陵川城內20公里，至高平市區45公里。

18.自陵川起，向西北經三道河、石井、西腳、牛皮掌，在池下村北入長治西火鎮之觀火嶺，陵川城內20公里，至長治60公里。古為陵川與上黨地區之捷徑。

19.自陵川起，向東經雲谷圖、楊子掌、腳兒頭、侯莊、大佛掌、馬圈、上河、古郊、嶺東汲好水，在天柱關入河南省輝縣，約100公里。

20.自陵川地城起，向東南經岳家莊、石門、上郊、八犢嶺、四義、橫水、石爽底、大石爽、古石，在武家灣入河南省輝縣，陵川55公里，至輝縣107.5公里，古為陵川與輝地西南地區的重要通道。 ^[1] 

21.自陵川地城起，向北經瑤掌、楊寨、侍郎崗，在北爐河入長治壺關之馬鞍山，陵川境內10公里，至壺關城45公里。其次，沿陵川與壺關交界可達河南省林州。

22.自陽城董封村起，經沁水地可峯（小老峯）、南陽、柳溝、南河、中村、張馬，在小青旺村入翼城，古為沁水西南部重要通道。

23.自省道陵沁線陽城與沁水交界處的辛家河起，經富店（國華）小嶺、莊頭、廣王溝（柿園）、豹嶺、景村、在蛤蟆口村入浮山地譚村。

24.自沁水端氏起，經固地、十里、東峪，在黑虎嶺入長子地。在東峪轉西峪入安澤地石曹，古為沁水東北部重要通道。

25.自沁水端氏起，經野鹿、野豬嶺、許村入澤州地東溝，至古澤州府治，為沁水至古澤州府城之大道。

26.自沁水城起，經鄭莊、端氏、樊莊，越老馬嶺經高平至長治，是沁水通往上黨地區重要通道。 ^[1] 

境內津渡均置於沁河上。沁河是境內最大的常流河，發源于山西沁源，自晉城市沁水蘇莊鄉馮嶽村運糧灘入境，流經沁水蘇莊、王必、鄭莊、端氏、嘉峯，陽城潤城、北留、白桑、東冶、三窯，晉城郊區李寨、土河、衙道13個鄉鎮，境內長約160公里，谷深流曲，兩岸多懸崖峭壁，沿河居民自古相通往來，選擇水流較緩、淺之處設置渡口，多為冬春枯水季節反搭橋（木便橋），夏秋水盛季節行船（人力擺渡木船），經營方式各異，規模大小不一。隨着道路交通的不斷進步和兩岸居民交往日益頻繁，津渡的經營管理也逐步完善起來。明清時期，陽城的河頭、劉善、王村三處津渡被列為“官辦津渡”。同時，古代還在一些津渡設置關卡，以施行收税和防禦非法偷渡等，此類津渡稱“關津”。其它一般古道上的津渡為“民辦津渡”。在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中，境內的津渡也成了兵家必爭之地。為了阻止敵軍進犯，當地民眾曾拆橋毀船。為了支援八路軍行軍，民眾常冒險搶渡，八路軍總司令朱德、115師344旅旅長徐海東等即曾在望川渡口得到了人民羣眾的鼎力相助。新中國成立後，渡口即成為發展經濟，方便人民羣眾生產生活的重要設施。20世紀50年代初，主要渡口受所在地人民政府（或下屬的交通科）直接管理，陽城人民委員會曾組建渡口委員會。據沁水人民委員會1953年《關於渡口行船調查報告》稱，當時該地設有大小渡口14處，自北至南依次為：大將、王必、石室、郎必、鄭莊、南大、中鄉、上韓王、下韓王、竇莊、郭必、劉莊、嘉峯、殷莊，共有木船15只，船工52人。其中，鄭莊、殷莊津渡較大。陽城的津渡有：望川、上伏（上佛）、王村、劉善、河頭、閻家（延河）、趙户、磨灘等10餘處。上述津渡中，沁水的殷莊和陽城的河頭兩處曾以木船擺渡汽車。自50年代後期起，隨着跨越沁河的公路永久性橋樑陸續興建，傳統交通方式逐步改變，加之該河上游多處開渠引水，河水流量大減，自此津渡先後廢止，至80年代末，僅有個別渡口置小船擺渡，以便行者。 ^[1] 

地處沁水城東鄭莊鄉鄭莊村，為上黨通往河東途經要地，開設渡口歷史悠久。明代文人王微詩云“沁水河邊古渡頭，往來不斷送行舟。垂楊兩岸微風動，數點眠沙起白鷗”。該渡口解放前為民間經營，附近二三十華里村莊百姓過船費，分夏秋兩季付給糧食，多少自願，三五升不等，到時船工到村莊收取。每年夏可收小麥20餘石，秋可收穀物約35石。外地行人過渡費隨渡隨收，視水情而定。收入除船工工資外，備作木船修補費用，多年沿襲，形成傳統。 ^[1] 

1954年，沁水人民委員會作出《關於鄭莊渡口徵收過船費和養橋費的規定》：凡人、畜、車輛、貨物過渡一律照章繳費；對義務服務者、革命軍人及其家屬、退役殘廢軍人、烈士家屬憑證免費，周圍羣眾過船仍保持傳統收費方法。並對端氏小河徵收過渡費也作出規定，防止在水漲時隨意提高價格，以保證正常交通往來。 ^[1] 

1956年4月，沁水交通科成立，鄭莊渡口歸地交通科領導，負責人董來旺。與此同時，地裏投資打造大船，以渡人畜車輛。是年冬，購置木料架設2米多寬木橋，可通行膠輪馬車，仍堅持“以渡養渡”經營方式，憑收取過渡費僱用船工和搭拆木橋。1961年5月，鄭莊石拱橋建成後，渡口廢止。 ^[1] 

地處沁水嘉峯鎮殷莊村，北距端氏11公里，是地道陽端公路的途經要地。該渡河牀寬約150米，原有2只小船，船長約5米，寬2.5米，可乘二三十人，由潘莊公社經營。地交通局接管後，即投資製造能擺渡汽車的大木船2只，船長10米左右，寬約5米，兩船聯接，每次可渡載重汽車一輛，空車可同時渡運2輛。冬季則搭設木便橋，寬約3米，供車輛及人員通行。 ^[1] 

該渡口按“以渡養渡，方便羣眾”的原則，收取過船（橋）費維持經營。收費標準，每車次汽車重車4元，空車2元；膠輪馬車載貨1.5元，空車0.5元；鐵輪車0.5元。渡運人畜根據水勢，每人、每頭收費0.05至0.2元不等，鄰近大隊按每人每年0.5元左右集體包交。冬季車輛通過木便橋，按車次收費，汽車1.5元，膠輪馬車0.5元，鐵輪車0.1元。 ^[1] 

1978年8月1日，潘莊沁河大橋建成通車後，渡口廢止。 ^[1] 

河頭津

位於陽城城東10公里處，自古是該地東西往來的要津，也是省道陵（川）沁（水）公路的途經要地。 ^[1] 

清代，由澤州府陽城縣署經營管理，置官船1至2只，僱傭船工10至20人，船工銀餉由地署發給。民國年間，沁渡裏的河頭、西坡、水泉溝、門樓底、貝坡、馬山等七廟社夥造船隻，船工工頭與廟社訂立合同；保證安全擺渡，如有無故損壞和沉沒船隻，則由船工家產賠償。人畜過往不收費，只收車輛過船費。秋後渡口派人到鄰近各村、閭挨户收繳糧食，數量不作具體規定，鬥而八升均可（即一斗左右，每鬥約7.5公斤）。收入除去應交廟社外，全部分給船工。後來又實行過往行人收費，收入當日均分給船工。地衙設護船保衞團，常年駐守兩岸。1938年2月，該地政府下令拆橋毀船，以阻止日軍進犯。1940年，日軍盤踞陽城後，強迫船工十餘人補修船隻，擺渡軍用物資。1945年4月，太嶽行署接管渡口，委派5人組織管理船工，備料造船，以服務支前及方便行人，時有船工16人，行署撥小米頂款，以支付船隻維修費用和船工工資。行人過河收費作船工補助工資。1949年12月，太嶽行署將渡口移交給陽城人民政府管理，地人民政府責成第二區（潤城區）公所管理。1955年5月，陽城人民委員會委派分管交通的幹事王炳虎到渡口整頓。之後，有船工18人，經營長12米，寬3米的木船兩隻，並排連在一起，擺渡客、貨運汽車。渡口實行以業養業，經營不納税，按收入的30%提取公積金。同時，渡口還制訂了安全規則制度，主要內容為：（1）大河擺渡，每隻船載重一般不得超過6000市斤，水深5市尺以上擺渡，須用繩子拉，有17人蔘加，少1人減少載重500~800市斤，但不得少於15人。禁止渡運汽車。（2）一般船隻載重不得超過9000市斤，水深不足5市尺可不用繩子拉，須有12人擺渡，少一人減少700~1000市斤，最低不得少於9人。渡運汽車必須雙船擺渡，總載重不得超過12000市斤，15~17人蔘加。（3）小河在保證安全的原則下，由船工負責確定載重及人數。（4）船上裝載貨物，高度自甲板起，不得超過7市尺，長度不得超過船身（樹木、竹竿除外），遇大風、大河、大浪，酌情降低高度。（5）擺渡按先後次序，首為軍車或承擔特殊任務的車輛，其次為載客汽車和乘客，然後是貨車、畜力車等。如形成堵塞，可讓擋路車先渡。（6）乘客要遵守渡口各項規定，禁止喧譁，保持安靜。（7）禁止黑夜開船，即看不清水面波浪和對岸時不得擺渡，特殊情況，須經地人民委員會或其派駐渡口人員同意。（8）無人看管的神經病人、酒醉者、違反乘船規則且教育無效者，禁止乘船。1956年3月，該地人民委員會成立了渡口委員會，劉仁泉負責，渡口為集體所有制單位，船工月工資25元。1967年元月，王家莊沁河大橋建成通車後，賣掉船隻，解散渡口。船工與130686.87元積累資金均歸地交通部門統籌使用。 ^[1] 

劉善津

亦稱潤城渡口，位於陽城城東北10公里處，潤城鎮境內。元延佑年間，即為自該地東北出入之要津，清初，有船工5人，每工日由地署發給銀餉二錢五分，為河頭津船工的一半。歷來是劉善（管置）船，潤城（管搭）橋，夏秋水盛行船，冬春水小搭橋，每年交替時間，分別以小城（今潤城村）、天壇山兩大廟會時間（農曆十月初一和三月二十）為準，否則，橋木被衝，損失由船工負責。民國年間，渡口由劉善村公所管理，打造維修船隻費用由附近古廟社和民眾募捐，收入由船工均分。1956年，農業生產合作化後，渡船收費按河頭渡口標準，收入歸集體，集體負責船隻維修等渡口開支，給船工記中等勞動力工分。1981年10月1日，潤城公社投資興建的潤城大橋落成，渡口廢止。 ^[1] 

王村津

位於陽城城東北20公里，潤城鎮王村。民國年間有木船兩隻，無具體管理辦法，收費無統一標準，根據水勢而定。1945年，村民捐資造船，乘船收費。1975年，船因超載而沉沒，造成7人淹死的重大事故，至此渡口冷落。1979年後，有個體户自置木船擺渡。 ^[1] 

上伏津

位於陽城城東北20餘公里潤城鎮上伏村。明清時期和民國年間，渡口商貿盛行，可與官辦的王村津相媲美。1940年，朱德總司令去陽城途經此津，即由上伏村村民張金榮等擺渡過河。1979年，老船工張金榮自置木船1只，主要服務於煤礦工人過往，上伏煤礦每年酌情付給其工資若干，其它行人每人次收費一至二角，為個體户經營，享受免税優待。 ^[1] 

閻家津

位於陽城城東南20公里，東冶鎮馬山村延河口，古為河南濟源通往晉城周村的捷徑之要渡，歷來冬春搭橋夏秋行船，經營、打造船隻及搭拆木橋均由大峪村第六閭（延河村）負責。抗戰前夕，船隻損壞，唯冬春搭橋。大峪村公所每年秋後在所轄範圍內收繳“橋糧”，各家自願，幾升一斗均可。1940年和1957年，為適應延河泉水磨香料（木屑）及糧食加工生產需要，曾置船擺渡。1964年，延河生產隊打造木船擺渡，以便至彼岸耕種。1967年夏，馬山大隊買回河頭渡口船隻擺渡。1973年秋，船被沖走，至此渡口廢止。 ^[1] 

望川津

位於陽城城東北潤城鎮望川村。民國20年（1931年），望川和屯城合為一個編村，村公所駐屯城，故由村民裴榮光、李海川等組織造船，經營擺渡。村公所令廟社撥給船工糧食，頂抵村公所過往費。本村和鄰村過往行人，待每年秋後由各閭長按户收糧。1938年7月，八路軍115師344旅旅長徐海東，率部隊參加町店戰鬥，即由此過河。1940年，日軍盤踞陽城後，船毀人散。 ^[1] 

（入選2006年版《晉商史料全覽·晉城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