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進性

漸進性民主化具有歷史的合理性 王佔陽

從世界各國現代化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來看，一般説來，任何國家在其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都應當既實行以權威主義為主導的政治體制，又積極穩妥地推動和容許其民主法治的漸進性發展。只有這樣，現代化時期的政治體制和政黨制度，才能較好地適應社會轉型的客觀需要。

在一定階段內不僅應當以權威主義為主導，而且應推動自由民主的漸進性發展

現代化過程不僅是自上而下的社會變革過程，同時也應當和必須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演變為社會的自我變革、自我發展的過程和自下而上、上下結合的社會變革過程，並由此而形成現代化的歷史洪流。現代化過程所應有的這種動力結構已從根本上決定了現代化過程中的政治體制，不僅應當在一定階段內以權威主義為主導，而且同時應當和必須推動與容許自由民主的漸進性發展，從而使漸進性的政治體制改革與其他各方面的經濟社會變革相互適應、相互促進，使越來越重要、越來越不可缺少的民間活力由此而得到應有的激發和釋放，使現代化的動力結構得以愈益優化，使現代化的動能和勢頭得以愈益增強。如果只是熱衷於權威主義的自上而下的推動，同時封殺漸進性的民主進程，從而把整個社會管得死死的，那就會使其他各方面的社會經濟變革無以深入展開，並最終半途而廢，那也就會因民間社會活力的窒息而導致整個現代化進程的後續乏力，因而也就會導致整個現代化進程的遲滯與中斷。

任何國家都應當在保持穩定的前提下積極穩妥地推動漸進性的民主化進程

面對現代化進程所造成的愈益自主、活躍、有力的社會，任何國家都應當愈來愈多地借重和依靠民主的方法來繼續保持社會穩定，而不是仍然一味地採用權威主義的方法來保持社會穩定。面對缺乏權力制衡的權威主義的政治體制在現代化過程中所導致的各種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面對由此而逐漸形成的對於社會穩定愈益嚴重的根本性威脅，任何國家也都應當愈來愈多地借重和依靠民主的方法來從根本上防止和遏制腐敗，以從根本上維護國家和社會的長治久安，而不是漠視和否認權威主義政治體制在防止和遏制腐敗方面所固有的深刻侷限性，仍然簡單地採用權威主義的方法防止和遏制腐敗，並以此來維護社會的穩定。

面對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由各種過於活躍的積極因素、消極因素和各種尖鋭的社會矛盾所構成的較多的不穩定因素，面對在某些方面、某種程度上尚未成熟的民主化條件，任何國家應當在保持穩定的前提下去積極穩妥地推動漸進性的民主化進程，而不是應當不顧一切地去推動激進的民主的改革。如果不是這樣，仍然一味地依靠自上而下的權威主義的方法來維護社會穩定，或者是不顧保持社會穩定的客觀需要，而去一味地推動激進的民主化改革，那就只能是適得其反。不僅如此，如果一個社會不能實現其社會穩定機制逐漸民主化的政治發展，並因此而招致災難性的社會震盪，那麼，這個社會的經濟現代化就會隨之中斷，進而以經濟現代化為基礎的整個社會變革，也將會因此而隨之中斷。

漸進性的政治現代化必須以其他方面的漸進性社會轉型為條件

以民主法治為核心的政治現代化，不僅是整個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基本方面，而且更是整個現代化進程中愈益重要的基本方面。同經濟現代化一樣，政治現代化也應當是與整個社會的漸進性社會轉型相互適應的一種漸進性的政治發展過程，而不是脱離了整個社會的漸進性社會轉型的單兵冒進。超前的政治現代化，只能是欲速而不達。過於滯後的政治現代化，也將會錯失實現漸進性政治現代化的良機，甚至會因此而招致災難性的社會動亂。漸進性的政治現代化，是一種新陳代謝的歷史過程。這種政治生活領域的新陳代謝，必須以其他方面的漸進性社會轉型為條件。因此，漸進性的政治現代化，只能在權威主義時代得以逐漸展開，而不可能以首先否定權威主義時代的歷史合理性的形式獲得展開。所以説，在以權威主義為主導的歷史時代，在維護以權威主義為主導的政治體制的同時，積極穩妥地推動民主政治的漸進性發展，不僅是實現其他領域的漸進性社會變革的客觀需要，而且同時也是最終實現政治體制改革的客觀需要。

堅持真正適應全方位漸進性社會變革客觀需要的政黨制度

在政黨政治時代，漸進性的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自然同時也是政黨制度與時俱進的歷史過程。在以權威主義為主導的政黨制度仍然具有歷史的合理性的歷史時代，這種政黨制度沿着民主化方向的與時俱進，也是具有深刻的歷史合理性的。這種歷史合理性不僅在於此民主化進程是與現階段整個政治體制改革和整個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的，而且同時也在於它是符合現階段和未來政黨制度發展的客觀需要的。因此説，不是停滯不前的政黨制度，也不是脱離實際過於超前的政黨制度，更不是反而走向權力過分集中的政黨制度，而只是堅持必要的權威主義與必要的民主化的動態統一的政黨制度，這才是真正適應全方位漸進性社會變革客觀需要的政黨制度，因而也就是真正具有歷史的合理性的政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