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藏教理學院

1930年8月，太虛入川宏法，至重慶。適逢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四川軍閥劉湘通令川東各地佛教會，選派僧侶入藏弘法，“以備溝通漢藏文化，聯絡漢藏感情”，太虛藉此機會告以劉湘世苑之組織，並建議在重慶創立一所漢藏佛學院，“聘請漢藏講師，招收漢藏青年而教之” 。由於獲得劉湘、劉文輝、潘文華等川渝地方實力派的支持，漢藏教理院的建立水到渠成。1932年8月，漢藏教理院正式創建於重慶縉雲山之縉雲寺。 1936年7月，呈請四川省政府教育廳，正式立案。

在太虛的世界佛教運動中，實屬世苑系統的，惟專門研究漢藏文佛學的漢藏教理院以及武昌佛學院改設的世苑圖書館。而世苑圖書館因1938年日寇侵入武漢而被迫停辦，直到1946年才恢復。因此，在抗戰時期漢藏教理院實為太虛推行世界佛教運動、推行佛教改革運動的“重鎮”。

在太虛的佛教改革運動中，太虛以改進寺院僧眾制度為主，即“中國向來代表佛教的僧寺，應革除以前在帝制環境中所養成流傳下來的染習，建設原本釋迦佛遺教，且適合現時中國環境的新佛教”。而改革寺院僧眾制度，需要優秀的僧伽住持，因此太虛主要通過興辦僧伽佛學院、培養僧伽人才來實現。由太虛親手創立、主持或講過學的佛學院有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柏林教理院、漢藏教理院等，漢藏教理院是太虛“世苑”中的一環，也是唯一落實太虛世苑理念的佛學院 ^[1]  。

漢藏教理院一成立，即以“溝通漢藏文化、融合漢藏感情”為宗旨及奮鬥目標。在漢藏教理院的開學典禮上，籌備主任何北衡、軍部代表唐棣之、巴縣縣長馮鈞逸、世界佛學苑籌備主任李子寬分別致辭，對漢藏教理院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軍部代表唐棣之一再強調了漢藏教理院肩負的“溝通漢藏文化、融合漢藏感情”的政治使命：

希望各學生一邊努力探討佛學，一邊還得發憤研究藏情，將西藏佛法之真理與我們中國佛法之妙義，兩兩收攝，融合貫通，兩方佛法既得着融通的機會，而研究兩方面佛法的漢藏人士感情，也必隨理智之暗示也圓融相恰了。既此一端，已足息吾川與西藏不少之糾紛，並少犧牲若干之生命。……研究藏文是屬於佛學方面的，而因研究藏文所發之妙用（息爭），即是屬於政治一方面的了，於教於國一舉兩得。

世界佛學苑籌備主任李子寬在致辭上則把漢藏教理院肩負的使命從兩個層面進行了闡述，並作了一個形象比喻：

漢藏教理院很要緊，而做漢藏教理院學生之責任也很大。一因川藏接鄰的關係，一因世苑缺乏人才的關係。由頭一點，學習藏文比學習英文還要來得重要，由後一點則培植世苑基本人才實為當務之急。貴院可以説就是造就世苑基本人才的製造局，融通漢藏佛教的交易所。子寬十二分的希望各位學習將這種偉大的擔子放置各人肩膀上。

雖然在他們發言中，沒有明確漢藏教理院的建院宗旨，但是卻藴涵了漢藏教理院所肩負的使命和學生應該承擔的責任。

對於漢藏教理院的建院宗旨，各種歷史文獻在語言表述上不盡相同，如1944年5月漢藏教理院填報的《世界佛學苑概況報告表》稱該院以“溝通漢藏文化，聯絡漢藏感情，發揚教義，鞏固邊陲”為主旨；如該院1936年6月填報的《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簡章》第一條及《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院董會簡章》第二條規定“本院以招收漢藏青年研究漢藏佛學，溝通漢藏文化，團結漢藏精神，鞏固西陲邊防，併發揚漢藏佛教，增進世界文化為宗旨”以及“旨在陶鑄僧材，振興佛法，研究漢藏教理，融洽中華國族，發揚漢藏文化，增進世界和平，以言振興佛教也”；又如該院自稱“溝通漢藏文化，團結漢藏精神，鞏固西陲邊防，保全中國領土”。

綜合上述諸説，漢藏教理院肩負的重大使命可概括為“溝通文化”四字，這四字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就一直為漢藏教理院廣大師生奉為圭皋，時論亦多讚許之或期許之，如三十年代後期，國民政府重慶行營參謀長賀國光、總參議夏鬥寅訪院即書贈“溝通文化”四字；國民政府教育部官員訪院亦多以“溝通漢藏感情文化”之重責相期許。所以，漢藏教理院的歷史使命概括為“溝通文化”四字，四字的主要內涵與核心宗旨可歸納為“研究漢藏佛理，發揚漢藏佛教，聯絡漢藏感情，融合中華民族，增進世界文化。”

對於太虛創建漢藏教理院，漢藏教理院教務主任法舫法師是這樣理解的：西藏佛教傳承了印度晚期的佛教，是最圓滿的佛教，因此中國內地佛教“需要西藏佛教來補充”，而“太虛大師在武昌佛學院的時候，就見到這一點。最初，太虛的弟子，大勇法師和現在的法尊、嚴定、觀空法師，到西藏去留學，也就是本着這個意義。學成回來，翻譯中國所沒有的經典，以補不足。漢藏教理院對中國佛教所負的責任，也就是這樣。中國佛教所缺少的很多，不假翻譯運載過來，是沒有第二個方法，文化的溝通，也是由此的。”因此，漢藏教理院代表了以太虛為代表的近代佛教革新者，試圖通過一個完整的機構來系統學習藏傳佛教尤其是藏密，以尋找近代佛教的出路，完成佛教與近代社會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