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宋之爭

漢學又稱“樸學”，以宗漢、信古為特點，治學以訓詁考據為中心。宋學即宋明“性命義理”之學，主要關注理氣心性等問題，注重義理之闡發，往往雜糅佛、道以解經。清初諸儒顧炎武等人為反對明末學者“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的學風，提出“經學即理學”的主張，開啓了漢宋分化之釁。閻若璩、胡渭等秉顧炎武考據傳統，用漢儒訓詁方法辨偽，可稱漢學先導。乾嘉年間，惠棟、戴震等更以漢儒經注為宗，承東漢許慎、鄭玄之學，專從文字音韻入手，以訓詁考據方法治經，並擴大到史籍和諸子，形成吳、皖二派，遂使漢學之幟大張。漢學得清廷優容，朝中顯貴亦附庸風雅。面對漢學風靡，一味復古，一些理學家起而護法衞道。如桐城派姚鼐等詆漢學為“異道”，反對只重訓詁、考證，不問義理。嘉慶二十三年(1818)，江藩撰《漢學師承記》八卷，表彰漢學。隨後方東樹撰《漢學商兑》三卷與之針鋒相對，申宋學，詘漢學，使漢宋之爭白熱化。漢學與宋學各有短長。前者長於考據而弊在泥古，後者長於義理而陷於空疏。但爭論雙方各存門户，互執偏見，因而都有片面性。當時另有一些學者，尤其是揚州派焦循、阮元等，則主張漢宋兼採，反對把兩者截然對立起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