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學校研究院

1925年，清華學校成立大學部的同時，又增設了一個研究院，成為校內與大學部、舊制留美預備部並列的三個相對獨立的教學單位之一。由於經費問題，研究院第一年先設國學一科，擬再陸續添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科目。但揆諸實際，研究院以國學一科貫其始終，因此，習慣上又稱研究院為國學研究院。

清華研究院在短暫四年中，開創出一股研究國學的新風氣，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研究院開創的優良傳統，在清華園延續，成為清華英才輩出的一個重要原因。

近代以來，歐風美雨洶湧東來，國內有心者常思融會中西，貫通古今，為中國新時代創造新文化。清華創辦研究院，即是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內在要求與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的體現。具體而言，有以下起因：

第一，時值一批有識之士呼籲“振興國內高等教育”，清華正在籌備改辦大學，以提升辦學程度。清華成立研究院，招收各科大學畢業生，從事專門研究以實現學術獨立，是改辦大學的內容之一。

第二，新文化運動期間，胡適等人發起整理國故運動。1921年，北京大學成立國學研究所，作為具體推動這一運動的機構。東南大學、廈門大學也分別於1923年、1926年設立研究國學機構。為擴大運動的影響及壯大實力，胡適多次建議母校清華創辦類似機構。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成立，與北京大學成立國學門，成為上世紀20年代關於國學最大的兩件事情。

第三，自清華建校之後，屢被社會指責為“洋奴學校”忽視中國文化和國情知識的研究。梁啓超就曾説：“清華學生除研究西學外，當研究國學，蓋國學為立國之本，建功立業，尤非國學不為功。”同時，校內很多學生也呼籲學校重視國學。1924級學生施指出：“清華本是預備留美學校，所以一向的方針，似乎僅是培養預備留美的人才——能夠入美國大學，能夠應付美國環境的人才。這是把手段看作目的的錯誤。”建議學校重視國學應“擬定出洋前必需的國學程度”。

當時，這些校內外的輿論無不影響着學校“改大”的思考。從改變學校以美國馬首是瞻的形象着眼，要重視國學；從推進國家教育獨立着眼，也要加強國學；從改進和發展國學的研究，也要加強國學。經過多次研討，學校決定建研究院並先設國學一科。

1925年2月12日，研究院籌備處正式成立，學校任命吳宓為籌備處主任，並派衞士生輔助打理籌備事務。清華非常重視延聘優秀師資，曹雲祥校長與吳宓等，積極物色國內著名的學者來校任教，可謂不遺餘力。

研究院對師資選擇標準很高，吳宓表示，研究院對於教授講師，“務敦請國內碩學重望”，具備三種資格：（一）通知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二）具正確精密之科學的治學方法；（三）稔悉歐美日本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人正是據此標準設帳清華，他們以自己精深的學問、開闊的視野，為清華，也為全國開拓了會通中西、古今貫通的學術與教育傳統。

曹雲祥曾請教胡適如何創辦國學門，並想請胡適來清華擔任研究院導師並主持研究院。胡適謙虛地表示：“非一流學者，不配作研究院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胡適推薦的三人中，除章太炎推辭不就外，梁啓超與王國維同意移教清華。 1925年2月13日，吳宓帶着校長曹雲祥簽發的聘書，來到北京城內織染局10號，恭謁王國維先生，請其出山。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又字伯隅，號觀堂、永觀，浙江海寧人，近代著名的學術大師。通曉日、英與德文，對康德、尼采哲學素有研究，在歷史、考古、文學、戲曲、音韻、古文字和西北地理等多種學科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劃時代的貢獻，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郭沫若高度評價“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漢晉竹簡和封泥的研究，都是劃時代的工作。”

吳宓非常佩服王國維博大精深的學識，他説：“王先生古史及文字考證之學冠絕一時。”吳宓走進王宅，見到王國維，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大躬，然後才説明來意。王國維不滿北京大學國學門某些做法，半年前剛辭去北大的職務，他本無意應聘清華，但吳宓表現出來的誠意讓他大受感動。在他看來，這不僅是對個人人格的尊重，更是對整個文化傳統的尊重。因此，他決定接受聘請，來清華教書。在應允來清華任教之前，王國維還赴天津，請示遜帝溥儀，得溥儀首肯後才最終決定來清華任教。因此，王國維來清華是“面奉諭旨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的。學校請他任研究院院長，但王國維以無意行政事務堅辭，只任專任教授。

聘請王國維的同時，2月22日，吳宓趕赴天津，謁見另一位學術大師梁啓超。

梁啓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飲冰室主人等，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百科全書式”的巨人。他以一支常帶感情的如椽大筆，寫下一千多餘萬字的皇皇鉅著，對近代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許多方面都產生了深刻影響。當時，學術界公認“太炎為南方學術界的泰山，任公為北方學術界的北斗。”

梁啓超與清華關係密切，早在1914年冬，梁啓超即因清華幽靜而暫居清華園從事著述，寫成《歐洲戰役史論》一書。梁啓超在清華住工字廳西客廳，取名“還讀軒”。梁氏與清華師生朝夕相處，“感情既深且厚”，“覺無限愉快”。書成後並賦詩一首，贈清華師生。此後梁啓超不時來校講學。從1923年9月起，梁啓超開始在清華長期講學，所開“最近三百年學術史”與“羣書概要”，受到清華同學的熱烈歡迎。每個星期，他在清華四天閲讀、講課或輔導學生，在城內三天，處理其他事務。此時的清華，已經成為梁啓超主要活動地點之一。因此，當吳宓表明來意後，“梁先生極樂意前來”。

在吳宓、張彭春、丁文江與梁啓超等人的積極推薦下，清華又相繼聘請了陳寅恪、趙元任與李濟等學術名師。陳、趙、李當時年富力強，正處於事業的爆發期。

1925年秋，研究院教職員共有11人。聘請了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陳寅恪4位導師，李濟為講師，陸維釗、梁廷燦、章明煌3位助教，衞士生為事務員，周光午為助理員。至研究院結束，先後任教的還有趙萬里、浦江清、楊逢時、蔣善國四位助教，馬衡、林志鈞兩位講師。

研究院師生之間關係融洽，治學與為人並重，穆然有鵝湖、鹿洞之遺風。教師之間，相互尊重。研究院教師，若論年齡及社會影響，梁啓超均大於王國維。但研究院導師的排名，一般是王國維在先，梁啓超在後，這是由於梁啓超的謙讓與推崇。吳其昌回憶道：“先生之齒，實長於觀堂先師，為全院祭酒。然事無拒細，悉自處於觀堂師之下。”老師對學生，也非常愛護。姜亮夫眼睛高度近視，王國維不顧自己視力很差，晚上堅持送姜亮夫過橋，怕出意外。多年以後，姜亮夫對此事仍感佩不已。陳寅恪曾給研究院學生撰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既有對梁啓超、王國維的敬重，也有對學生的期望。

清華因其獨特的建校背景與別具一格的校園文化，校內中西文化交匯，在這個典型的文化接觸地帶。吳宓貫徹他一向提倡的“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理念，籌備研究院國學門。

在研究院開學典禮上，吳宓發表演説，闡述研究院開辦旨趣：（一）在新舊遞嬗之際，對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後可以採擇適當，融化無礙；（二）對中國固有文化，須有通徹之瞭解；（三）為此，必須有高深學術機關，為大學畢業及學問已有根柢者進修之地，且不必員府歐美多耗資財，所學且與國情隔閡。此即本校設立研究院之初意。

針對當時國內國學研究“或則陳腐，嫌其過舊；或則偏激，強名曰新；或則但務瑣屑之考據；或則徒事浮華之辭章。”吳宓提出，國學研究應該樹立兩個目標：第一，整理全部材料，探求各種制度之沿革，溯其淵源，明其因果，以成歷史的綜合。第二，探討其中所含義理，講明中國先民道德哲理之觀念，其對於人生及社會之態度，更取西洋之道德哲理等，以為比較，而有所闡發，以為中國今日民生羣治之標準，而造成一中心之學説，以定國是。如能實現第一個目標，則中國之文明，可以昌明樹立於世界；實現第二個目標，則中國對於全世界之迷亂紛爭，或可有所貢獻。

在此思想指導下，國學研究院採取了異於國內其他大學的國學研究之道，即“注意準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於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

從體制和功能看，研究院沒有北大國學門那樣複雜的建制和多功能特徵，而純粹是一個培養高層次人才的教育機構。圍繞培養目標，研究院在招生、學習和畢業等環節上，都有一套相當規範的操作制度。

研究院招收對象，除“國內外大學畢業者或具有相當之程度者”外；還有“各校教員或學術機關服務人員，其有學識及經驗者；各地自修之士，經史小學等具有根柢者”。學生經錄取後，須按期到院，常川住宿，屏絕外務，潛心研究，篤志學問，尊禮教授，並不得有逾越行檢，妨害本院之行為。研究期限以為年為卒，但遇有研究題目較難、範圍較廣，而成績較優者，經教授許可，可續行研究一年或二年。研究院四年間共收四屆，錄取74人；除有2人退學和4人病故外，實際完成學業68人。他們後來有的執教於大中學校，有的任職於文化學術機構，都在為弘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而盡心盡力。

研究院兼容幷包，學術自由，充分發揮各位教師的特長和主動精神。《研究院章程》明文規定：“本院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度。研究之方法，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其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期使學員與教授關係異常密切。”根據《章程》，研究院教學方式分為“普通演講”和“專題研究”。普通演講即課堂講授，由各教授就自己的專長和治學心得開課，供諸生必修或選修；如同一課幾位教授都有精深研究，可同開此課各講各的心得見解，任學生自由選一教授從業。專題研究就是由教授個別指導，學生進行的課題研究。各教授就自己的專長提出指導範圍，然後讓各生根據自己的志向、興趣和學力，自由選定研究題目，選定後不得中途變更。學生可隨時嚮導師請業問難。《章程》規定“教授於專從本人請業之學員，應訂定時間，常與接談，考詢成績，指示方法及應讀書籍。”

各教師在教學實踐中，嚴格按《章程》執教。

王國維開的普通演講有：《古史新證》、《説文練習》等；指導專題研究的範圍是：經學、小學、上古史和中國文學等。

梁啓超開的普通演講有：《歷史研究法》、《中國文化史》、《儒家哲學》等；指導專題研究的範圍是: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等。

陳寅恪開的普通演講有：《西人之東方學》、《目錄學》和《梵文—金剛經》等；指導專題研究的範圍是：年曆學、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係者之研究等。

趙元任開的普通演講有：《方言學》和《普通語言學》等；指導專題研究的範圍是：現代方言學、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等。

李濟開的普通演講有：人文學等；指導專題研究的範圍是：中國人種考等。

研究院的課程，兼具廣博與精深，不少即使在今天，仍然屬前沿性質。劉夢溪指出，研究院講授內容已經超越了一般所謂國學的範圍。事實上王國維、陳寅恪的學問途徑，與西方漢學的方法多有一致之處，原本就是國外漢學界最看重的中國學者。趙元任的語言學研究，也屬於現代語言學的範疇。李濟的民族學和考古學，更直接運用了人類學的方法。清華國學研究院應該是新的國學，而且是與西方漢學聯繫在一起的新的國學。

研究院教學、研究並重，著述甚豐。研究院的出版刊物主要有三種：（一）教授主編之叢書，比如王國維的《蒙古史料四種校注》、陳寅恪的《大寶積經論》、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的研究》、李濟的《西陰村史前的遺存》等；（二）《國學論叢》，到1929年3月共出版二卷六期，內容除本院教師之著作外，凡學生之研究成績，經教授會同審查，認為有價值者及課外作品之最佳者，均予登載，比如刊載有吳其昌的《宋代之地理史》、周傳儒的《中日曆代交涉史》、劉盼遂的《説文漢語疏》等；（三）《實學月刊》，本着“經以明聖賢之心，攻諸史以尋治亂之跡。匯百家之學，集萬國之觀……洽於古今，通乎中外”的宗旨，前後共印行六期，這些學生的著述，受到校內外學人的矚目。其中代表性著作如：高亨的《韓非子集解補正》、吳其昌的《三統曆簡譜》、王鏡第的《周官聯事考》等等。這些研究成果以及對我國國學研究的貢獻，都大為可觀和令人稱道。

研究院共招生四屆，畢業74人，其中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吳其昌、姚名達、高亨、陸侃如、劉節、劉盼遂、謝國楨、賀麟、張蔭麟、羅根澤、周傳儒、蔣天樞等等，日後都成為我國20世紀人文學術的中堅力量。

關於研究院停辦的原因甚多，比如：失去王國維、梁啓超兩位教授，大學部與研究院學生之間的利益衝突等。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校內資源分配衝突。1928年，國民政府委派羅家倫出任校長。在羅到職前，清華學生會成立了校務改進委員會，在教師的支持與幫助下，推派代表帶着改進意見書赴南京與羅進行談判。當時提出了八點意見，其中第五點就是：“停辦國學研究院，從速籌備大學畢業院。”所以，羅家倫在1929年清華畢業典禮上致辭時説：“這次畢業共有三班，大學部有84人畢業，這是第一次；留美預備部有37人畢業，恰巧又是最末一次；而國學研究院的同學，這也是最後的一班。”實際上正式宣佈研究院的結束。

清華研究院在短暫四年中，開創出一股研究國學的新風氣，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研究院開創的優良傳統，在清華園延續，成為清華英才輩出的一個重要原因。

吳宓(1894～1978)，1894年8月20日生於陝西省涇陽縣西北鄉吳堡世家。譜名玉衡，乳名陀曼，1910年報考清華改名為吳宓，字雨生，亦作雨僧，別號藤影荷聲館主，偶署筆名餘生等。1916年畢業於清華學校，翌年赴美國留學，初入弗吉尼亞州立大學，後改入哈佛大學，1921年6月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回國，應梅光迪之邀受聘東南大學教授，與梅光迪、胡先、柳詒徵等人籌辦《學衡》，並任主編。他是“學衡派”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1924年，吳宓由東南大學轉任東北大學教授，清華看重他知識淵博、酷愛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以及他對中西文化的會通，乃聘請他回母校主持籌辦研究院，時人皆謂“清華得人”。

1925年，吳宓接受清華學校曹雲祥校長聘請，回母校籌辦國學研究院並任主任， 此後長期在清華任教。1926年3月，任清華大學部西洋文學系教授，曾代理外文系主任。1946年，轉任武漢大學外文系教授兼任系主任。1948年受聘四川大學教授。解放後長期在西南師範學院任教，1978年病逝。

清華第一教室樓北端後山之麓，有一座莊嚴肅穆的紀念碑，正面端書“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這是為紀念王國維先生而建。

1927年夏，王國維感於“世變”，於6月2日，自沉於昆明湖，清華痛失名師，全校師生痛悼。陳寅恪哀悼“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王力挽詩有“海內大師誰稱首？海寧王公馳名久”。

1929年夏，清華國學院停辦，該院師生為紀念這位傑出的學者，募款修造了這座紀念碑。陳寅恪撰寫碑文，梁思成擬定碑式，林志鈞書丹，馬衡篆額。紀念碑文語意深長， 為一時傑作。

其文曰：

“海寧王先生自沉後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人鹹懷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僉曰宜銘之貞珉，以昭示於無竟。因以刻石之辭命寅恪。數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詞曰：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脱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此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説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三日二週年忌日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師生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