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散文

以清初三老為代表，包括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 ^[1] 

三人都曾參加抗清活動，志在反清復明，明亡不仕。文學主張各有側重，共同點是強調經世致用。三人都是第一流的學者，能文不為文人，文章以關係國家大事的論説文最為著名，如顧炎武的《郡縣論》、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夫之的《讀通鑑論》等。這些文章言談大膽，識見精深，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感情，有的還表現出進步的民主思想，對文采則不夠重視。他們也寫了一些文學性較強的傳記文，如黃宗羲的《柳敬亭傳》。 ^[1] 

以“清初古文三大家”為代表，包括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三人的散文都富有時代特色和現實針對性，各人的風格則有不同。侯文以才氣見長，富有激情，行文縱橫恣肆，人稱“才子之文”。傳記文和論文書札都聞名於世。傳記文以《李姬傳》、《馬伶傳》為代表。魏禧為文強調“積理練識”，“有用於世”，長於議論，人稱“策士之文”。汪文疏淡迂迴，雍容爾雅，人稱“儒者之文”。文章道學味較濃，生氣不足，但也寫了一些好文章，如《江天一傳》。 ^[1] 

清中葉理學抬頭，考據成風，太平盛世出現盛世之文，其典型代表是桐城派。 ^[1] 

是清代散文影響最大的一個流派，由方苞始創於康熙朝，一直綿延至清末。創始人方苞、劉大櫆?和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得名。該派文學主張近宗明代的唐宋派，遠接唐宋八大家，以“義法”為中心，逐漸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在前人的基礎上作了一次全面系統的總結。桐城派作家畢生研讀古文，總的特點是雅潔，各人風格也有不同。

方苞（1668－1749），桐城派的奠基者。方苞十分博學，散文靜重博厚，雅潔精嚴，稍遜風韻。他的文章以碑銘傳記一類寫得最為講究，但最有價值的當數《獄中雜記》。作者因同鄉戴名世“南山案”牽連入獄，幾乎論斬。文章記獄中的種種黑暗現象，真切而深透，雖事繁而細，但條理分明，文字準確，足見其功力。

劉大櫆（1698－1779）上承方苞，下啓姚鼐，是桐城派“三祖”之一。他發展了桐城派的理論，提出“神氣”説。其文章抒發懷才不遇，指摘時弊，才氣較足，奇宕雄肆，清麗多變，但有擬古痕跡。

姚鼐（1731－1815），在桐城派中地位最高。姚鼐一生安寧，中年辭官後以授徒為業，弟子遍及大江南北，使桐城派影響擴大。姚鼐是桐城派散文理論的集大成者，既擴大了方苞的“義法”説，主張“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的統一，又繼承發揚了劉大?的“神氣”説，提出了“神、理、氣、味”與“格、律、聲、色”相統一的理論；同時，還總結概括歷代文章的風格論，發展了“陽剛陰柔”相反相成的美學觀。姚鼎著有《惜抱軒集》等，所編《古文辭類纂》流傳極廣。其散文簡潔嚴整，紆徐明潤，《登泰山記》是他的代表作。 ^[1] 

與桐城派散文從內容到形式都形成對比的是袁枚和鄭燮的散文。二人散文的共同點是：不為聖道倫常説教，直抒胸臆，寫真性情，語言接近口語。袁枚文不拘一格，有真情實感，《祭妹文》《黃生借書説》是其代表作。鄭燮文自出己意，奇談卓識迭出，幽默詼諧，親切自然，散文主要是一些家書和題畫文，都有佳作。 ^[1] 

在桐城派以正統自居，聲勢日張時，駢文也很流行，駢文創作成就最為突出的是汪中。 ^[1] 

汪中（1744－1794），一生境遇甚慘，稟性孤直，恃才傲物，被目為狂人。在駢文創作上，他取材現實，情感上吐自肺腑。藝術上“狀難寫之情，含不盡之意”，悲憤抑鬱，沉博絕麗。其名作《哀鹽船文》被譽為駢文中的絕作，此文一出，轟動京師，當時主講揚州安定書院的杭世駿認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