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文學

1991年下半年，旅美華人曹桂林的長篇小説《北京人在紐約》在大陸轟動一時[①]。這“轟動”當然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諸如特定的社會心理背景（許多中國人都關心“出國”），小説題材的獨特性，小説題目的新聞性，某些人有意識的宣傳（為了擴大書的銷路多賺錢或者出於某種政治目的），等等。但是，這“轟動”本身也顯然嘲笑着人們的“孤陋寡聞”或者“記憶力衰退”。如果人們讀過旅美華人女作家於梨華的長篇小説《又見棕櫚，又見棕櫚》[②]，並且留下了一點點印象，那麼他們是不應當對《北京人在紐約》感到十分新奇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和《北京人在紐約》一樣描寫了中國人離開祖國去美國以後的生活和奮鬥，甚至兩部小説主人公在美國的經歷具有相同的時間長度（十年）。實際上，如果我們把眼界放得更寬一些，就會發現，表現這類題材的文學作品在本世紀初就已經出現，並且一直延續下來。“五四”時期郁達夫的短篇小説《沉淪》、《空虛》[③]和二十年代聞一多留學美國時創作的《洗衣歌》、《孤雁》、《太陽吟》[④]等等，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並且曾經引起較大的反響。聶華苓創作於1970年的中篇小説《桑情與桃紅》[⑤]和吳民民創作於1988年的長篇報告文學《中國留日學生心態錄》[⑥]，亦可劃歸此列。這類作品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構成了一個具有內在穩定性和持續性的系列，由於其題材和藴含的獨特性，我們必須用一個新的名稱來命名它。本文將這類作品稱之為“流浪文學”。

——引自《“流浪文學”的人物與主題——從〈沉淪〉到〈北京人在紐約〉》作者：董炳月 ^[1] 

本世紀以來取材於“流浪者”生活的文學作品，確實建立了一種新的文學形態。這類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種新型的人物形象，其認識價值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品中任何一類形象所難以比擬的，因為他們把文化衝突、國家衝突、種族衝突、社會衝突、金錢與人性的衝突乃至價值觀、倫理觀等多種衝突集中在一起了。這些形象本身為中國人在“世界”這一大背景上認識自身提供了最佳標本，而當我們把不同歷史時期流浪文學作品中的形象作為一個“時間序列”來觀察的時候，又可以發現本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歷史變遷和中國人自我認識的軌跡。不過，由於諸種現實因素的制約，流浪文學的價值難以被今天的研究者全部發現。也許只有在歷史的發展為我們提供了某種必要的距離的時候，我們才能夠更深刻、更全面地認識流浪文學的價值。

——引自《“流浪文學”的人物與主題——從〈沉淪〉到〈北京人在紐約〉》作者：

董炳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