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體解剖

動物權利提倡者致力於通過有關活體解剖的批判性討論而支援其立場。對此，動物實驗的支持者們迴應道，動物實驗過程中通常不需要使用侵入性的手段（暗指活體解剖）。動物權利激進分子一直以來反對和抨擊諸如杭廷頓生命科學研究中心（HuntingdonLifeSciences）一類的機構，因為這類機構從事於——依照批評人士主張的——動物活體解剖研究。

近期（約於19世紀以來）關於活體解剖的論爭主要圍繞一些道德問題，諸如，動物活體解剖所產生的進步意義究竟是否在價值考量上勝於它所造成的痛苦；以及關於動物活體解剖可以帶來的益處的描述是否被刻意誇大。對於那些嚴格提倡動物權利觀點勝於考慮如何儘量減少實驗中動物所承受痛苦的人士而言，他們很可能這樣認為：無需注重動物活體解剖可能為社會帶來的好處，因為動物活體解剖就其對動物權利的侵犯，本身即成為不道德的行為。

活體解剖被長期實踐於人體。被譽為“解剖學之父”的希羅費羅，即在亞歷山大的世界上第一所醫學院的創建者，曾被特士良指控解剖了至少600名活人囚犯。在近代史上，戰時納粹的約瑟夫·孟克，以及日本軍國主義（731部隊、九州帝國大學醫院的石山福二），均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自在其集中營囚犯身上執行了活體解剖。這些實驗的科學價值是可疑的，且無論出於何種目的，人類活體解剖在道德規範方面同樣不能成立。在一些案例中，人類活體解剖的目的僅僅是對戰俘造成痛苦，而非有目的的研究。作為對此類暴行的響應，世界醫學會採用了《紐倫堡法典》作為行業內部關於此類事件的道德規範。

動物實驗的“3R” 原則現已被科學界普遍接受, 即在科學實驗中, 要儘可能的減少使用動物的數量 、儘可能採用替代方法 、對實驗動物的飼養管理和實驗操作儘量採用最佳方案。 ^[1] 

據英國《每日郵報》6日報道，二戰時期，遠東戰場的戰鬥之殘酷超出人們想象，英國曆史學家邁克斯·哈斯廷斯的新書《報復：為日本而戰（1944－1945）》，披露了西方盟軍在發現己方戰俘如何遭日軍虐待時，是何等的震驚……真相被掩蓋至今

那是1945年1月，英國陸軍第14師穿越緬甸邊境向曼德勒方向推進。在一場大勝之後，他們發現了許多日軍虐待戰俘的證據：一些英軍士兵被剝去靴子，用電線纏着倒掛在樹上，酷毆至死。這更加激發了英軍對日本兵的憎恨。而在英國國內，事實證明日軍的虐囚暴行絕不僅限於戰場上。那些僥倖逃脱魔掌的戰俘，講述了更多日軍慘無人道的極端虐囚故事，而英國政客及官員們怕日本人會報復性地變本加厲折磨那些仍掌握在他們手中的數萬名盟軍戰俘，因而並未將這些醜聞完全曝光。

在1942年著名的“巴丹半島死亡行軍”中，許多美軍士兵被俘後即遭殺害，被擊落的飛行員則慘遭斬首，美國政府拖了好幾個月才將當時目擊者的證詞公佈於眾。盟國官方人士一直不願承認形勢之惡劣，直至1945年1月，一個所謂的外交事務委員會還得出結論説，只是在某些偏遠地區出現了虐待戰俘現象。

而就在數週之後，大批從緬甸和菲律賓釋放的英國和澳大利亞戰俘，用他們的自身經歷反擊了上述説法。當時參與釋放的官員無不對戰俘們所處的環境大感震驚：那裏飢餓當道、疾病盛行，數萬名戰俘因過勞致死，或因輕微違規即被酷刑相加甚至砍頭處死。當時關押在日軍戰俘營中的盟軍戰俘中，有四分之一死於非命，他們的遭遇與納粹在歐洲對俄國人和猶太人的暴行如出一轍，但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公眾仍極為震驚，即使在當時的形勢下，他們對日本人公然踐踏人權和戰爭規則仍感到難以理解。

把長蛆當成“小美人”

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最初幾個月，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羣島、香港、馬來西亞和緬甸等地相繼淪陷，眾多盟軍官兵短時間內落入日軍手中成為戰俘。當繳械投降的戰俘們被關押在馬尼拉、新加坡、香港或仰光等待命運的裁決時，他們絕沒料到等待他們的會是地獄一般的命運。

一名日本戰地記者曾這樣描述他所見到的美軍戰俘——“一羣來自傲慢民族、卻不得不接受大日本帝國軍人蔑視的人”。“當我看到他們時，能感到他們只是一羣混血雜種的後代，其尊嚴早已一無所有，而日本軍人看起來英俊瀟灑，我為自己身為日本人而自豪。”

“那些不吃東西的人是第一批死去的，”保羅·路特斯下士説，“我親手埋葬了許多看起來比我壯的人，就在於我從來不拒絕任何只要能吃的東西。”有一次，澳大利亞人斯諾·皮特在食物中發現了一寸長的蛆，他只是説了句：“小美人，走開吧。”“我們不得不把它們想象成聖誕布丁上的葡萄乾，或者別的什麼好東西。”

在大阪一家造船廠，兩名餓急了眼的英國戰俘偷吃了大浴缸裏的豬油，那本是用來潤滑下水滑道的，所以為防蛀蟲事先添加了砒霜，兩名戰俘因此丟了性命。

湯姆森在他的私人日記裏這樣寫道：“我們每天都像行屍走肉，一天一天被趕着做這做那，我學會了對生活不抱任何希望，也不再有任何感情。”

對高個子特別看不上眼

來自仰光戰俘營的菲利普·斯蒂伯寫道：“我們都變得鐵石心腸、冷酷無情，大家經常會賭下一個誰死。當然為了搶救病號也要盡力，但當厄運不可避免之時，徒自傷悲也不是良方。”

誰也不會關心什麼自尊問題。每天戰俘們都將面對自身的無能。羅森曾看到日本兵把美國戰俘踢進了廁坑裏：“當你不得不接受這些時，才會真正感受到什麼是挫敗的滋味。”

幾乎每一個戰俘在後來的歲月中，都為當初眼看着自己的戰友被日本兵毆打甚至殘殺而無動於衷感到羞愧，他們也痛恨每天必須向每個日本兵鞠躬致敬，不管對方軍銜多低甚至不管他是誰，稍顯不敬便會激怒對方，招來殺身之禍。

日本人似乎對高個子特別看不上眼，後者往往不得不彎腰低頭接受包括杖擊等懲罰。一天，飛行員弗萊德·傑克森正在阿姆邦省的珊瑚島機場上幹活，就看到6個英國軍官被列隊帶入，一名日軍准尉不分青紅皂白將他們一個個地擊倒在地。

日軍變態的虐囚現象隨處可見，只能理解為這是制度性的。另外，還有如此多的斬首和被刺死的現象，這些都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個別軍官或士兵一時興起所為。甚至有8名B－29轟炸機飛行員在未經麻醉的情況下，被醫科院學生用作活體解剖，將他們的胃、心、肺和腦葉通通取出。

半個世紀之後，一位在現場的大夫表示，“當時所有醫生，沒有一人對是否進行這樣慘無人道的手術提出異議——這才是事情的古怪所在。”

一家博物館2015年4月4日在日本西部福岡縣正式對外開放。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這家博物館展品中包括1945年日本教授對被俘美國飛行員進行活體解剖的罪證。

長期以來，日本九州大學對二戰期間犯下的這樁罪行諱莫如深，拒絕在公開場合觸碰這一話題。但該大學多名教授在近期一次會議中達成共識，認為必須正視這所大學歷史上的“黑暗篇章”。 ^[2] 

多年來，九州大學對活體解剖事件諱莫如深，從不在公開場合觸碰這一話題。日本國內不少人對此表示反感，堅持認為應該正視歷史。

二戰結束後，一名曾經參與活體解剖的日本教授自殺；14名九州大學教職員工因戰爭罪行被判終身監禁、死刑等。

日本作家遠藤周作以這段黑暗歷史為原型，1957年發表小説《海與毒藥》，獲新潮獎和每日新聞出版文學獎。1986年，根據小説改編的同名電影在日本上映。

今年3月，九州大學醫學部多名教授在一次會議上達成共識，認為校方不應繼續迴避這段黑暗歷史。最終，九州大學決定把幾件罪證作為展品，在新開幕的博物館中向民眾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