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靈菲

1902年出身於貧苦的農民家庭，6 歲開始從事體力勞動。

1919年“五四”運動的浪潮席捲全國，正在廣東潮安金山中學讀書的洪靈菲，深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響，追求自由解放，愛好寫舊體詩，是學校文壇上的活躍人物。1922年,他考入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後改稱廣東大學)英文科學習，後轉入國文系。在此期間,洪靈菲結識了一位共產黨員許蘇魂,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當時正遇英帝國主義在廣州製造“沙基慘案”,洪靈菲四處奔走,發動廣大學生反對帝國主義慘殺中國人民的暴行。許蘇魂根據對他的長期考察,於1926年介紹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洪靈菲在該年6月發表的文章《到革命的戰線上去》,已表明了為革命事業而奮鬥終生的決心。

1926年8月,洪靈菲從廣東大學畢業。當時正是國共合作蓬勃發展的時期,他參加了廣州國民黨中央海外部工作,並擔任了《海外週刊》的編輯。他一邊從事革命工作,一邊用手中的筆寫作,創作了大量的詩歌和散文。

1927年4月15日,廣東的國民黨右派公開叛變革命,白色恐怖籠罩廣州。《中央日報》和廣州《民國日報》刊登逮捕洪靈菲的通緝令,他不得不逃離廣州,先到香港,後獨身一人到了南洋。

洪靈菲先後到了南洋的新加坡、暹羅(今泰國)等地,做過苦力,也曾流浪街頭,備嘗海外遊子的辛痠痛苦。

1927年冬,洪靈菲結束了他海外的流亡生活,到了上海,回到了黨組織的懷抱。洪靈菲恢復了黨的組織關係以後,立即開始了新的鬥爭。當時,中國革命正處於低潮。除了擔任中共上海閘北區委第三街道的黨小組長外,他和戴平萬、林伯修等組織了革命文學團體“我們社”,還通過大學時的老師郁達夫,結識了蔣光慈、錢杏邨、孟超等“太陽社”的成員。也就是這個時期,開始了洪靈菲文學創作的鼎盛時期。從1927年冬至1930年春,他寫出了近200萬字的作品,有《流亡》《前線》《轉變》《歸家》《氣力出賣者》《家信》《大海》《兩部失戀故事》等。以及大量的詩歌、散文、文學評論、譯著。這些,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寶貴財富。

洪靈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另一個突出的貢獻,是他為發展和壯大左翼文化運動而作出的努力。

1929年秋,黨指示在創造社、太陽社中的共產黨員要促進革命作家的團結,與魯迅一道成立革命作家的統一組織。洪靈菲積極和進步作家聯絡,消除內部隔閡,儘可能地擴大進步作家聯盟。1930年2月16日,洪靈菲出席了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發展有重要影響的12人集會,醖釀籌備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正式成立,洪靈菲、魯迅、夏衍、馮乃超、田漢、鄭伯奇當選為常務委員,組成了“左聯”的領導核心。“左聯”的成立,“標誌了革命文學跨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也標誌了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對於革命文藝事業領導的加強”。

左翼文化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迅速發展壯大,使國民黨及其當局加緊了對左翼文化工作者的迫害。先是洪靈菲等人辦的《我們》月刊被查禁,接着是許多進步文化社團被解散,國民黨當局又一次通緝洪靈菲,迫使洪靈菲轉入地下。

1933年2月,黨組織將他調往北平,擔任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秘書處處長(即秘書長)。1933年7月26日,由於叛徒出賣,洪靈菲被蔣介石派駐北平的憲兵三團在宣武門外李大釗烈士侄女的家中逮捕。旋即解來南京。1934年夏壯烈犧牲。

1902年，正月，出生於廣東省潮安縣江東區紅砂村。原名洪倫修，字子常，常用筆名還有林曼青、林蔭南、李鐵郎等。

1922年，考入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曾參加學生運動。

1925年，沙基慘案發生後，做了大量組織和宣傳工作。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被派到國民黨中央海外部任幹事，編輯《海外週刊》。

1927年，遭反動政府通緝，流亡香港、新加坡和暹羅（今泰國）等地。同年冬抵達上海，開始創作長篇小説《流亡》，該書1928年4月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

1928年，加入太陽社。並恢復了組織關係，任閘北區第三街道支部黨小組長。5月，發起成立文學團體“我們社”，長篇小説《前線》由曉山書店出版。同年9月，長篇小説《轉變》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

1930年3月，“左聯”成立，他是發起人和7名常委之一。當年下半年起，他擔任過江蘇省委宣傳部、滬西區委的工作。除創作外，他還翻譯出版了高爾基的長篇小説《我的童年》（1930），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1931）、《賭徒》（1933）。

1933年，奉調到北平中共中央駐平全權代表秘書處工作，7月26日因叛徒告密被捕，被秘密押送南京。

1934年，被國民黨反動當局秘密殺害於南京雨花台。 ^[1] 

1902年正月，廣東省潮安縣江東區紅砂村的一户人家，第三個男孩降生了。這户人家的主人叫洪舜臣，這個男孩便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才華橫溢的作家洪靈菲。洪靈菲乳名洪樹森，學名洪倫修，而洪靈菲是他的筆名，以筆名而傳世，正標明瞭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洪家祖上世代務農，到洪靈菲祖父一代才攢下幾畝田產的家業，便有意培養洪舜臣讀書，希望他能走科舉之路，博取功名。誰知洪舜臣時運不濟，最後連秀才也沒考上，先靠教私塾為生，後來改為行醫，靠鄉親們湊錢，在潮州城開了一家名叫榮春堂的藥店，家境才稍稍安穩了些。

洪靈菲出生時，稍通八字的洪舜臣一算，認定這個兒子是“短命仔”、“討債鬼”。隨着洪靈菲的長大，洪舜臣越來越覺得兒子的面相正如八字所説，耳垂薄、下頜尖，“沒有福氣”，甚至連寫字也“淨是骨頭，沒有肉”，看着洪靈菲愈發不順眼。在洪靈菲的心目中，父親留下的幾乎都是嚴厲有加的可怕面目，這在他的小説《流亡》《轉變》等作品都有體現，書中主人公的父親都作為封建禮教的化身，呈現出令人憎惡的面孔。

9歲時，洪靈菲進私塾讀書。到了1915年，榮春堂在潮州城小有名氣了，家庭經濟寬裕，父親把他帶到城裏上小學，成為城南小學的四年級學生。在教師當中，對洪靈菲影響最大的是國文老師戴貞素。戴貞素學問淵博，書法、詩詞俱佳，15歲就中了秀才，並且受到新潮流的薰染。戴貞素有個兒子叫戴平萬，與洪靈菲同班，兩人很處得來，就常邀洪靈菲到他家去。在戴貞素的影響下，洪靈菲也喜歡上了唐詩，到小學畢業時舊體詩已寫得不錯了。

1918年，洪靈菲小學畢業。父親打算讓他中止學業，到店裏去幫忙，但在他再三的要求下，父親終於同意他繼續讀中學。那年秋天，他成了金山中學的學生。第二年，“五四運動”爆發，這場發生在千里之外的運動也波及到了遙遠的潮州古城，帶來了《新青年》《新潮》《新生活》等刊物。那正是洪靈菲求知最旺盛的時期，他如飢似渴地閲讀、吸收，使他逐漸萌生了對自由平等的社會的朦朧嚮往。

1922年7月，洪靈菲以甲等第六名的優異成績從金山中學畢業。父親本來希望他找個小學教師的職位，而他堅持繼續讀書，當年8月，他踏上了到廣州讀書的道路，成了廣東高等師範學校英語部的一名學生。

新的環境，尤其是新的語言，在洪靈菲面前展現了一片新天地。入學不久，他就開始讀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士比亞故事集》）這樣的外文書籍了，接着又開始讀莎士比亞的原著。除了莎士比亞，他還對拜倫和雪萊的詩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他們的詩歌中洋溢着浪漫主義的氣息，奔騰澎湃的激情，以及對自由民主的追求，都使洪靈菲的內心世界發生着變化。在他的書籍上，以及給朋友們的書信裏，他把署名改為“拜倫·洪靈菲”或“拜倫·阿洪”。

1923年春，許美勳在汕頭《大嶺東日報》刊登啓事，發起組織潮汕最早的新文學社團——火焰社。洪靈菲在廣州見到啓事，寫信與許聯繫，參加了火焰社。火焰社的社刊《火焰》，作為《大嶺東日報》的附刊出版，洪靈菲常常向《火焰》投稿，在上面發表了一些舊體詩。

那年寒假，洪靈菲嘗試給報刊寫稿，他寫了一個短篇小説，題為《一個小人物死前的哀鳴》，投給香港報紙，結果刊登出來了。

在廣州讀書期間，父母為洪靈菲定下了一門親事。女孩叫黃嬋英，是周邊村莊的女孩，目不識丁。洪靈菲當時已心有所屬，他幾經抗爭，但其家人終以斷絕關係和經濟來源相要挾，無奈之下他終於回家與黃成親。之後他除了幾次短暫的回家外，很少與黃嬋英相見。

上世紀20年代的廣州，激盪着革命的浪潮。作為一名渴望自由平等理想社會的青年，洪靈菲很難置之度外。漸漸的，他藏起因受挫的婚姻與愛情的失落帶來的苦悶，投身革命。

1924年11月，他就讀的廣東高等師範學校與法專、農專等校合併為廣東大學（後改名中山大學）。在這個時候，他遇到了共產黨員許蘇魂。許蘇魂是潮安人，以老鄉關係為紐帶，洪靈菲與同學戴平萬等人在廣東大學的學生中組織起了潮州旅穗學生革命同志會，在廣州的學生運動中有聲有色。1926年，經許蘇魂的介紹，洪靈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進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海外部工作。

這一時期，洪靈菲還找到了心目中理想的革命伴侶——秦靜。秦靜從潮州故鄉來到廣州，考入了何香凝主辦的婦女運動講習所。畢業後，秦靜分到海外部擔任文書，並由洪靈菲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3月2日，兩人在廣州舉行了婚禮。洪靈菲一直主張革命與愛情並重，婚後兩人到照相館拍了一張相片，作為愛情的見證。在照片的背後，洪靈菲題寫了這樣一段話：“為革命而戀愛，不以戀愛犧牲革命！革命的意義在謀人類的解放，戀愛的意義在求兩性的諧和，兩者都一樣有不死的真價！”

然而，甜蜜日子沒過多久，4月12日，蔣介石就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幾天之後廣州也陷入了腥風血雨，洪靈菲也在被通緝的名單中。在4個月的時間裏，他從廣州到香港，從香港回汕頭，然後是新加坡、暹羅（今泰國）。這期間，他東躲西藏，在香港被拘捕，在新加坡棧房捱過餓，在湄南河上漂泊……飽嘗辛酸苦楚。

1927年秋，洪靈菲與戴平萬回到上海，聽到南昌起義爆發的消息，聽説起義軍向汕頭轉移，他們便前去投奔。當他們趕到汕頭時，起義部隊已經散去。尋找起義部隊而不得，洪靈菲又一次幸運地逃脱了險境，他在慶幸中又感到迷茫：革命的出路在哪裏？自己人生的方向在哪裏？在返回上海的途中，他突然有了一種創作的衝動。他以自己過去幾個月的親身經歷為基礎，開始了自傳體小説《流亡》的寫作。

在小説《流亡》中，洪靈菲從廣州的“4·15”大屠殺寫起，一直寫到追隨起義部隊進入潮汕，卻撲了空，不得不再次流亡。主人公沈之菲最後明白了人生的意義，堅定了革命的決心，看清了社會的醜惡與黑

暗，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因此，要消除這種狀況必須經過革命，實現社會的徹底變革。最後，沈之菲悄悄離開家庭，踏上了流亡的路途，“去為着人類尋找永遠的光明。”

洪靈菲只用了一個半月時間，就完成了這部10萬字的作品。1926年3月，郁達夫到廣東大學任教，洪靈菲常去聽他的課，據説洪靈菲得到郁達夫的賞識，兩人很聊得來。就在《流亡》收筆之時，洪靈菲遇到了來上海的郁達夫，郁達夫不僅為《流亡》作序，還向上海現代書局老闆盧芳推薦了這部書稿。

這本書經現代書局出版後，在國內各大城市和南洋一帶銷路甚佳。洪靈菲這個名字也不脛而走，在上海文壇有了一點名氣，漸漸地有書店向他約稿了，他憑着自己的文學才華在上海紮下腳跟。

當時，洪靈菲與戴平萬等五六位來自潮汕的革命青年擠在上海法租界一間十多平米的小房間裏，生活條件十分艱苦，洪靈菲要承擔起這個“大家庭”的經濟重擔。《流亡》的寫作，打開了洪靈菲創作激情的閥門，他以一種非凡的熱情進入了創作的高峯期。每天早上4點起牀，鋪開紙筆開始寫作，到8點鐘別人起牀時，他通常已經寫出5000字了。

緊接着，洪靈菲開始了長篇小説《前線》的寫作，時代背景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小説主人公霍之遠，是一位在國民黨黨部工作的共產黨員，他一邊為革命奔忙，一邊在情場上角逐，私生活頗為出格。但是，在反對派大屠殺的危急關頭，他卻挺身而出。在霍之遠的身上，其實濃縮了大革命時期無數革命青年的共同特徵，寫出了他們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思想轉變軌跡。

《前線》之後，洪靈菲又開始了第三部長篇小説《轉變》的寫作。這部小説的時代背景是“五四”落潮到北伐戰爭期間。主人公李初燕，是個從城裏回鄉複習功課備考的中學生，卻與寡居在家的二嫂秦雪卿生出了感情，回城讀書，又與同學之妹張麗雲相戀，父親卻逼迫他與一個素不相識的村姑結婚。婚姻不能自主，愛情受挫，使他感受到家庭的冷漠、社會的殘酷，經過一番苦悶、怨恨與抗爭，最後在日益高漲的工農運動中離家出走，走上革命道路。

這三部小説的風格非常近似，採取了那個年代流行的“革命+愛情”的模式。韓山師範學院的鄭羣輝認為，這種“革命+愛情”的模式，在內心和時代上造成的種種矛盾，都是時代的真實反映，今天不必過於苛求和指責；相反，“洪所描寫的這些人物最終都從沉淪中掙扎出來，走向革命，革命終於戰勝沉淪，這一洪靈菲特有的主題，倒是值得我們大為讚賞的。毫無疑問的是，這些小説對那個時代的有志於革命的青年起着一種多麼大的支持鼓勵。”這一看法也印證了洪靈菲本人的一句話：“革命儘管處在低潮，但我們手中有一支筆，能使革命在另外一個方面蓬勃活躍起來。”

至於《流亡》等作品的藝術價值，阿英當年就撰文指出：“洪靈菲有一種力量，就是隻要你把他的書讀下去一章兩章，那你就要非一氣讀完不可。”他對洪靈菲的評價是：“在現代文壇上，是不可多得的。”

後來，人們把《流亡》連同《前線》《轉變》三部小説合稱為“流亡三部曲”。這三部小説是洪靈菲的代表作，有人還稱之為“初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代表作”。這三部小説，都是以中國革命的重大事件為題材或背景，其中包括從“五四”落潮到第一次國共合作、省港大罷工、北伐戰爭，以及“4·12”政變，反映大時代的歷史洪流。1934年，這3部長篇小説被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查禁。

洪靈菲的絕大部分作品都是在1927年下半年至1929年底的兩年多時間裏寫成的。除了“流亡三部曲”和部分短篇小説外，還有新詩和文藝論文，累計上百萬字。當時，蔣光慈就稱讚洪靈菲是“新興文學中的特出者”。

1928年1月，蔣光慈、錢杏邨等人發起成立太陽社。經郁達夫的介紹，洪靈菲認識了錢杏邨等人，與戴平萬一道參加了太陽社，並接上了黨的組織關係。

當年5月20日，洪靈菲與杜國庠、戴平萬等人又發起成立了另一個文學社團——我們社。已經參加了太陽社，為什麼還另外成立一個我們社？學者段從學研究發現，不僅所有的成員都是潮汕人，而且都是共產黨員，因此認為，“我們社應黨組織為了平息太陽社與創造社之間的爭論，建立革命文學的統一戰線而建立的一個新型文學社團。”社刊《我們月刊》的“卷頭語”提出要發出“我們的戰鼓的聲音”，並寫道：“那聲音雖然一些兒也不美妙，也不温柔；也許會破壞所謂平靜，破壞所謂安寧；然而，那已經夠偉大了！那聲音給同情我們者以流血的啓示，給背叛我們者以滅亡的象徵！”

當時，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等“既成作家”之間爆發了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造成了左翼文藝隊伍的渙散。在周恩來、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人的干預下，左翼文藝陣營的內部之爭才告結束，並醖釀成立一個新的進步文藝組織，這便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下簡稱“左聯”）。1930年初，洪靈菲參與了“左聯”的籌備工作。1930年3月2日，“左聯”在上海市竇樂安路的中華藝術大學召開成立大會，大會選出了由7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洪靈菲當選為常委之一，其他6人是沈端先、馮乃超、錢杏邨、魯迅、田漢、鄭伯奇。

“左聯”設立了“文藝大眾化研究會”，在報刊上開展深入的討論，使文藝大眾化逐步成為文學運動。洪靈菲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大眾化’是普羅文學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普羅文學，假定沒有獲得大眾的理解和愛護，這是一種很重大的損失。要使普羅文學為大眾所理解和愛護，‘大眾化’這個問題便非馬上提起來不可了。”

洪靈菲被稱為“彗星式的高產作家”。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餘，洪靈菲還創作不輟，這一時期的作品有短篇小説《在木筏上》《在洪流中》《歸家》，以及中篇小説《大海》，這些都體現了洪靈菲本人的文藝大眾化的主張。在這些作品中，勞苦大眾取代知識分子變成主角。

尤其是比蔣光慈的長篇小説還早一個月問世的《大海》，被學者楊義視為“洪靈菲創作道路的重大轉機”，“洪靈菲開始跳出20年代後期革命浪漫蒂克的漩渦，而向30年代的革命現實主義進取了。”《大海》的主人公是南方農村的三個酒友，小説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激盪着“水滸氣”，書寫了中國農村的經濟破產，農民的煩愁憤怒情緒，以及自發反抗的失敗結局；下部寫數年後這個南方村莊經過大海一般的咆哮後，農民當家做主、改天換地的新氣象。楊義説：“自《大海》以獨特的人物性格來顯示歷史的壯闊進程的藝術手腕而言，洪靈菲已走進左翼文學開始成熟的門坎了。”

“左聯”成立後，洪靈菲的工作更忙了。他經常深入到工人、大學生中做宣傳、組織工作，在這期間他在大學生中組織讀書會，創辦工人夜校，並親自上課。

到1930年下半年，他幾乎全部放棄了寫作，把精力投入到黨的工作中。他擔任過江蘇省委宣傳部和滬西區委的工作。1931年“9·18”事變後，上海成立中華反帝大同盟、上海各界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等組織相繼成立，包括1932年成立的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洪靈菲也分別擔任這些組織的領導人之一。

洪靈菲頻繁的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不久，上海《申報》登出了對洪靈菲的通緝令。這是自《中央日報》後刊出的對他的第二次通緝令。面對險惡的環境，中共黨組織隨即將其轉入地下，後來考慮到他的身份暴露，已不宜留在上海。1933年2月，洪靈菲調到北平，擔任中共中央駐北平全權代表秘書處任秘書，負責管理華北6省黨的重要文件。

由於叛徒的告密，1933年7月26日洪靈菲被國民黨憲兵逮捕。在獄中，他經受了敵人的威逼利誘，沒有吐露黨的任何秘密。他被捕後，一些進步人士向國民黨發出抗議，要求釋放洪靈菲。他的岳父、潮州知識界名人秦昌偉也籌集鉅款，希望贖他出獄，得到的答覆是：“此人死不悔悟，毫無回頭之意，贖不得。”

最後，洪靈菲被秘密押解到南京，1934年初被槍殺於南京雨花台。 ^[1] 

洪靈菲在大學讀書期間，正是第一次國共兩黨合作時期，廣州的革命高潮十分高漲，他開始參加學生運動，並在一九二四年參加國民黨左派組織，隨即又參加了共產黨。畢業後，他沒有離開廣州，而成了職業革命者，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在國民黨海外事務部門工作，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廣州“四·一五”事變以前。廣州“四·一五”事變發生，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革命武裝狂瘋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洪靈菲也在通緝之列。在革命羣眾的幫助下，洪靈菲只好開始流亡。在數個月內，從廣州到香港，再回汕頭，然後是新加坡，暹羅，汕頭，最後於二七年冬來到上海。他在香港被拘捕，在新加坡棧房捱過餓，在泥南河上飄流……備嘗辛酸苦楚。這些經歷都反映在他的自傳體長篇小説《流亡》裏。洪靈菲到上海後，即恢復黨的組織關係，負責上海閘北區委書記，繼續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同時也開始了他一生中最辛勤的寫作生活。這是他流星般的生年裏最光燦的時期。而《流亡》的故事正是發生在廣州發動“四·一五”事變前後的社會背景之下。主人公沈之菲當時被視為危險人物，也被追捕。他的流亡生活開始還有戀人黃曼曼的陪伴，但後來只他自己流亡，短短的幾個月，到過香港、暹羅和新加坡，到處奔波，被通緝、監禁、驅逐和辱罵，加上家庭不理解他，他的心越來越悲觀；同時通過那段流亡生活，還有曼曼的鼓勵，他更堅定了革命的決心，社會的黑暗醜陋使他明白要消滅這種現象，非要徹底革命不可，最後，他還是離開家庭繼續走上流亡的征途。沈之菲認為，想要解除人生的苦悶，就必須推翻舊的制度，必須進行革命。可以説，《流亡》當中的沈之菲的經歷就是洪靈菲的革命曲折之路，小説裏的情節基本與洪靈菲的經歷及心態相像。再者，他的戀愛經歷，洪靈菲在中學時期曾經與一位女同學發生過戀情，當時因為社會原因不被允許而失敗，在一定程度上讓他的心靈有了創傷。到了洪靈菲大二的時候，父母讓他與一位農家姑娘結婚，但是他們的包辦婚姻沒有愛情作為基礎，由此他感到人生的痛苦。最後是在革命的引路人許蘇魂的鼓勵之下，他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革命伴侶秦靜。而小説《流亡》當中的沈之菲與黃曼慢，便是他與秦靜的原型了。可以説，《流亡》這部小説是洪靈菲的自傳體小説，他的經歷和體驗構成了這篇小説的題材。

知道了洪靈菲的革命及戀愛經歷，我們不難相像他對革命的熱衷和對戀愛自由的追求，這些都反映到他的作品中來。反過來説，他的作品，特別是《流亡》正是反映他的經歷、他的革命思想、他的行動、他的戀愛以及他的努力的題材。

愛情使得革命理想一致。我們知道，小説中沈之菲的愛人黃曼曼是受他影響而跟着他一起幹革命的，而非兩個人原本的志同道合才戀愛起來。這就是洪靈菲的作品與其他“革命小説”的不同之處。“她在黨立的W女校畢業不久，最近和他一同在M黨部辦事。她的性情很是温和柔順，態度本來很不接近革命，但因為她的愛人是在幹着革命的緣故，她便用着對待情人的心理去迎合革命。”（《流亡》第一章）愛情使得曼慢跟着也一起幹起革命來，曼曼是佩服沈之菲的，《流亡》三十章中她給之菲的信寫到：“你回到S埠去，當然是去幹革命的，這我是很佩服的！”她認為他的革命目的是他們兩個人能夠幸福的前提，她常常為他的話而感動，沈之菲對革命的宣誓就像他信誓旦旦地宣誓兩個人之間的幸福即將到來一樣。 “最後我們的辦法，只有用我們的心力去打破一切！對於舊社會的一切，我們絲毫也是不能妥協的！我們要從奮鬥中得到我們的生命！要從舊禮教中衝鋒突圍而出，去建築我們的新樂土！我們不能退卻！退卻了，便不是一個革命家的行為！” （《流亡》第五章）不能退卻，退卻了就不是一個革命家的行為了，所以要奮鬥，奮鬥的過程是為了得到生命，奮鬥的做法是從舊禮教中衝鋒突圍出來，奮鬥的目的是建築幸福的新樂土，那麼愛情就是動力，讓彼此有心力去打破那一切，打破的手段就是革命起來，所以兩個人必須共同為目標而革命。這是讓革命與愛情之間互相表現，兩個是不能隔開的。沒有一種沒有目標的革命，也不是喊口號的為了民族興起而革命，作者的理想是偉大的，他認為只有制度的改革社會的改革才能擁有美好的將來，但是這偉大的理想中又不乏空洞得言論，而是具體到了個人的感受、個人的追求，從而表現為以愛情做為目標，這樣表現出來的人物是血肉的、真實的。為什麼革命呢？難道就真的都只為全民族的興起嗎？不是的，人是有私慾的、有夢想要完成的，當這種私慾和夢想需要得到滿足的時候，就必須行動起來，而讓它上升到一種民族興亡的責任，因為只有民族強大起來了，個人的理想才能實現。這樣的小説題材是真實而具人情味的。讓革命去表現愛情，讓愛情來表現革命，具體就是這樣子。

革命動力讓愛情希望永存。“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生活一定能夠放出一個奇異的光彩來！不要憂心吧！只要我們能夠幹下去！幹下去！幹下去！曙光在前，勝利屬於我們！”（《流亡》第十二章）之菲多次對曼曼説這種類型的話。這時曼曼一般會嬌滴滴地答應他説一起幹下去。只要幹下去，勝利之後，不久的將來生活肯定會很美好。革命的動力使他們兩個有一個共同點目標，一個共同的追求，這個目標和追求能使兩個人之間更加志同道合，從此為了幸福生活而心存希望。可以説，要不要革命，就決定着他們的幸福生活能不能實現的結果，所以革命起來能讓他們之間的感情更加牢固，更加有希望。從這方面説，革命是就考驗愛情結果的方式，而戀愛也是考驗要否革命的方式了。

革命與愛情相輔相成。洪靈菲的另一部小説《前線》中説：不要犧牲愛情，亦不要犧牲革命！由此可見，理想的狀態就是革命不忘戀愛，戀愛不忘革命，又要革命又要戀愛，讓革命和戀愛相輔相成。抗戰詩人艾烽用詩句表達了這種觀點，“我的生命/一半屬於你/一半屬於革命”。 有一位志同道合的異性伴着自己向着彼此共同的目標前進，如此一來，無論是在工作上，還是在生活感情上，都是無比幸福和上進的。沈之菲在列為被捕的行列當中的時候，有曼曼的陪伴，如此落難時，有一個知心的伴在身邊扶持鼓勵，是值得安慰的。甚至當他在做噩夢時醒來還有曼曼在一便安慰温暖他，這是幸福的。作品中的沈之菲雖然有着革命奮鬥目標，但是他性格上也存在着猶豫悲傷消沉的一面。在流亡過程中，曼曼沒在他身邊，而他又得不到家裏人的支持，甚至在外面受盡別人的白眼，吃盡苦頭，他有過對理想的不知所措，所以迷茫起來，這時他多少次想到如果曼曼能夠在他身邊該多好。再堅強再有理想的人也會有脆弱的一面，特別是受盡打擊和摧殘，久久不能實現內心的期盼，是人都是會這樣的，沈之菲也一樣，他顛簸流離，他吃盡苦頭，沒有動力讓他堅持下來，唯有的，就是他對幸福的追求，所以在無助和悲傷的時候他常常會想起曼曼。他不能在曼曼温暖的懷裏哭了，也不能和她接吻擁抱，所有這些陪伴以及美好的東西消失了，他覺得他很疲倦。他寫信給曼曼，告訴她，他為着革命的緣故把名譽、地位、家庭都一步一步的犧牲了。“我唯一的安慰，我的力的發動機，我的精神的興奮劑，我的黑暗裏的月亮，我的渴望着的太陽光！你將怎樣的鞭策我？怎樣的鼓勵我？怎樣地減少我的悲哀？怎樣的知道我前進的途徑？”（《流亡》第十七章）由此可見，曼曼是他前進的動力和引導。曼曼不在身邊的時候，他常常這樣想：“唉！唉！假使我的曼曼在我的身邊！——”唯有存在着愛情的希望，他才能在流亡過程當中繼續革命起來。第二次寫給曼曼的信中，他説“這一次流亡的結果，令我益加了解人生的意義和對於革命的決心。”並在最後囑託曼曼“妹接我書後，能幹最近期間籌資直往W地相會，共抒離衷，同幹革命！於紅光燦爛之場，軟語策劃一切，其快何似！”（《流亡》二十六章）他還是不忘革命，還是不忘叫同曼曼與他一起幹革命。革命伴隨着他們的愛情，愛情就要革命，革命與愛情是相輔相成的。曼曼也一樣，在後來寫給志菲的信説到：“想到這一層，我真覺得非即刻跑到你的身邊去，去和你同幹着出生入死的革命不可！”“我將把你緊緊地摟抱着，流着淚撫着你半年來為失敗而留下的周身的瘢痕。你也將和我接一個長時間的熱吻，以慰安我的半年來的被壓損的心靈。”“家於我何有？國於我何有？社會於我何有？我所愛的惟有革命事業和我的哥哥！”（《流亡》第三十章）可見，曼曼不只扶持着之菲，也需要之菲扶持着她，她也離不開他，想和他一起幹着出生入死的革命，她所愛的，惟有革命事業和之菲。

最後之菲是悄悄地離開了家，又開始他的流亡征途去了。曼曼的這封信似乎加強了他的信心和動力，讓他重新向着光明偉大美麗的積極求生路去。也許，又開始了他的愛情與革命相互影響和進行的行動中去了。洪靈菲寫過《流亡》三部曲，其中《前線》和《轉變》都沒有《流亡》這部小説的反映之大和影響之深。無疑他的“革命加愛情”式的小説裏面的主人公都是具有人性內涵的，特別是《流亡》這部小説，更以他的親身經歷作為題材，小説中沈之菲的革命經歷以及他與黃曼曼的愛情就是洪靈菲的革命經歷及他與秦靜的戀愛，互相把持，共同革命。小説把革命與愛情宣泄得淋漓盡致。沈之菲和黃曼曼由愛人而同志,情感上相互潤澤、事業上相互支援，這樣的狀態是理想的，也是難得所求的，所以非常珍貴，也非常真實。主人公沈之菲的理想是簡單的，那就是安穩和幸福，上升後是整個民族的安穩和幸福，所以需要革命；而革命又是為了使理想實現。洪靈菲把革命與愛情互相表現和考驗，在實際生活當中是這樣，在小説中也是這樣，這樣展現的是生動而又真實的人生。有人稱洪靈菲是左翼文壇上的一顆彗星，是當之無愧的。對革命與戀愛的描寫，其歷史的認識價值是不可否認的，同時也給當時小資產階級只是份子的戀愛生活賦予新的內容，而對題材領域的開拓，也是功不可沒的。

“為革命而戀愛，不以戀愛犧牲革命！革命的意義在謀人類的解放，戀愛的意義在求兩性的諧和，兩者都一樣有不死的真價！”——洪靈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