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範評論

。因此，所收集文章從不同的角度談這個主題。有這樣幾個角度：從考察不同國家長時段內憲政與經濟發展間的關聯，進而探究憲政影響於發展的機理；立足於憲政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有限政府這一點，提出了“經濟”與憲政的不兼容性；憲政與發展的一項重要原則，即所謂輔助性原則。輔助性不僅關乎經濟發展，而且涉及公民社會，更與人的發展息息相關。 ^[1] 

中央與地方關係是也是憲政要處理的一個主題，地方自治則是輔助原則的一項內容。西藏問題置於中國憲法語境之下，作者提出了文化自治的概念，即在不改變原有民族區域行政格局的條件下，建立“藏族特別文化區”，確保西藏的生態與文化環境不受破壞，並在此基礎上保證西藏的可持續發展。香港憲政制度的演進一文，對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這一轉換過程中的發展，述及其間所有重要事件及案例，脈絡清晰，資料翔實。

季衞東的文章以財產權和自由權為線索，考察了當代中國憲政發展。此外，還有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教授肯尼斯-温斯頓（Kenneth Winston），談法家思想的“內在道德”，他從韓非的思想中讀出了富勒的若干法治原則，這不能不讓人感到興趣。

編者弁言

[主題研討：憲政與發展]

憲政與發展——一個初步考察

論“經濟”與憲政的不兼容性

輔助性：憲政與發展的一項重要原則

文化、發展與民族區域自治——中國憲法語境中的西藏問題

香港的憲政發展：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

當今中國憲政發展的阻力與助力——以強制拆遷和刑罰權為線索

[論文]

中國法家思想的內在道德

經濟學帝國主義與學術進步：經濟學思想

史的前世今生?

[調查報告]

《勞動合同法》對我國製造業的影響及對策研究——以紡織服裝業為例

[書評]

張千帆等：《憲政、法治與經濟發展》

貢斯當：《適合於所有現代政府的政治原則》

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化如影隨形，這意味着大規模的土地開發：農地被轉為工業和商業用地，舊城改造，新城建設，地價升騰，人員流徙。這樣的過程在世界範圍內發生，有着某些共同特徵。不過，在不同的社會，由於經濟發展階段的差異。特別是因為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會結構的不同，這一過程同時又極具地方特色。在中國，土地開發的浪潮洶湧澎湃，於最近數年達到高潮。這個以徵地與拆遷為人熟知的過程，一方面成就了各地每年刷新的發展指標，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不誇張地説，像本刊上一輯討論的“農民與農村社會”主題一樣，徵地與拆遷也處在一個制度交叉點上，是我們深入思考當代中國社會問題與出路的一個很好的透視點。

本輯主題研討集合了5篇文章，它們代表了不同專業的視角，運用不同的方法，涉及到不同社會的經驗。第一篇文章運用法律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結合現實案例，對2001年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以及法律架構下政府、開發商和被拆遷户的行為進行了博弈分析。作者認為，儘管新的憲法修正案申明瞭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以及國家依法保護公民財產等項原則。但是中央和地方的拆遷法規並沒有很好地體現制約政府權力、保護被拆遷者權利和平衡開發商利益的宗旨，結果造成拆遷過程中各種不公平、不合理現象。作者主張對拆遷行為和拆遷法予以重新定義和構建。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的商業開發應當與政府出於公益目的對土地的開發利用區分開來，前者由民事法律調整，後者才適用行政法範疇的拆遷法。

程潔博士的文章側重於徵地與拆遷過程中的程序問題。她從對土地徵用與房屋拆遷的5起實際糾紛的分析人手，試圖提出一種解決問題的新思路，即從對徵地權的程序性制約和對被徵用人的程序權利保障的角度，去規範徵地權，維護財產安全，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益。

接下來的文章把我們從法律的規範分析拉回到現實的生活場景當中。這個由兩位社會學家描述的生動個案，向我們展示了現實生活中徵地一方與被徵地一方鬥法的種種策略和細節。這種動態的多層次的描述和分析所透露出來的問題不只是我們深入思考徵地與拆遷問題的基礎，也是對上述經濟和法律分析的有益補充和平衡。

主題研討的最後兩篇文章為我們引入了不同社會的經驗。藉着這些不同的經驗，我們也許會“重新”意識到“徵用”概念在法律上的正確含義：作為一種加於私人財產的國家強制力，在任何一個尊重財產的社會里，徵用都是一種非常態的行為。受到法律的嚴格限制和審查。

王維洛博士比較了中國和德國徵地拆遷的程序和賠償標準。列出兩國在徵地拆遷方面的七項差異。比較而言，中國徵地拆遷之規模大，補償低，程序簡易，無公眾參與，過程不透明，一切受行政權支配，以至徵地拆遷在中國有如燎原之火，不可遏止。而在德國，一方面，行政權的行使受公眾知情權制約，更要接受司法審查，另一方面，開發商的行為也受公權和私權的各種限制，徵地拆遷困難重重，絕非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的首選。所有這些差異，最終可以歸結為一國之內公民權利尤其是公民財產受到承認、尊重和保護的程度。

“美國的徵地行為”一文，從徵用的歷史和原理，到徵用在美國社會中的運用，系統梳理了美國的徵地法理學。透過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瞭解美國法上對與徵用有關的一些重要概念的辨析和界定，如什麼是徵用，何為公共使用，什麼是公正補償等等。對我們來説，這些關於徵用概念的細緻辨析和深入討論極具啓發意義，而使得這類辨析和討論成為可能的基礎和機制可能更值得我們注意。

中國的改革以思想解放運動為其先導，這絕非偶然。實際上，改革就是一個不斷“鬆綁”的過程：為思想鬆綁，為生產力鬆綁，為人的創造力提供更廣大的空間。改革事業未竟，也正是因為舊體制與舊觀念加於人心、人身和社會發展的束縛仍在，需要進一步去破除。着眼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説，從企業家行為和制度轉型的角度來看創新問題，抓住了當下改革路向的一個關節點。吳敬璉、黃少卿合寫的文章令人信服地指出，中國政府在改革過程中採取的一系列變通性制度安排，為企業家創新提供了有利條件，促成了大規模的私人創業活動，推動了市場的形成和經濟的成長。但是，因為在一些重要經濟領域保留了可觀的行政性資源配置權力和國有經濟的壟斷地位，這種變通性制度安排同時也激勵了經濟領域中的尋租和腐敗活動，後者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嚴重威脅。作者認為，要解決這一嚴重問題，只有深化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一途。換句話説，政府必須一方面退出應由市場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領域，另一方面則要提供社會所需要的各種公共產品，尤其是為現代市場制度所需的法治體系。

“市場化改革與收入差距擴大”一文討論了一個敏感而重要的話題。在關於中國改革問題的激烈論辯中，一直有人把中國社會收入擴大現象視為社會不公正的鐵證，又把這種現象歸罪於市場化改革，進而提出否定改革的各種主張。那麼，當代中國收入差距的狀況究竟怎樣?收入差距擴大現象與市場化改革到底是什麼關係?這一現象究竟説明了什麼?李實和趙人偉兩位教授長期從事中國的收入問題研究，在這篇新作當中，他們試圖在最新的實證材料的基礎上，透過更細緻合理的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文章首先歸納了中國近期收入分配變化的若干特點，然後通過仔細估算，平衡了流行的基於不同統計方法而得出的有關收入差距的幾種不同結論，最後則提出了一個切合中國實際的分析框架，來解釋改革以來收入差距擴大的成分和原因。作者使用的框架區分了政府行為和市場機制兩個維度，然後看收入差距的哪些部分是正當的，哪些是不正當的，造成這些差距的原因又是什麼。作者最後的結論是，把收入差距擴大簡單地歸因於市場化改革的看法是站不住腳的。相反，與市場化改革同時出現的收入差距擴大，就其不合理的部分而言，恰恰是因為政府體制方面的改革不充分所致。此前，本刊曾就此文請兩位作者和若干學界同仁展開研討，現將研討會上張春霖博士和周其仁教授的評論一併刊發，以幫助讀者深入思考此一問題。

醫療制度改革是另一個敏感而重要的話題。自從2005年一份關於中國醫療制度改革成敗的官方報告問世之後，圍繞醫療制度改革的論爭幾乎變成了關於中國社會改革本身的論戰。醫療制度需要改革，這是社會的共識，問題是如何改?向什麼方向改?可作的政策選擇有哪些?可能建立的制度又有哪些?對於這些問題，張春霖博士結合國際經驗，立足於中國國情，進行了一番梳理，頗有助於讀者進一步去思考相關問題。

在另一篇評論文章裏，謝平討論了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所面臨的內外兩方面的問題，進而指出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由於作者長期從事銀行管理工作，參與政策制定，其觀察與分析可謂深入。

從政治學角度看，本輯作者關注的制度問題均可被視為國家治理與實力的“軟”的方面，而在當代國際政治舞台上，這種所謂軟權力已成為一國實力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其重要性絲毫不輸於一國在經濟、軍事和科技等方面的實力。趙剛的“軟權力論”將文化、制度、責任、創新和信息等列為中國和平發展所亟需解決的突出問題，這與前面各文作者的關切實為一事之兩面。GDP的增長和軍力的加強均不足以讓中國成為一個受國人愛戴、受外人尊重的國家。要令“近者悦，遠者來”，靠的是自由與繁榮，公義與仁德。

主題研討：徵地與拆遷

馮玉軍李秀君：權力，權利和利益的博弈——《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法經濟學分析…1

程潔：對徵用與拆遷中法律糾紛的實證分析…42

邱新有戴微星：三方博弈：“權”“利”主體行動策略模式分析——以南方某高校徵地拆遷過程為對泉…59

王維洛：德國、中國徵地拆遷的程序和賠償之比較…71

劉向民：美國的徵地行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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