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學

中國歷史的中心很長一段時間是在洛陽及其周邊地區。從總體上看，洛陽及其周邊的洛陽盆地作為歷史中心出現，最早是在和夏王朝有關的著名的二里頭文化遺址(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之後有偃師商城(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 300年)。其後西周建設成周（前1046年―前771年），東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漢(東漢)魏時期、隋唐時期的隋煬帝及武則天的統治，都以洛陽城為中心北宋時期，洛陽仍然發揮着政治、文化中心的作用。

眾所周知，洛陽羣山環抱，北有邙山，西有崤山，南有熊耳山，東南有嵩山，位於中部平原的洛河和伊河蜿蜒其間。這裏水資源豐富，北方(旱田)和南方(水田)的農業重疊，西部的黃土地帶和東部的沖積平原相接，地處交通要道。洛陽佔據着統治“中原”的最佳位置，西漢高祖劉邦，曾想在洛陽建都。北魏孝文帝為了實現封建化改革，選擇遷都洛陽。之後的宋太祖趙匡胤也認真思考過從開封遷都到洛陽的問題。可見，洛陽在統治者心目中一直都佔據着重要的位置。

另外中國史書上記載的日本最初遣使是在57年東漢光武帝時期來到洛陽。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的使者，於239年魏明帝時期來到洛陽。607年，小野妹子(蘇因高)作為遣隋使訪問了隋煬帝時期的洛陽。約百年後的703年，大寶遣唐使來訪，日本國國號才被正式承認，當時武則天是在神都洛陽。不僅僅是日本的事例，如果歷代王朝真正想在東亞立足的話，就應該意識到洛陽是要地。倘若聚焦洛陽，重新評價中國歷史的話，將可能呈現出與以往所建構的歷史不同的情況。因而，“洛陽學”的出現有其必然性。不過，需要克服的問題也隨之而來。此時，我們注意到幾乎沒有對洛陽及其周邊歷史的系統研究和通史，到目前為止，積累最多的是漢魏洛陽城的研究，但是它還沒有像西漢、隋唐長安研究那樣廣泛。因此我們認為，無論是邙山的古代墳墓和洛陽周邊的歷史遺蹟，還是豐富的出土文物和墓誌碑刻，都應該和“洛陽學”的研究緊密聯繫起來。

長期以來，中外學界相關學者圍繞歷史時期洛陽的考古遺蹟、城市規劃、城市建築、空間佈局及民眾的社會生活、宗教信仰等諸多問題，從考古學、歷史學、地理學、宗教學、建築學等不同領域做了許多研究。

2010年開始，中國史研究領域的新材料不斷被發現，研究步伐日益加快。然而很多學術研究只是停留在對新材料的簡單介紹上，缺少更深入、更細緻的分析。鑑於此，在立足洛陽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有必要把不同學者聯合起來，尋找共同的研究方向。“洛陽學”應運而生。

“洛陽學”的正式提出是於2010年11月27日、28日在東京明治大學召開的“洛陽學國際研討會”上。該會議由日本明治大學研究生院文學研究科主辦，日本唐代史學會協辦，是有關“洛陽學”的首次國際會議，召開此次會議正是基於洛陽的重要性及其研究現狀，旨在為中外學界共同探討洛陽的歷史多樣性搭建一個平台。

參加會議的有來自日本東京大學的佐川英治和塩沢裕仁、京都大學的岡村秀典、早稻田大學的肥田路美和車崎正彥、明治大學的氣賀澤保規、小笠原好彥、石黑ひさ子、江川式部、梶山智史和落合悠紀、中央大學的妹尾達彥、國學院櫪木短期大學的酒寄雅志及中國西北大學的王維坤、洛陽師範學院的毛陽光(因簽證原因未能出席)、台灣 大學的高明士等專家學者近二十人。與會學者中既有中國史的研究專家，也有日本史的研究專家，會議涉及的問題包括洛陽的歷史地理及文物狀況、漢魏洛陽城的研究現狀及課題、日本古代都城與隋唐洛陽城的比較、洛陽出土墓誌碑刻文物的最新研究進展、洛陽在“唐宋變革”和東亞世界中的地位及作用等。各個領域的研究者圍繞共同關心的話題從歷史學、考古學、石刻學等不同角度進行研究、討論，不僅為學科間重要的綜合研究和相互交流提供了難得的機會，而且為重新認識中國史和東亞史提供了可能。會議最後，高明士、王維坤、氣賀澤保規、妹尾達彥、酒寄雅志、岡村秀典、肥田路美等與會學者又熱烈討論了“洛陽學”前景。

首屆“洛陽學國際研討會”的成功召開，標誌着“洛陽學”這一新興學科的誕生，它或許能為中國史研究提供一個新的方向。“洛陽學”剛剛提出不久，日本的研究者多是原來研究過或正在研究洛陽的學者，雖然不少中外學者資歷尚淺，但是我們堅信“洛陽學”的研究必將像“故宮學”、“長安學”研究那樣不斷勃興。隨着研究的推進，我們期待中外學者就共同關心的熱點問題進行廣泛的學術探討。今後，日本除了繼續召開“第二屆洛陽學國際研討會”之外，還希望能與中國學者就“長安、洛陽綜合研究”這一共同課題開展良好合作。

2010年11月，日本明治大學召開了“第一屆洛陽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告“洛陽學”在日本成立。因為主其事的氣賀澤保規教授是我認識的朋友，而且近六七年來我主要在 龍門石窟做考古工作，這一消息引起了我的關注。

日本學者發起“洛陽學”，我的第一反應是：炒作嗎？反覆思考近一個月，查閲了相關資料，炒作的疑點被否定。我認識到，日本學者推出的“洛陽學”，與我國近些年來興起的河洛文化研究，無論內涵與外延，都有相當程度的重合。國內外大多數研究者共許，河洛文化是華夏文明的主流、炎黃子孫的主根。既然河洛文化值得深入研究，那麼，“洛陽學”就不能輕率否定了。

可是，問題接踵而至：河洛文化研究已經展開，還有必要另立一門“洛陽學”嗎？我認為有必要，理由有三：

第一，河洛文化研究側重於歷史(包括考古學)、文學(包括語言文字)、哲學和社會親緣關係，沒有涉及河洛地區、特別是洛陽在古代中國的經濟地位和影響。由於地處東西、南北的交通中樞，背靠經濟命脈——河東鹽池，在春秋戰國時期洛陽已經成為經濟貿易中心。《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洛陽人善賈，中國的商業聖人白圭就出生在洛陽，他在商業上的傑出實踐與非凡理論，便來源於洛陽以及周邊地區的經濟生活。漢武帝時期，卓越的財政貿易理論家和宏觀經濟管理大師桑弘羊，本是“洛陽賈人子”，其彪炳千秋的貢獻是，在洛陽商人們長期積累起來的市場經驗的基礎上，運用國家權力，對市場進行相應的行政調節和一定範圍的控制。此後兩千年，中國的財經制度和宏觀經濟管理，基本上是在桑弘羊確定的框架內運行的。到現在，我們仍然可以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經常看到桑弘羊留下的痕跡。

漢朝開通絲綢之路，除了關中、山西之外，全國其他地區的絲綢都要經過洛陽到達中亞、波斯和羅馬帝國。到隋煬帝開通大運河之後，洛陽的經濟地位更加重要，東南半壁河山與華北大部分地區的物資、財富，都經運河集中到洛陽就地貯藏。直到宋、元時期，由於海上交通和貿易的發展以及京杭大運河的開通，洛陽的經濟地位才開始衰落。在春秋以來的兩千八百年中，洛陽有近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居於全國經濟中心城市的地位，對古代中國經濟生活的影響至巨至深。在河洛文化研究中，洛陽經濟史是一薄弱環節，而且這是兩千多年來大多數河洛文化人鄙薄的一個領域。以近現代學術思想觀察，對於洛陽經濟史的研究應當成為“洛陽學”的基礎。這是“洛陽學”應當成立、能夠成立的第一個理由，是可以補河洛文化研究不足的一個重要方面。

應當指出，日本學者雖然首倡“洛陽學”，但可能囿於純粹文史學者的傳統意識，沒有認識到洛陽在古代中國的重要經濟地位。這是需要中、日以及其他國家學者今後着力研究的課題。

第二，河洛文化研究側重於漢族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然而，三千多年來，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一直是多民族乃至多國家人士的聚居地。西周開國，即有眾多的戎人移居陸渾等地。漢、唐時期絲綢之路開通，佛教傳入中國，來自中亞諸國及波斯、印度、日本、新羅等國家的眾多人士彙集洛陽經商貿易，或出使、傳法、留學，中國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馬寺在洛陽建立，菩提流支、善無畏、金剛智等印度佛教大師或在洛陽譯經，或瘞骨洛陽。特別是鮮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將首都遷到洛陽，不僅與漢文化成功融合，而且發展出燦爛的佛教文化。龍門石窟作為中外文化、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結晶，成為人類文明史中的瑰寶。洛陽現存的眾多墓誌和實物，記錄了中外交流、多民族交流的豐富史實。因此，“洛陽學”的研究對象包括河洛地區的外國人和多民族人士，不限於漢族和儒家文化。這是“洛陽學”應當成立、能夠成立的第二個理由。

事實上，日本學者倡議“洛陽學”，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洛陽與古代日本存在着關鍵性的聯繫，對日本的歷史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三，河洛文化研究既包含有純粹的、規範的、主要以古代事物為對象的學術研究，又尋求現代的實用性、功能性的效用，參與者不完全是學者，因而難以成為一個具有嚴格內涵與確定外延、範式清晰的學科。相比之下，“洛陽學”是中外學者參與的純學術研究，可以為河洛文化研究源源不斷地供應學術資源，豐富、充實河洛文化研究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