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東圖書局

政學系的人物知道要從事政治活動必須掌握一個出版機構，以便出版自己的著作，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

泰東圖書局的創設，正是出於政學系的這個意圖。所以，創立之初的泰東圖書局出版的書籍大多是政治方面的。“護國運動”以後，股東們都到北京做官去了，泰東圖書局轉由股東之一的趙南公一人主持。

趙南公沿襲了泰東早期的出版方針，繼續出版具有進步社會思想和論述中國社會問題的書籍。值得注意的是，泰東圖書局在當時出版這類書籍，在上海乃至全國也是不多見的，使它一下子就在新書業界贏得了良好聲譽。這與泰東圖書局創立時確立的出版理念有關，也與趙南公本人的政治傾向和出版個性分不開。

但是，在當時，這類書籍的社會需求量畢竟還太少，作為一個出版商，趙南公不能不顧及書局的經濟利益，他開始調整出版思路，有意識地向時尚出版靠攏。那時，“禮拜六派”小説正風行一時，泰東也出了好幾種“禮拜六派”的小説，如《芙蓉淚》等。1916年，他又推出了一部長篇小説《新華春夢記》，使泰東圖書局“賺了一筆錢”。 ^[1] 

對於一家出版社來説，單靠一種書的贏利是難以長久支撐經營的，更何況時代思潮的變遷帶來了社會閲讀需求的變化，這一切令趙南公焦慮重重。經過對社會形勢和圖書市場的分析，他決定放棄原有的出版領域，另行規劃新的經營路線。因為他明白所謂“鴛鴦蝴蝶式”的小説書已是迴光返照時代，再過下去不再會走民國三、四年的紅運了。於是，他就決定放棄過去的一切，“重建理想的新泰東”。

“重建理想的新泰東”當然是時勢使然，但也與趙南公的政治傾向和性格個性有關。趙南公不僅是一個善於思考的人，而且還“熱心於商人運動，敢於發言且富有組織能力”，他曾是上海福州路商界聯合會的“主要倡導人”。先不用説“趨新”，只是“棄舊”，就需要果決的勇氣。從經營的角度講，在當時的發行體制下，泰東要“放棄過去的一切”，就意味着失掉自己原有的發行網，甘願承擔“賬底”的損失。

因為要“趨新”，所以才“棄舊”，他敢於邁出這一步，正是為了泰東的新生。這是趙南公對自己固有的經營理念的徹底否定，對舊的出版文化價值觀念的揚棄，也是他“意識到泰東的出版方向不能不跟着時代潮流前進”而作出的一種決斷。要跟上時代潮流前進，就要以新的經營思路順應社會發展趨勢和讀者需求。很顯然，新的經營思路最終還是要以出版物的形式體現出來。趙南公經過短期籌備，創辦了兩種新雜誌——《新的小説》和《新人》。

《新的小説》創刊號出版於1920年3月5日。張靜廬在《創刊話》中特別説明“為什麼要在小説上面加‘新的’兩個字”，就是要以‘新的’文化來改造舊社會，‘新的’思想來建設新道德”。這種辦刊宗旨可以説確實具有與新文化先鋒刊物一樣的追求，但綜觀所發表的作品，大多思想性、藝術性都不高，銷量一般在四五千冊。《新的小説》已經不是“禮拜六派”一類的雜誌了，創辦者的初衷是想通過它擔起新文學建設的重任，但是理想的效果並非只靠良好的願望就能實現的，對此創辦者有着清醒的認識，可貴的是他們並沒有退縮，1921年出版的第1卷第4期上發表的《本志特別啓事(一)》，表示了繼續“趨新”的意向：“吾國自受西洋文學的思潮震盪後，思想界已有‘日新月異’的趨勢，本志能力雖薄，也願逐步改革，應世界文學潮流以新國人耳目，或者於新文藝前途能夠盡些天職。擬自第2卷第1號起，內容從新更改……”不管改的程度如何，單是這種改革的精神就值得欽佩。

《新的小説》的改革和探索顯然是得到了泰東圖書局經理趙南公強有力的支持，儘管這種支持不可能不隱含着經濟利益方面的考慮，卻正好使人不難體會趙南公義無反顧的“趨新”所透露出的迫切期待。

《新人》月刊創刊於1920年4月，以“新人”社的名義出版。雜誌曾經宣傳“新村主義”，也曾發表過無政府主義的主張，出過“上海淫業問題號”、“文化運動批評號”、“泰戈爾號”等。《新人》雜誌與《新的小説》一樣，“新”是新了，但“新”得不倫不類，總叫人感到有些彆扭。這種現象對於趙南公來説，可以認為是他的急功近利導致用人不當，但卻不能説這種“趨新”的文化選擇有什麼問題。如果不是這樣，他就不會在不久以後動議撤換《新的小説》主編，甚至想以郭沫若等人編的《創造》雜誌取而代之。

趙南公本來對《新的小説》和《新人》寄予厚望，但結果卻不盡如人意，他不得不更深層次地思考泰東圖書局未來的發展。此時，商務印書館已經開始了內部的改組，中國出版界帶有根本性的出版理念的調整時代悄悄來臨。趙南公也躍躍欲試大幹一番，他與李鳳亭先生商量，擬擴大泰東的編輯部，由李鳳亭任法學部主編，請李石岑先生任哲學部主編，並由李鳳亭推薦成仿吾先生任文學部主編。

正是趙南公的這一動議拉開了泰東圖書局與創造社合作的帷幕。1918年8月的一天，留學日本的郭沫若和張資平在日本福岡的博多灣海岸邊邂逅，這成為了創造社成立的最初緣起。兩位青年對國內的文化現狀非常不滿，甚至認為當時的中國沒有一本可讀的雜誌。內心的衝動促使他們想以自己的努力去改變這種令人不滿意的現狀，想找幾個人出一種純粹的雜誌，採取同人雜誌的形式，專門收集文學上的作品。不用文藝，用白話。他們先物色人選，約定以郭沫若“為中心”，待學校開課以後，徵求成仿吾和郁達夫的意見，再策進行。

但是，事情的進展並不順利。同人們雖然已經“集合”起來，開過幾次會，然而要實現出版雜誌這個目標，對於那些貧窮的青年學生來説，無疑是相當困難的。誰能支持他們呢?同人們推派田壽昌回國找出版社，田漢曾託在中華書局任編輯的左舜生幫忙，左舜生跑了幾家出版社，然而都不肯接受。

機會終於還是來了。這個機會就是趙南公改組泰東圖書局的動議。1921年3月，成仿吾接到李鳳亭的來信，毅然決定放棄即將完成的學業回上海任職。他又通知郭沫若。兩人約定同船回國。但是，他們到了上海以後，看到的現實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泰東編輯部的擴充計劃，早已成為泡影”，因為這個泰東編輯部的擴充計劃，原只是趙南公與李鳳亭商量時的一種設想，要付諸實施，尚有許多問題必須先行解決。例如編輯部要有一所較大的房屋，以容納各部編輯人員辦公；必須有相當的資金以支付編輯人員的薪金；以及為實現出版計劃需要的經費等等。趙南公心有餘而力不足……泰東老闆雖然留下了他們，卻沒有給他們聘書，更沒有提起薪水的事。成仿吾在上海呆了兩個星期後，看到書局沒有容納下他們兩人的位置，就決心回長沙的一個兵工廠，把上海的事留給郭沫若。對於這次不愉快的最初接觸，泰東説是“誤會”，而成仿吾則認為是一場“騙局”。儘管如此，此時的泰東圖書局在創造社同人眼中已不僅僅是單純的出版機構，它使這羣無奈的失望者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郭沫若沒有離去，是因為趙南公的執意挽留。趙南公深知，要“重建理想的新泰東”就必須得到新文化精英的鼎立襄助。他把這位在新文壇上嶄露頭角的詩人當成了書局救星，決定由郭沫若執掌泰東的編審大權。他在7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即沫若暫返福岡，一切審定權仍歸彼，月薪照舊，此間一人不留，否則寧同歸於盡。”(《創造社元老與泰東圖書局——關於趙南公1921年日記的研究報告》，《中華文學史料》1991年第1輯。)趙南公對郭沫若的倚重可見一斑。 ^[2] 

郭沫若在一個半月裏為泰東圖書局編輯了三部書稿：一是編定詩集《女神》；二是改譯《茵夢湖》；三是標點《西廂記》。這三部書的出版，引起了讀者極大興趣，特別是列為“創造社叢書”第一種的《女神》的暢銷和引發的巨大社會反響，為泰東圖書局闖出了一條新路。趙南公果斷決策，讓郭沫若繼續編輯“創造社叢書”，另出一種季刊，名《創造》，專容郭沫若等人的文字。可以這樣説，如果沒有泰東圖書局的支持，就不會有創造社雜誌的出版。郭沫若後來在《學生時代》一書中回憶起這件事，仍充滿感激地説：“像那時還未成形的創造社，要想出雜誌，在上海灘上是不可能的。在不可能之中有泰東來承印，這當然是可以感謝的事。”《創造》季刊於1922年5月1日正式出版。一年後，泰東又出版了《創造週報》。“創造社叢書”的出版一直在進行。

“泰東，是創造社的搖籃——可以這樣説。泰東，在初期的新文化運動中間，它是有過相當的勞績的。”張靜廬在其《在出版界二十年》中説的這一段話，客觀而又公允地評價了泰東圖書局在現代出版史和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