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多野太郎

波多野太郎1912年出生於日本神奈川縣中郡大磯田可西小磯。縣立湘南中學畢業後，在大東文化學院先後就讀於該院本科、高等科、研究科。1937年畢業，即留大東文化學院擔任教職。6年後提升為助教授，1949年擔任了大東文化學院教授。1953年，波多野太郎離開大東文化學院到橫濱市立大學任助教授，1957年任教授。這一次工作崗位的調動至關重要，後來波多野太郎的大量漢學專著都是在該大學的學報《橫濱市大紀要》用特輯的形式出版的單行本。當時他治漢學的重點還不是戲曲和語言，而是《道德經》,亦即《老子》，他的訓詁學、校勘學等多方面的才能充分顯示在其力作《〈老子〉王弼注之校勘學的研究》一書中，引起了日本漢學界的注意。他的治學方法治學精神受中國清代乾嘉學派的影響很深，尤其對戴東原、段玉裁兩位大師，他景仰非凡。至於在大學時代的老師，小柳司氣太博士對他的具體指導和幫助最多。他曾在東北大學支那學研究室工作一個很短的時期，一再向該校岡崎文夫博士求教，並協助他編著《古代支那史要》一書。在年齡相近的日本漢學專家之中，他和神户市外國語大學教授太田辰夫關係親密，許多重大問題經常在一些相互切磋，交流彼此的心得體會。

1956年，廣島文理科大學教授斯波六郎認為《〈老子〉王弼注之校勘學的研究》是一部鉅著，從王注校勘入手是研究老子的最科學的途徑。於是提請學校授予文學博士學位。是年三月，波多野太郎前往接受了此榮譽。此書的核心部分是《王注校正》，共分二十章。但是其他《道德經名稱考》《老子原二篇考》《王弼考》《王注老子考》等部分也都有其獨到的見解。專列《徵引要籍提要》一章，所引中國《老子》善本多種外，複用日本善本享保、安永、明和年間刊本多種，所以詳備而精細，在這一方面，在當時是前無古人的。後來，中國考古工作者在長沙馬王堆又有《老子》出土，波多野太郎立即引用了這一新發現的版本予以補充。多年之後，他又撰著《老子王注校正四補》，使之成為完璧。他這方面的學術成就，中國研究《老子》的學者們都很關注，北大樓宇烈教授在論著中就多次引用。必須説明的是因為這部學術論著篇幅較大，出版就成了問題。最初由《橫濱市立大學紀要》分別於1952、1953、1954三年出版了《王注校正》卷1、卷2、卷3各一冊。一直到1979年才以《老子道德經研究》的書名由國書刊行會付刊問世，漢學界乃得以窺見此書全貌。後來，他的研究工作就逐步向中國戲曲傾斜了。

波多野太郎在橫濱市立大學擔任教授期間，還先後兼任了聖心女子大學講師、成城大學講師。1977年從橫濱市立大學退休，被授以名譽教授職稱。之後受聘於東洋大學任教授，一直到1982年。就在這一年，他還同時兼任了早稻田大學文科大學院、文學部、教育學部的講師，東京外國語大學等高等學府的講師。在這一時期，他的主要戲曲論文以探討《西廂記》《竇娥冤》《漢宮秋》《秋胡戲妻》等元雜劇的主題思想為主，也介紹一些中國學者戲曲研究的成果，或對中國戲曲專著作介紹或評論。涉及的專家專著有趙景深《明代劇作家研究》、張心逸《古本董西廂點勘補遺》與《古本匯校西廂記》、朱居易《元劇俗語方言例釋》等。他還為大型辭書《萬有百科大事典》撰寫了《中國演劇》、《京劇》兩則辭目的釋文。在較長時期之內，他攻讀了元雜劇與明清傳奇的許多佳作，也閲讀當代學者的論著。於1962年訪問了中國的一些文科著名的大學和研究機構，採購了大量戲曲論著。當他想再進一步深入時，正值“文化大革命”開始，到中國國內從事調查研究，出入境就非常麻煩，即使能入境，有關古典戲曲的文獻都被封存而不準閲讀，舞台上只有八個樣板戲，百花凋零，至為寂寥悽清。他雖有滿腔熱情探索戲曲舞台藝術的表演、瞭解中國戲曲理論界的現狀，也只能在香港聆聽信息，觀摩演出。乃完成了《粵劇管窺》，發表於《橫濱市大學論叢》(1971.3)。這是從宏觀上研究粵劇淵源與藝術特徵最精闢的論文。“四人幫”被粉碎後，粵劇界與學術界爭相研討，遂譯成中文，發表於《學術研究》(1979.5)。1979年，通過語言學家呂叔湘和中國駐日大使館參贊陳抗的安排，他訪問了北京、成都、昆明，會晤了《元明清三代禁燬小説戲曲史料》作者王利器，談到丁耀亢《表忠記》、李應桂《梅花詩》、嵇永仁《揚州夢》等傳奇的刊印問題，對《古本戲曲叢刊》的繼續出版問題表示了莫大關注。並會晤了任二北，談到了敦煌歌辭諸問題。當初，波多野太郎在日本國內已經從《華東地方戲曲介紹》《華東戲曲劇種介紹》等書中對華東各戲曲劇種有了初步的瞭解。1980年開始，他先後率領研究生、青年學者來上海、杭州、蘇州、南京、揚州作實地考察計五次之多，每次旅程路線大致相同。後來多次來上海，對趙景深、譚正璧、陳汝衡等年長者，他總是儘可能登門造訪，贈送新著。在杭州，他總要會晤杭州大學徐朔方教授和《戲文》主編沈祖安先生。在南京，他總要會晤錢南揚先生。觀摩演出則以崑劇、京劇、越劇等劇種較多，評話、彈詞、大鼓等曲藝他也都很重視，如有演出，他都觀摩。

事實上，他所觀摩的戲曲劇種，遠不止這些。二十年來，到日本演出的川劇、吉劇等等，他不僅看了，而且都寫了很有分量的評論文章。還有當初山東京劇團到日本訪問演出，日本為之發行了印刷精美的特刊，其中評述方榮翔淨角表演藝術的文章便是邀請波多野太郎寫的。上海崑劇團梁谷音多次訪問日本，所有演出活動，他也從不缺席。由於他研究古典戲曲有深厚的積累，寫出的論文都不是就戲論戲，而是能觀照思想內涵、時代精神以及發展問題。他的劇評都能談到戲劇文學、表演藝術、語言聲腔的來龍去脈，非一朝一夕之功。

在1979年前後，日本著名的唱片廠哥倫比亞公司在神奈川整理庫藏時，發現五千多張錄製中國戲曲、曲藝、器樂、聲樂的原盤唱片，都是七七蘆溝橋事件以前錄製的。這些唱片的價值如何？是否是著名術家的作品？經過了四十多年的封存有沒有失真？公司負責藝術質量的人員覺得難以作出判斷，他們決定慎重地向專家、教授們求教。日本研究中國戲曲的專家、教授不少，但是對戲劇文學、表演藝術、語言腔調都熟悉的畢竟難找，兼通曲藝、中國民族音樂的則更屬鳳毛麟角，最後選中了波多野太郎。波多野太郎雖然覺得工作過於繁重，但是確有價值，而且神奈川又是他的故鄉，於是他接受哥倫比亞公司的邀請，負責審查全部唱片的藝術質量與技術質量。波多野太郎親自為此套唱片撰寫了説明書的序文，詳述發現、鑑別、編選的全過程。

波多野太郎雖然從橫濱市立大學，東洋大學、聖心女子大學、成城大學、早稻田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等高等學府的教席上退了下來，但他依舊是日本道教學會理事、中國語學會會長，又擔任了中華古籍整理研究所名譽所長，他的學術研究工作始終沒有放慢步伐。他受學術界一致推崇的東京不二株式會社與東方書店兩大出版機構之重託，為前者編輯出版了《中國語學資料叢刊》五篇(輯)，共二十冊。《中國文學語學資料集成》五篇(輯)，共二十冊。頗多歷代珍稀版本，有的是清初所出，談不上是善本，卻極有價值。尤其關於各地方言、俚語、諺語的書，和地方戲曲的關係很密切。他為燎原書店出版的《燎原》撰編了《近三十年代京劇研究文獻精要書目》，刊於1986年的第27期，極有價值。

波多野太郎晚年仍孜孜不倦地鑽研中國戲曲，併為中日兩國戲曲理論界提供種種幫助和各種信息，不時奉獻出新的成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