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禹州雍梁故城遺址

早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1800年間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夏代，即有先民在此活動。大禹治水有功，受封於此，其子啓在此建都，史稱為“夏”，是中國最早的都邑。這裏有著名的夏文化瓦店遺址，商朝時仍為“夏邑”，西周時是武王其弟的封地，春秋時為鄭國的“櫟邑”，戰國時又為韓國所據。

古城鎮位於禹州市的東北部，東與長葛市相鄰，與禹州市區相距11公里，雍梁故城位於古城鎮東部，東北距同時期的鄭韓故城24公里左右。

雍梁故城又名雍氏城，相傳為黃帝命大臣雍父做杵臼之處，故得名雍氏城，它沿用久遠，直至漢以後。春秋時期，河南境內有40多個國家，禹境時屬鄭國，戰國時期，韓景候九年（公元前400年），韓被周室承認為諸侯國，建都於此。韓哀候二年（公元前375年），韓滅鄭，遷都於鄭（即今河南省新鄭市）。雍梁故城即為當時韓國南部的一座重要城市，據守於韓、楚兩國之間的戰略要地，歷來為兩國交戰必爭之城。《左傳》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記載楚國軍隊攻打鄭國，楚率“鋭師侵費滑、胥靡、獻於、雍梁”，這裏“雍”即雍氏，“梁”者為漢河南郡梁縣。《史記·周本紀》記載戰國末期周赧王時“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集解徐廣曰雍氏為“陽翟雍氏城也”，正義括地誌雲：“故雍氏城在洛州陽翟縣二十五里。故老雲黃帝臣雍父作杵臼也。”同樣的記載還見於《史記·韓世家》、《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戰國策》等；這説明，在戰國時期各國的混戰中，雍梁城始終是韓、楚兩國爭奪的重點，同時，也説明當時的雍梁城一定是城高池寬，才能讓楚軍久攻而不下。關於它的地望，《後漢書》也有記載，雲穎川郡有“雍氏城”，杜預曰在縣東北，穎川郡即兩漢時的禹州一帶。

如今的雍梁故城保存狀況較差，地面之上幾無遺蹟可尋，僅殘留東城牆一小段，寬約6米，高約5米，長約15米。城址範圍內如今的農田裏經常可見散存的陶片、板瓦等物，尤其在牆體附近的河道、斷崖、低地等地方大量暴露。在城址東部不遠的幾個村落附近，近代村民耕作建房時發現過春秋、戰國以及漢代墓葬、青銅劍等物。

從2006年5月開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人員開始對規劃渠線以內的城址部分進行搶救性發掘，發掘工作進行到2008年10月全部結束，歷時2年有餘，發掘總面積達8350㎡。除發現了城址東南角的城牆遺蹟、一座東門遺蹟外，還發現了一批東周至唐宋的遺蹟和遺物。

發掘的牆體位於整個城址的東南部，屬東城牆的南段和南城牆東段。夯土版築，內側有較長的夯築護坡。地表之下部分殘高2.1－6米、頂寬28米、底寬38米，夯層厚5－15釐米。夯窩清晰，圓形，有平底和圜底兩種，徑6釐米，深0.2-0.4釐米。城牆的始建年代應不晚於春秋，戰國時期進行了多次加固、整修和擴建。東牆之外發現有護城河的遺蹟，寬26米，最深3.6米。

在東城牆上發現城門遺蹟一座，單門道，寬8米，有8條道路疊壓穿過此門。路土平坦堅硬，從地層和包含物來看，上層道路為隋唐時期的遺蹟，下層道路為戰國晚期遺蹟，戰國道路上還留有寬約1.3米的車轍痕跡。

在城內東南角一帶，發現大量漢代鐵製農具及糧窖、石磨、石臼、石槽、等遺蹟遺物，因而這裏當時應是一個以糧食儲藏、加工為主，兼涉家畜飼養的城市功能區。下部戰國地層發現有陶窯、灰坑、水井等遺蹟，其中一眼井內出土十餘燒製變形而被廢棄的完整陶豆，附近一些灰坑中發現有未經燒製的陶豆泥坯、陶泥、陶範，説明這裏當時存在一個小型的製陶、冶煉作坊。

雍梁故城遺蹟、遺物十分豐富，共發現灰坑340座，井21座，墓葬38座，陶窯9座，灶24座，灰溝17條，道路10條。出土各類遺物300餘件，主要有陶器、銅器、瓷器、石器、骨器、玉器等。以建築材料為最多，有大量戰國時期的筒、板瓦，也出土有漢代的筒、板瓦、子母磚、雲紋瓦當等；陶器主要有盆、罐、甕、豆、紡輪等；石器有磨、臼、權、礪石等；鐵器有犁鏵、耬鏵、鏟、、斧、臿、刀、劍、削、權、鈎、釘、馬銜、環、豆、釜、容器等；銅器有小飾件、環、簪等；另有大量五銖、貨泉等銅幣和骨簪、青瓷、白瓷、醬釉瓷等器物。

刻印文字的陶片也發現數枚，多為方形或長方形的戳印，也有陰刻文。銘文內容多為製作器物的官署、工匠名，有“裏旾（春）”、“韓”等陶文，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一枚陶文為“二年雍氏”，這與史書中的“雍氏”城名的有關記載相吻合，從而對該城址確定為“雍氏”故城提供了文字上的證據。

對雍梁故城所進行的考古發掘，可以得出以下的認識和成果：

第一，確定了城址的大致位置，發現城門一座，初步瞭解了城址的佈局結構。但因規劃河渠道僅通過城址的東南角一小部分，而發掘範圍又嚴格限制於規劃渠道內，故此次發掘未能對城內區域進行較系統的發掘，大型建築基址和道路基址這些城市內重要遺蹟沒有發現。

第二，通過對東城牆南段位置的解剖，確認了城址的年代、城牆的夯築方法、牆體的寬度、保存狀況等。城址屬於東周時期無疑，確認始建於春秋時期，戰國時期進行了多次加固、整修。從發掘的情況看，地表以下的城牆保存狀況良好、牆體堅固。

第三，初步的發掘表明，該城址一直沿用到漢以後，文化層厚而清晰，保存較好。

第四，出土的遺物數量極多，種類豐富。大量出土的磚瓦，説明當時城內應有眾多的建築物，大量的生產、生活遺物，又説明城內生活的人口較多，社會生活較為豐富。在不大的區域內發現較多的陶窯、糧窖和大量農具，説明在整座城市中，這一區域是以手工業和農業為主的職能分區，這對進一步瞭解整座城市的性質內涵有一定幫助。

第五，一些戰國時期陶文的發現，例如：“裏旾（春）”、“韓”等陶文，從文字上使對該城址有關歷史狀況的認識更加確切。特別是“二年雍氏”這一戰國時期陶文，與史書中的“雍氏”城名的有關記載相吻合，從而對該城址定名為“雍氏”故城提供了當時文字記錄上的鐵證。

第六，人們對東周時期城址的認識，多來源於對洛陽東周王城和各諸侯國都城所進行的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對數量眾多的各諸侯國內較小的城邑所做的工作較少。實際上，東周時期是我國曆史上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等空前大發展時期，同時也是社會大動盪時期，這直接影響和主導着當時社會大眾的生產、生活、居住等方式。比如説，由於戰爭的頻仍，當時的庶民（普通平民）集中居住在大大小小的城邑里，以裏為單位居住並組織起來，白天出城耕作收穫，晚上回城邑里居住並從事手工業，戰爭到來時便於抵抗防禦。雍氏城北距鄭韓國都約24公里，地勢較為平坦，土地肥沃，適宜耕作，無疑是拱衞國都的南部重要屏障和戰略要塞。所以初步的考古發現表明，該城佈局方正、城牆堅固、出土遺物極為豐富，這與它所處的重要位置相一致。而且，像雍氏故城這樣保存如此完好而且遺物又極其豐富的東周時期普通城邑極為少見。隨着對該城址搶救性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的進一步開展，必將為研究我國東周時期諸侯國都城以外的普通城邑的大小、佈局、城牆的夯築結構等提供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各類遺物的出土，特別是較多數量鐵器的發現，對研究戰國時期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普通民眾的生產、生活狀況等也都將提供第一手的資料。戰國時期陶文的出土，也會為研究當時基層社會的狀況等提供確切的文字資料。（李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