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遊擊軍

盧溝橋事變之後，冀中很快被日軍佔領。各縣雖相繼組織起了規模不等的抗日武裝，但是缺少有經驗的軍事指揮人才。

黨中央非常關注冀中的形勢，派紅軍團長孟慶山（鑫縣萬安人）從延安到冀中，配合保定地方黨組織發展武裝力量，創建抗日根據地。

1937年9月16日，孟慶山到達白洋淀，同中共保東特委取得了聯繫。不久，保東特委和保南特委合併，組建了中共保屬省委，張君任省委書記，孟慶山任軍委主席。他們一方面到高陽、轟縣、安新、任邱、雄縣、清苑等地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組織抗日武裝，同時組織了4期游擊戰爭訓練班，由孟慶山親自任教培訓了一批開展軍事鬥爭的骨幹。

以保屬特委領導的抗日義勇軍為基礎的隊伍不斷擴大，於1937年12月，在高陽縣正式定名為河北遊擊軍。當時，河北遊擊軍已擴大到3個師、12路，兵力達到了6700多人，司令員孟慶山。

1938年初，河北遊擊軍進行初步整頓，編為9個團，及遊擊一師、遊擊4路、5路、10路和回民教導隊。

第1師：師長孟慶山兼，下屬4個團，4000餘人，隨河北遊擊軍機關在河間一帶活動。

第2師：師長段士增，黨代表王鳳瑞，參謀長楊萬林，政治主任王森貴（皆為共產黨員），下屬3個團，約3000餘人，在蠡縣一帶活動。

第3師：師長馬佑民（共產黨員），政治主任安貴普（中共安平縣委書記），下屬3 個團，約3000餘人，在安平縣一帶活動。

這3個師的主要領導為我黨“高蠡暴動”時的老黨員或黨的基本力量。部隊成員大部分是農民、學生，成分較純，黨員佔一定數量，武器裝備也比較齊全。河北遊擊軍掌握了這樣一支力量，就有了統帥和改造其他各種武裝力量的基礎。

十二個路的情況是：

第一路：總指揮許佩堅，政治主任董慶學，參謀長田同春（均為共產黨員），下轄4個團、4000餘人，佔據饒陽縣；

第二路：總指揮王賁（舊軍人），兩次請求孟慶山加委。隊伍發展到700多人，活動在肅寧縣；

第三路：總指揮陳沐新（舊軍人），政治主任韓印堂（共產黨員），加委後，爭取了束鹿、晉縣、深澤、安國的部分紅槍會，隊伍發展到2700多人，主要活動在安國縣；

第四路：總指揮王烈軍（原任邱保安隊長），政治主任張正庭，副主任劉光裕（後2人為共產黨員），駐安新的安州、端村、關城，主要活動在白洋淀的東部和南部，約3000餘人；

第五路：總指揮高士一（任邱大地主、愛國紳士）政治主任楊其良，副主任高萬德（皆為共產黨員），隊伍成員為四十八莊聯莊會，5000餘人，長期駐守在任邱東、南部；

第六路：總指揮郭梅村（共產黨員）在高陽、蠡縣活動，發展到500多人；

第七路：總指揮孟閣臣（舊軍官）在保定西部半山區發展到五、六千人；

第八路：總指揮劉克忠（舊軍人），副總指揮劉亦珂，政治主任閻均（後2人為共產黨員），這支隊伍黨的基礎較好，後發展到4000多人，佔領着安新、容城兩縣，活動在白洋淀以北、以東地區；

第九路：總指揮李慶鎖（土匪出身），政治主任邊伴山（共產黨員），部隊在深澤縣一帶活動，共1000多人；

第十路：總指揮趙玉昆，參謀長宋學飛，隊伍發展到5000多人，在冀西易縣、定興一帶活動；

第十一路：總指揮馬玉祥，部隊約800餘人，在肅寧、高陽兩縣交界處活動；

第十二路：總指揮柴恩波（原新鎮保安團長），部隊發展到3000多人，活動在大清河以北、天津的西南部。

另外還有遊擊第1師高順成部5000餘人，在任邱、河間一帶活動。 ^[1] 

三八年四月安平會議後決定成立冀中軍區領導機關，河北遊擊軍大部分被編為冀中四分區兼三縱隊第十支隊。孟慶山同志任冀中軍區副司令員兼四分區司令員，以一部編為二十師計有高士一第五路，姜東昇的獨立四支隊，以一部編入冀西計有趙玉坤之第十路，許佩肩的第一路，高順成的遊擊師，均編入冀西三分區。

這些部隊的合編，在當時情況下加強部隊的組織與領導是完全必要與正確的，但由於部隊多是就地發展起來，原來的領導幹部雖多，成份不太好，缺乏軍事能力，但在該部隊中都有較高的威信與威望。

由於種種原因，在改編河北遊擊軍中，應該依靠原來發展部隊的領導者，而不應該採取把他們調開的方法，在方式方法上更不應該採取架機關槍的辦法強行改編。再有，在改編部隊中槍斃了發展抗日武裝力量的三名領導者，其中有師長段士增、師參謀長楊萬林、團長崔樹凱，他們都是貧僱農出身，“七七事變”前的老共產黨員，對發展和建立抗日武裝是有功的。

特別是不經冀中黨委的討論，呂正操同志輕率的做出槍斃他們的決定，用我們自己的槍，槍斃我們的同志是極其錯誤的。當時以上改編部隊的做法，遭到很多河北遊擊軍戰士的不滿，為此不少遊擊軍官兵紛紛離隊，給革命造成不應有的損失。

經過黨的統一領導，部隊進一步整編之後，冀中部隊得到了更迅速的鞏固與發展，勝利的開闢與堅持了平原根據地的鬥爭，有力地打擊了日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