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四俠

胡學文，1967年9月生，中國作協會員，河北作協副主席。著有長篇小説《私人檔案》、《紅月亮》等四部，中篇小説集《麥子的蓋頭》、《命案高懸》、《我們為她做點兒什麼吧》等六部。

曾獲《小説選刊》“貞豐杯”全國優秀小説獎，《小説選刊》首屆中國小説雙年獎，《小説選刊》全國讀者喜愛的小説獎，《小説月報》第十二屆、十三屆、十四屆、十五屆百花獎，《十月》文學獎，《北京文學·中篇小説月報》獎，《中篇小説選刊》獎，《中國作家》首屆“鄂爾多斯”獎，青年文學創作獎，河北省文藝振興獎，第六屆魯迅文學獎。小説入選中國小説學會2004年、2006年、2011年全國中篇小説排行榜。 ^[3] 

劉建東，河北石家莊人，中共黨員。1999年調入河北省作協，歷任《長城》雜誌編輯、副主編。1995年開始發表小説，200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文學創作二級。

著有長篇小説《全家福》，小説集《情感的刀鋒》、《午夜狂奔》，出版文學作品100多萬字。短篇小説《自行車》入選“中國文學排行榜”，中篇小説《減速》獲河北省第九屆文藝振興獎，長篇小説《全家福》獲河北省第十屆文藝振興獎， ^[7]  中篇小説《羞恥之鄉》登登中國小説學會“2012年度中國小説排行榜” ^[6]  。

李浩，著有小説集《誰生來是刺客》、《側面的鏡子》、《藍試紙》、《父親，鏡子和樹》、《告密者》，長篇小説《如歸旅店》、《鏡子裏的父親》，評論集《閲讀頌，虛構頌》等。

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蒲松齡全國短篇小説獎，第十二屆莊重文文學獎等，現為河北省作協專業作家。 ^[4] 

張楚，1974年生，河北省唐山市灤南縣周夏莊村人。畢業於遼寧税務高等專科學校會計系。1997年畢業後在灤南縣國税局工作至今，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河北省文學院合同製作家。

從2001年起，已在《人民文學》、《收穫》、《當代》、《天涯》等雜誌發表小説50餘萬字。其中《曲別針》獲2003年河北省優秀作品獎和第10屆“河北省文藝振興獎”，《長髮》獲2004年河北省優秀作品獎和2004年《人民文學》短篇小説獎，《櫻桃記》獲《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細嗓門》獲2007年河北省優秀作品獎，《剎那記》獲2008年河北省優秀作品獎， ^[8]  短篇小説《良宵》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説獎。 ^[5] 

胡學文的小説有着異常堅硬的質地，其對於當代鄉村兒女生存的艱難與精神的慘烈有着真實而深刻的表現。他筆下的人物大都是生活在底層的平凡的小人物，他們常被命運裹挾着跌入深淵般的低谷，但他們倔強地與灰暗絕望的命運搏鬥，哪怕頭破血流也不屈服。因此，胡學文的小説雖然總體的基調是灰色的，但我們總能讀到灰暗背後與人的尊嚴有關、與人性的美麗有關的一絲温暖。《大風起兮》中的吳衞因為課堂上與學生劉萌的一次意外衝突，整個生活全被打亂。他在家庭、學校、親人、朋友之間左衝右突，最終被打傷入院。但吳衞的心終究是善良的，而小説最後劉雪到醫院裏探望吳衞的場景，也正如絕望中的希望，讓我們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芒。《目光似血》中被逼走投無路的楊文廣、殘忍暴虐的啞巴兒子栓子、見利忘義的村民們都令人悚然心驚，頓感灰暗而絕望，但善良、寬厚的範素珍以及楊文廣酒醉後對範素珍最後的擁抱，同樣能帶給我們心靈巨大的震撼。此外，《逆水而行》中村長霍品最後的人性“覺醒”、《土炕和野草》中父親荒誕行為背後巨大的精神創傷以及對母親難以言表的情感、《在路上行走的魚》中那個懷着希望絕望地奔走在要債路途上的楊把子也都令人心酸而感動。胡學文很少對人物進行道德評判，他重視的是人物的性格邏輯、人性邏輯以及倫理邏輯，因此他的小説充盈着在現實、倫理、人性、命運、性格之間糾纏的極為複雜的意藴與內涵。 ^[9] 

與胡學文對底層人生的表現不同，劉建東的小説更多聚焦的是當代都市人的生存困境與精神救贖問題。高速發展的現代都市刺激着當代人慾望的瘋狂生長，在物質和慾望誘惑下人的自我迷失、人性沉淪成為一種普遍狀態，劉建東的小説揭示的就是人在沉淪狀態下的精神掙扎、人性困境與救贖可能性。《情感的刀鋒》中游走於幾個女人之間的羅立本、《我的頭髮》中迷失在金錢和權力慾望中的方向、《減速》中在慾望的洪流中狂奔的林間，都在自我迷失、人性沉淪的絕境中丟失了人生最寶貴、最美好的東西，只是在血淋淋的悲劇降臨時才獲得了某種頓悟與啓示。《羞恥之鄉》更是通過一個虛構的“羞恥之鄉”淪為精神荒蕪之地的過程，探討了“羞恥感”重返家園以及道德救贖、精神救贖的可能性，荒誕的故事背後傳達的是強烈的人文關懷。在這方面，劉建東最值得稱道的作品是他的長篇小説《全家福》。小説主題具有鮮明的解構性，“父親”的癱瘓、嘆息算得上是反啓蒙“弒父”傳統的繼續，他的權威的喪失正是啓蒙者命運的一種寫照。但是，在小説中，“父親”其實又並沒有失去力量，他的“飄來飄去的身影”、他的嘆息都有着超現實的力量。“全家福”在小説中是一個矛盾的意象，作為一種反諷，作家的情感和態度是複雜的，解構也毫無疑問只是一種“温柔的解構”。劉建東小説具有柔軟温暖的質地，他有着堅強的理念和對於人性與世界的認識，有着質疑和解構的衝動，但表現得不極端、不堅硬、不粗暴，沒有傷害到他對文學純粹性和唯美性的追求，其小説的文學性品質難能可貴。《全家福》中，我們感受到的是理性而温情的力量，對個體精神存在和內在疼痛的撫摸與觸碰感人至深。在劉建東這裏，我們看到了一種舒緩、抒情、温暖的敍事風格，看到了新生代作家“粗暴”的外衣下温柔甚至脆弱的一面。其在小説中所表現出的審慎、猶疑和矛盾，既是對一些新生代作家簡單粗暴的世界觀的警惕，又使小説的思想內涵和人性內涵更渾厚、更有魅力。 ^[9] 

比較而言，李浩是“河北四俠”中文學姿態最為前衞、風格最為強悍的一位。他從不諱言對於現實主義傳統的不屑，也不諱言對於現代主義和先鋒派的着迷。他的小説有着一種自信凌人的氣勢、有着獨標一格的自信與追求。他似乎以一種不與別人和解的偏執的姿態走在他自己營造的文學夢幻之國裏。他醉心於對人性豐富與複雜的發掘、對人心之幽深微妙的勘探、對人之存在可能性的尋找與發現。他是一個在小説世界裏充滿探險精神的作家，他樂於把小説當作一種精神、思想與藝術的探險，在探險中拓展小説的寬度與深度，在探險中創造包藴深廣的小説話語空間，也在探險中完成自我的解放與救贖。李浩寫了一系列關於“父親”的小説，“父親”被寄予的神聖性與崇高性價值、意義、象徵被解構，形象被顛覆。他筆下作為“失敗者”的父親形象暴躁、冷漠而又卑微，深深打上了灰色的印記。《英雄的輓歌》中整日遊走在鄉村社會生活邊緣的懦弱的父親、《蹲在雞舍裏的父親》中因一次意外的物理傷害而精神失常整日與雞為伴的父親、《那支長槍》中充滿了糜爛氣息終日與自殺為伴的父親、《父親的沙漏》中以自制的“沙漏”打發生命時光的父親、《如歸旅店》中不問國事只關心自家旅店最終死於非命的父親、《鄉村詩人札記》中整日沉迷在詩歌中不能自拔的父親，都是令人扼腕神傷、唏噓不已的形象。李浩還是一個文學口味極龐雜的作家，他吸收的文學營養極為豐富，對文體本身也有極大的野心。他不僅在小説裏對人性盡情解剖、對世界滔滔不絕，而且把小説當作了文體的實驗場，傳統的文學體式、表現手法與現代小説技巧在他的小説中彼此融合，多元共生，營構了一個多彩多姿、熱鬧非凡的文體世界。 ^[9] 

從審美氣質上來説，張楚的小説比較接近郁達夫，有一種憂鬱、頹廢和感傷的美學氣息。他的小説主人公都是一些失敗的小城邊緣人。他們常常在無所事事中陷入一些日常愛與恨的糾纏中，生活的困頓、肉體的焦躁、身份的遊移，使得他們與主流人羣格格不入。但他們偏偏在感情、尊嚴等方面比主流人羣更細膩、更敏感、更純情、更執着。《七根孔雀羽毛》中的宗建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表面上，他是一個不負責任、遊手好惡的混子，但他心中仍然有着非常柔軟的部分。他精心珍藏的早已記不清來路的“七根孔雀羽毛”也是其內心美好記憶和希冀的象徵。《夏朗的望遠鏡》中夏朗與方雯結婚後的短暫幸福生活很快被一地雞毛般的瑣事打亂了。岳父方有禮對女兒近乎病態的愛的爭奪甚至窺視，擾亂了夏朗的心緒，兩個人的感情也急轉直下。夏朗只能從自己的望遠鏡裏眺望天空，尋求對現實的超越與解脱。張楚是和李浩的出場方式頗為不同的先鋒派，李浩有着堅硬的對於人、世界乃至小説文體的堅執理念，而張楚則更執着於人的內心黑暗與絕望、人性的温度以及倫理的掙扎，與其説他想解構某種人，不如説他在撫摸，撫摸筆下那些傷痕累累的人物的精神、心靈與肉體的傷痕。張楚的小説很少做道德評價，他呈現的是人的生命感受，因而無論哪一種人生都會帶給我們巨大的觸動。

中篇小説《命案高懸》（獲《小説月報》第十二屆百花獎） ^[10] 

中篇小説《逆水而行》（獲《小説月報》第十三屆百花獎） ^[11] 

中篇小説《像水一樣柔軟》（獲《小説月報》第十四屆百花獎） ^[12] 

中篇小説《從正午開始的黃昏》（獲《小説月報》第十五屆百花獎， ^[13]  第六屆魯迅文學獎） ^[14] 

長篇小説《紅月亮》（獲第二屆魯彥周文學獎） ^[15] 

中篇小説《羞恥之鄉》（登中國小説學會“2012年度中國小説排行榜”） ^[6] 

長篇小説《一座塔》（登2012河北小説排行榜） ^[16] 

短篇小説《將軍的部隊》（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 ^[17] 

短篇小説《爺爺的“債務”》（獲2011年度人民文學獎短篇小説獎） ^[17] 

短篇小説《良宵》（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説獎） ^[5] 

“河北四俠”的崛起堪稱河北文學界的一個重要事件，“河北四俠”不僅展示新一代河北作家巨大的藝術潛力，呈現了河北文學的未來，而且重塑了河北文學的形象，賦予了河北文學傳統新的生機與活力。以孫犁為代表的“荷花澱派”傳統，以梁斌、徐光耀、李英儒等為代表的革命歷史小説傳統，以及以關仁山、何申、談歌“三駕馬車”為代表的“現實主義衝擊波”傳統，構成了河北現代文學的基本線索。其中，鐵凝温暖、詩性而又充滿人性深度的創作既源於“荷花澱派”的傳統，又實現了自我超越，堪稱河北文學的一個“新傳統”。鐵凝之後，新一代作家如何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開創河北文學的未來、呈現河北文學新的可能性，曾一度引發了河北文學界的廣泛焦慮。“河北四俠”的出現，可以説正是對這種焦慮的釋放。

“河北四俠”的文學觀念、寫作姿態、藝術風格都具有轉折意義。他們是“後發”的現代主義者和“晚生”的先鋒派，“後發”和“晚生”的優勢顯而易見。他們不是現代主義和先鋒派的趕潮者，他們是看清和克服了現代主義和先鋒派侷限後的一種主動追求，他們賦予了現代主義和先鋒派以個人化的內涵，他們是以現實主義作底色的現代主義，是充分展示了寫實功底的先鋒派。更重要的是，他們改變了人們閲讀河北文學的慣性，糾正了在“現實”與“文學”關係的認識上以對“現實”意義的認定取代對“文學性”本身的要求的偏頗，確立了“文學”大於“現實”的理念。可以説，“河北四俠”的最大貢獻就是把人們談論河北文學的眼光從“現實”拉回到了“文學”本身。另一方面，從技術革命、風格革命的角度來説，“河北四俠”展示了文學感覺、技術和想象力方面的巨大優勢，可以説，“河北四俠”再次展示了河北作家超強的文學感覺力、文學想象力以及敍事與語言能力。對河北文學來説，“河北四俠”身上體現的是文學觀念的進步，更是文學能力的進步。他們是一棵棵個性特徵鮮明的文學之樹，他們更注重怎麼寫，更重視敍述方式和小説技巧，更注重日常化敍事背後的靈魂挖掘，更自覺追求現代主義小説技法與現實主義的結合，更成功地完成了從宏大敍事向個體敍事、集體敍事向個人敍事、本質性敍事向風格化敍事的轉變，更文學化地呈現了全新的世界、全新的人物譜系。

但是，“河北四俠”又不是憑空而來，他們從傳統中孕育而生，身上仍然流淌着傳統的血液，傳統的基因、傳統的價值觀仍然是他們文學世界的支撐。他們把河北文學傳統中對現實的承諾，對事業、理想、精神的承諾，對人性和人情的承諾，對自然、詩意和美的承諾，完全繼承了下來，並以個人化的方式進行着詮釋。從這個意義上説，他們既是河北文學傳統的革命者，又是河北文學傳統的守護者。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