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井荃廬

壬申初冬，餘甲子壽。偶遊冷攤，重價贖得兩煨石，均杭州丁氏八千卷樓後人之物也。印迷得以自賀其壽，不啻如膺九錫。激奮半宵，摩挲於手不忍釋。

一印為葉銘為丁竹孫所刊，此印則日本印人河井仙郎之妙刻。印主人丁仁友，為西泠印社創辦人丁仁之原名。印文三字：“丁”字朱文，“仁友”白文。朱白兼文，漢印中有此例。此印之分朱布白，極為醒目，頗饒趣味。邊款十二字：“輔之先生屬作，日本河井仙郎”。其“仙郎”兩字極為密邇，使人觀之極易誤為“館”字，真巧矣哉。

19世紀20年代河井荃廬（右）在上海與吳昌碩（中）及其次子藏龕（左）合影

據葉為銘、秦康祥所編之《西泠印社志稿》：“河井仙郎，字荃廬，日本西京人。精倉史之學，工篆隸，善鑑別金石碑版。數遊中國江浙間。曾入本社，受知於吳俊卿。刻印專宗秦漢，渾厚高古，金石家皆樂與締交焉”。河井仙郎未來中國以前，即與吳有書信往來，“以請青誨”。來中國後，更執弟子禮甚恭。其弟子小林鬥庵在西泠印社印週年時所撰文，有“我本人作為吳昌碩的孫弟子，被推薦為西泠印社的名譽社員，可以説是河井先生為我結下的翰墨之緣”。

河井仙郎此印未紀年，以餘研究，大約作於1906年，即初次來杭之時。據所撰《西泠印社記》：“今、年春，薄遊吳下，道出武林，乃得與葉、丁、吳、王、厲諸君把晤於印社，以抒積愫。評論印學，迨無虛日……丙年浴佛日，扶桑河井仙郎記於西泠印社。”丙午，即清朝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亦即西泠印社創立後兩年。河井仙郎所撰文，為《西泠印社記》之第一篇。

印社前輩葉潞淵，以沙孟海書學院成立慶典來鄞，與餘同居一樓，得時往請益。關於丁仁友改名丁仁事，據彼告知當在印社成立之初。葉公返滬後，寄下《石廬集印》兩片，印面為“丁仁友”三字白文。邊款稱：“庚子六月八日擬漢鑄印，昌碩”。據查庚子為光緒二十六年，由此中日兩公印作，可知在1900至1906年之間，丁仁尚用仁友之名。

1997年春，日本京都教育大學教授、日本書論研究會會長杉村邦彥教授來杭，應中國美術學院之聘，講授《近代中日書法文化交流史》。期間，承美院陳振濂教授之邀，餘與西泠同社錢大禮亦各主講一題。餘講課時出示日本印宗師圓山大迂與河井荃廬所作印原物，使在座之中外教授並各層次之學生皆感震驚。若論在日本篆刻史上之地位，則圓山大迂更比河井荃廬為顯赫。日本篆刻家原用斜口刻刀，至圓山大迂渡海來華向徐三庚習印後，始將平口刻刀傳人日本，引起刻法與印風之一變。

講學結束後，曾同訪嵊州之王羲之祠墓並寧波之沙孟海書學院。某次宴間，杉村教授忽問予：“圓山與河井二氏之印，尊意何者為尤愛？”餘不待思即答曰：“河井因與餘同籍西泠印社，有同志之雅，餘特偏愛其印也。”翌晨，同散步於東錢湖畔。杉村教授尊容對餘曰：“君之偏愛果然中竅。因河井所居毀於東京之大轟炸，人物俱亡。故其作品，即日本亦甚少，皆以國寶視之也。”

河井仙郎生於日本明治4年(1871)，卒於昭和20年(1945)，享年七十有五。名得，仙郎、荃廬、●巢皆其號也，又號九節丈人，顏所居曰寶書龕、繼述堂。日本京都人。書法承日下部鳴鶴、巖谷六一，勁健峻拔，頗得六朝風韻。中年改習陳曼生之行氣，以瀟灑而有金石氣馳譽東瀛。篆刻受教於●田芥津，以後改習浙派，旁涉趙之謙與徐三庚。

河井仙郎在日本時即仰慕吳昌碩之高雅精絕，遂於明治30年 (1897)修書寄缶廬。其時，河井氏僅27歲。缶廬覆函極令彼感動，遂於翌年再函投缶廬，此函今存日本，於1988年在日隆重召開之《西泠印社展》中印出，茲摘其文如下：

倉石先生閣下：僕前不自揆，漫呈一書。先生不咎其非禮，辱賜還音，感荷無已……先生與僕，未有半面之識，而眷愛之厚，既業如此，一讀再讀，感極，潸然淚下。先生更見惠大作印存，直秦直漢，古樸蒼然，妙不可言，高誼之貺，銘肝不知所謝，當子子孫孫永寶焉。僕每日數次反覆之，實有接音容之想，欣然不能釋手，惟憾印數希甚少，此卷易盡耳……僕欲一遊貴國，叩大門以請清誨者有年矣，而未果者無他，僕素一介寒生，因不能支其費而已，然竊信數年後必有遂宿志之期。此信之末為其署名並標年月日：明治三十一年二月念四日，河井得頓首再拜。

關於河井仙郎來華之次數及其年月，今檢中日文獻尚有些未明之處。杉村教授講義中稱河井氏曾四次來華，其首兩次系19歲與26歲，按日人計算法比中國虛齡少一歲，故按中國計算則系20歲與27歲。此意與韓於雍所撰《日本篆刻藝術》中，於“1890年，明治23年，庚寅。9月，河井荃廬遊訪中國杭州，得沈從先《印談》，”以及“1897年，明治30年，丁酉。河井荃廬、中林梧竹赴中國”所載似屬吻合。唯此兩種文獻有大不解之處，即上所述河井氏第二次投書缶廬系明治31年（1898），其時尚有“數年後必有遂宿志之期”文句，豈能前此早已來華。或以為此兩次河井氏曾來華，然尚不知缶廬之偉業，則亦有兩不通之處：河井氏好金石，怎能來華而不知缶廬此其一也。上文其函中有“僕欲一遊貴國”“僕素一介寒生”等句而不涉曾來華兩次之事，此其二也。

其較可靠之河井氏首次來華年份為庚子(1900年)，即上函之後兩年，河井氏得“遂宿志”，時明治33年，河井氏年30歲。據韓天雍、朱關田、劉江等文，大約於1900年冬，於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大郎陪同下，河井仙郎終於遠涉重洋，一葦而至。在上海，羅振玉(叔言)、汪康言(穰卿)之介紹，叩大門而請青誨，拜於缶廬門下，執弟子禮甚恭。日本《書道全集》也認為是1900年。

據朱關田所撰（印學界的一段佳話——《吳昌碩與河井仙郎》）、《長尾甲的結交》及《西泠印社社員河井仙郎》：河井仙郎來華遊學，經費無多，需靠勤工儉學。“愛以刻印之貲，暫充舟車之費”（羅振玉、汪康年《荃廬先生刻印潤例》）。藉此得以住返蘇、杭之間，廣交印人。第二次來華，是在1902年12月2日，翌年2月6日由滬返國。其間大都滯留在杭州，與印人葉為銘、王褆、丁仁、吳隱、厲良玉、方根石、汪洛年等或遊覽名勝，或摩挲金石，品評印痕，圍爐啜茗，攜食嘗新，意趣款洽，並不以語言為礙。其時，西泠印社尚未成立。

日本昭和39年(1906)，歲次丙午。其時，西泠印社已是頭尾第三年，河井仙郎再度來華。由於彼與創社四英”大都交好，故即於是年參加西泠印社。

《西泠印社記》共有八篇，其第一篇竟是日本社員之作，亦是一奇，茲錄其全文如下：

明治乙已之夏，客有自杭州返東瀛者，極言吳遁盫、王福、葉葉舟、丁鶴廬諸君創印社於西泠之盛。餘聞而神往久之，未暇往觀也。今年春，薄遊吳下，道出武林，乃得與丁、吳、葉、王諸君把晤於印社，以抒積愫。評論印學，迨無虛日。又各出所藏印，命餘鑑賞。其中，蒼勁古秀、典雅工整，人不一家，篆不一體，博而且精，目不暇給，自汪紉盫《飛鴻堂》後，未見有如此大觀也。諸君為餘言：印學自趙悲盫後，薪火將絕矣，近人能此者，唯湖州吳苦鐵一人而已。緣集同志立斯社，以期保存印學。夫以今日之勢論之，甲兵訓於野，商業競於市，清國朝野上下，岌岌以講求富強為急務。而諸君子獨高尚其志，研諸美術，不得不為諸君記。諸君又能椎摹精拓，編輯印譜，不肯自秘以提倡後學。即餘身處海外，亦得一葦而至，見所未見。是不特餘之幸，亦為後世刻印者之幸。謹識盛舉，以告方來。歲丙午浴佛日，扶桑河井仙郎記於西泠印社。

其後，河井氏幾乎年年來華。其最末一次系1931年，由弟子西川寧陪同前來。

日本於民國26年(1937)掀起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民奮起反抗。終八年抗戰，於1945年取得抗日勝利。即在抗日勝利前夕，日本昭和20年乙酉(1945)十月，東京遭空襲，河井仙郎罹難卒，其居所、作品、收藏一併毀滅。由此可見：日本軍國主義不僅禍及他國，兼及其本國人民也。

河井仙郎之印作，以古璽、漢印為主，略汲取西泠諸家以及鄧石如、趙之謙、吳昌碩之意趣。雖崇拜吳昌碩無以復加，然其印作絕少純出缶廬，遺貌取神而已。《西泠印社社員印集》曾收其所作，如朱文“金粟道人”與漢白文“巖谷修印”，則純出浙派也。雖有少量駁蝕以求高古，但決無鋒芒畢露之態。在日本，有渾厚、清逸之佳評，洵非虛也。（見印例129-131）

河井氏京都人。自華回日後，應三井聽冰之邀遷居東京，熱心於説文會、丁未印社、吉金文會、讀書會之活動。因彼曾多次來華，所交皆金石書畫界勝流，又兼蒐集文物甚勤，故於金石學、古文字學、印學、書畫鑑賞等領域均有甚高之造詣，堪稱日本之最傑出人物。曾與林泰輔合著《龜甲獸骨文字》，編輯《書道全集》《南畫大成》《書苑》《墨跡大成》等。曾輯所作印編為《荃廬印存》《繼述堂印存》《荃廬印譜》等。

丁仁所輯《詠西泠印社同人詩》中，有關於河井仙郎一首：“縱目東瀛萬里流，嘯堂集古費雕鎪。摩挲欲作囊中秘，可惜曾無一譜留。”所引《論印絕句》原詩，依次為楊復吉、倪應元、鍾大元、丁敬等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