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麟士

少時家貧如洗，以織簾為生，但好學不倦，苦於無書，特至京城，閲讀經，史，子，集四部。他隱居德清吳羌山(又名乾元山)講授，學生數百人，各造屋依居其側。時人稱頌“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教學內容除經學，老莊之學外，重陸機《連珠》。南朝宋升明(477—479年)末，太守王奐上表推薦，詔任奉朝請，不就。南朝齊永明六年(488)，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麟士，稱：“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又下詔徵為太學博士，不就。建武二年(495)，徵為著作郎；永元二年(500)，徵為太子舍人，均不就。 ^[1] 

藏書的世代相傳實際就是書香門第的延續。剖析湖州的人才現象，人們驚訝地發現有許多名人出自世世翰墨、代代書香的家族。綿延千餘載而不絕，代有名人的世家則首推沈姓。

湖州城的東南方向，菱湖西北兩公里處，有一處地勢略顯高爽的村落，村名竹墩。竹墩人相傳：古時，這裏有6個凸起於沼澤之上的土墩，“竹”字有6劃，竹依靠筍而生生不息，方音中“筍”又與“沈”同音，所以當他們的祖先從武康遷居過來時，便稱此地為“竹墩”，希望家族能夠興旺發達。

如今的竹墩，和江南富庶地區的其它古村落一樣，水泥新房包圍着青磚老屋，清溪環碧，溪上的狀元、養富、寺前等古橋，還有卧地的石柱、石碑依稀珍藏着這個小鎮般的大村落的往昔氣度。曾經氣勢宏大的沈氏宗祠，如今已被桑林覆蓋。尋根訪祖的天下沈氏後人，只能依稀尋覓過往的顯赫。

好在竹墩出來的名人已是多過竹墩的竹子。出門闖天下的沈家人每逢年節總不忘按竹墩的習俗在門前高掛“竹墩沈”的紅燈籠，恭恭敬敬地翻一翻那厚厚的一迭《竹墩沈氏家譜》。

《竹墩沈氏家譜》開卷便是南朝教育家沈麟士的《述沈氏祖德碑記》，在中國8000餘種家譜中這也算得上是特例了。一般家譜，那怕是再寒微的家族，都要請有功名的人來寫序，本族無人的話，就請地方官員或是異姓有功名的鄉紳來捉刀。“天下沈氏出武康”、“天下沈氏出竹墩”的大族，要論文治武功和官階大小，沈氏一門，前有封侯的沈約，後有榜眼沈樹本，至於將軍、翰林、巡撫之類的官員不計其數，卻由一個教書先生來肇端族譜，而且世代不易。户因何在？

沈麟士修譜的那個時代正是講究門閥等第的南朝，士族與庶族界限分明；就是士族之間，也有品第之分，王、謝世家端居榜首。武康沈氏家族雖然源出於東漢濟陽太守沈戎，其後也世代為官，不過多為武將，在魏晉尚文鄙武的風氣下，總有點抬不起頭來。沈驎士則是沈氏家族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儒士。

興文重教，實為沈氏家族長盛不衰的不二法門。沈麟士雖為布衣，但織簾抄書，以學問和教學為樂的風範，卻永為沈氏後人所景仰效仿。

從沈戎遷居武康到初唐的六百年間，“武康沈”人才鼎盛。見史傳者一百五十八人，其中三十八人有正傳，一百二十人附傳，另有皇后三人皇妃五人。

中晚唐時期，湖州東鄉的陂塘摟港體系逐漸完善，東苕溪以東的濕地成為移民墾殖的沃土。“武康沈”的主脈便從餘英溪畔遷徙至東林山下，在竹墩及其周遭的村落開啓沈氏宗脈新的篇章。

繼南朝齊梁間“武康沈”文化人才管湧噴發以後，到了清朝康熙年間，“竹墩沈”也迎來了她的鼎盛時期。開啓這一時期的便是一位居家課藝的翰林沈三曾。康熙十五年(1676年)，沈涵、沈三曾兄弟同榜進士，同人翰林。沈涵曾任福建學政，督學興學於外省。沈三曾丁憂歸裏後，便潛心教授子侄讀書。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沈三曾的兒子沈樹本高中榜眼，授編修，不久便以奉親養老辭官回到湖州，主持安定書院幾十年。沈三曾的孫兒沈榮仁、沈榮光、沈鹹熙也連捷進士，成為翰林院的青年才俊。

與此同時，竹墩的沈炳震、炳巽兄弟，雖然功名不著，但學術成就斐然。前者有《唐書合鈔》、後者有《水經注集釋訂訛》等著作傳世。

武康鎮旁有前溪，竹墩村邊有清溪。兩溪與東苕溪相連，“武康沈”與“竹墩沈”文脈相通。康熙四十八年，德清人徐倬主持雙溪唱和，兩地參與的沈姓文人多達三十餘人，可謂雋秀雲集，冠蓋一方。

1911年11月5日，湖州教育會會長、竹墩人沈譜琴和湖州鮑山人、湖州府中學堂督學錢恂率領中學堂的學生軍發動起義，驅走了清朝官員，宣佈湖州光復。1916年，北京大學教授湖州鮑山人錢玄同(錢恂之弟)和竹墩人沈尹默(沈譜琴族侄)擔任《新青年》主編，扛起了“新文化運動”的大旗。在中國近代的風起雲湧中，“竹墩之沈”續寫風流，“鮑山之錢”新開篇章。

錢姓，也是湖州的著姓之一。據談鑰的《嘉泰吳興志》記載，西漢諫議大夫錢林徙居烏程梓山(大致在今雉城鎮西北一帶)。到了東晉南朝時期，錢姓已成為與沈、姚、丘、鈕並列的江表望族，“晉宋及陳世，有王、侯、牧、守甚眾，衣冠之盛如此，而陳昭皇后亦為錢氏，宜為長興著姓。”

隋唐以後，長興錢氏逐漸散居湖州境內，迭有名人湧現，如唐朝詩人錢起、高僧道宣、郇國公錢九隴等。

如今天下錢氏多以五代十國時期的吳越王錢鏐（Liú）為宗，臨安縣城內尚有氣勢宏大的錢王廟，廟內陳列着各地的《錢氏宗譜》。而錢鏐一支恰以錢林為四十三代祖。如此説來，天下錢姓的本宗應當在長興。鮑山錢氏也應當是長興錢氏的一脈。

鮑山錢氏到了清朝同治年間，出了一位進士，名叫錢振常。錢振常官做到了禮部主事，後來又擔任了紹興、揚州、蘇州等地的書院山長，還是光緒帝師翁同龢的乘龍快婿，其學問博洽，顯然是被公認了的。偏偏大兒子錢恂的功名只有秀才，舉人是屢考不中，實在是家門的一樁憾事。於是對老來才得的小兒子錢玄同(本名師黃)，便顧不上疼愛了，親自督導。小師黃三週歲誦《爾雅》、四歲背《詩經》，九歲學《説文解字》，九歲習作文之法，十歲背《史記》、《漢書》……

就在小師黃在家苦讀的時候，比他大上三十四歲的兄長錢恂參加了總理衙門的外交官考試，成為晚清最早的一批職業外交官。錢恂先後擔任過駐英、德、俄、法等國使館的參贊，駐荷蘭、意大利的大使，遊歷了歐、非、亞許多國家，直到 1909年回到湖州，借居潛園。錢恂在國外二十年，大開了眼界。其夫人單士釐的《癸卯旅行記》和《歸潛記》被後人評價為：“無論從中國人接受近代思想的深度來看或者從介紹世界藝文學術的廣度來看，這兩部書在同時代人的同類作品中，超出儕輩甚遠。”(鍾叔河評語)。

錢恂在變，國內的小師黃也在變，他改號“掇獻”了。這時候的錢玄同已是一位英氣勃發的少年才子，讀了許多革命黨人的反清著作，對音韻學也產生了興趣，“掇獻”的名號便與其音韻學的研習有關。錢玄同一生的名號極多，每改一次，就表示他的思想有了新的轉變。

錢恂擔任過湖北省留日學生監督，他大力推動國內青年自費留學日本。單士釐認為，留日之風是錢恂創議而錢玄同率先實踐的。1906年，錢玄同人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

在日本，錢玄同改名“夏”，表明自己反清排滿的思想。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並與魯迅、沈兼士等同為章太炎的人室弟子。

1910年，錢玄同回到國內，在湖州中學堂(後改稱省立第三中學，現名湖州中學)擔任國文教師。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茅盾當時正在該校就讀，一代文豪的生花妙筆為我們留下了錢氏兄弟其時的風姿。

“這年秋老虎特別兇，雖近重九，猶如盛夏。我們常在街上看見錢老先生(錢恂)身穿夏布長衫，手持粗蒲扇，稻孫(錢恂長子)高舉洋傘在錢老先生身後，錢夏和錢老先生並排，但略靠後，董大酋則在錢老先生之前。他們一行安步當車，從容瀟灑，我不禁想起《世説新語》的一段小故事：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太丘長子)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小，載著車中。兩者相比，豈不有些相似麼?……

“錢夏先生代課時期，曾教我們以‘南中向接好音，法遂遣使問訊吳大將軍’開頭的史可法《答清攝政王書》，以‘桓公報九世之仇，況仇深於九世；胡虜無百年之運，矧運過於百年’為警句的《太平天國檄文》，也教過黃遵憲(公度)的‘城頭逢逢雷大鼓’為起句的《台灣行》，也教了以‘亞東大陸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為起句的梁啓超的《橫渡太平洋長歌》。……

“湖州光復，卻全仗湖州中學的學生軍。沈譜琴也擔任湖州軍政分司。”

1913年，錢玄同、錢稻孫隨就任大總統府顧問一職的錢恂北上。玄同、稻孫都開始在北大任教。這時候竹墩沈氏三兄弟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也先後進入北大任教。誰也不曾料想，竹墩沈與鮑山錢的第三度相會，竟然會為一場影響深遠的思想變革準備了一批中堅骨幹。

從1913年到1917年，湖州人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長。在他任內持教北大的湖州人有俞同奎、章鴻釗、崔適及“三沈”、“二錢”，除了崔老先生為宿儒外，其餘都是留學歸來的新派人物。到了1917年，錢振常的學生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學，又有湖州人朱家驊、沈邁士(也是竹墩人)、徐森玉進入北大任教。這個時候，北京大學總共才只有28位教授。湖州人云集全國最高學府的盛況比起清朝嘉慶六年(1801年)那次“五元會京師，同科五翰林”來毫不遜色，甚至更勝一籌。

更勝一籌，在於“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開啓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歷》)

陳獨秀當時在上海獨立支撐《新青年》的編輯出版事宜，沈尹默以故友身份力邀陳應聘北大文科學長一職。《新青年》移至北京出版後，沈尹默、錢玄同與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劉半農六教授擔任輪流編輯，《新青年》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面旗幟。

《新青年》時期，沈尹默的主要貢獻在於文學革命實踐和介紹國外各種社會思潮，包括社會主義學説，他的白話詩《月夜》被稱為“第一首散文詩而備具新的美德。”

錢玄同則為新文化運動提出了許多響亮的口號，如：“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第一次把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定為文學革命的首要否定目標；“漢字革命”，開啓了文字改革運動的先河。而深厚的國學功底和語言文字學學術素養，使他的號召“學有本源，話多行話，振臂一呼，影響更大。”(胡適《自傳》)。這時候，錢玄同的名號開始啓用，不久便響亮得超過了本名。

《新青年》南遷廣州以後，北大四沈二錢歸於沉寂，潛心於學術世界。錢玄同又改名疑古玄同，致力於文字改革，與另一位湖州人燕京大學教授陸志韋併為語言文字學的泰斗。日寇佔領北平後，錢玄同恢復舊名“夏”，以示氣節，拒絕偽聘，1939年1月病故。沈尹默則致力於書法藝術及理論的探索，成為廿世紀最傑出的書法大家之一。

有了竹墩沈氏、鮑山錢氏等眾多人才輩出的家族，上個世紀的上半葉，湖州人到了外地，一口湖州白是絕對不肯改 的，就象現在的上海人到了別地方仍舊講上海話一樣。不僅 是因為有沈尹默、錢玄同、陸志韋這樣的名教授，朱家驊、張乃燕這樣的名牌大學校長，當年名教授、名校長的社會影響力可以從蔡元培、李大釗、沈尹默、錢玄同等營救陳獨秀出獄一事中看出一斑。更是因為有沈家本、胡惟德、戴季陶、張靜江、吳鼎昌等一班高官和朱五樓、王一亭、顧叔蘋、沈聯芳等一批工商鉅子的存在讓湖州人傲氣得很。

清帝退位的時候，責任內閣十位國務大臣中湖州人佔了兩位：司法大臣沈家本，外務大臣胡惟德。在接下去的北洋政府中，胡惟德擔任過總理，沈邁士的父親沈瑞麟當過代理外長，章宗祥是大理院院長(相當於最高法院院長)。到了國民黨統治時期，則有“國民黨半個中央”的提法，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常委、評委的湖州籍人士共有16人。因為國民黨的組織部長一職長期由湖州人陳果夫、陳立夫、朱家驊把持，所以又有“蔣家天下陳家黨”的説法。國民黨元老張靜江是孫中山的重要助手，反清討袁．經費的主要籌款人，也曾經是蔣介石的思想導師。另一位元老戴季陶則一直擔任考試院院長。

湖州近現代的人才鼎盛，昭示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藴潛藏着巨大的社會能量。而當上海開埠，外面世界的各類信息潮水般湧人時，這股潛藏的能量被激發出來。封閉的舊中國被迫打開的窗口——上海，成為湖州各色人等一展身手的舞台。從王佐卿、陸心源投資辦廠，王一亭、顧叔蘋代理洋商業務始，數代湖州人在上海接受了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洗禮，在各個領域嶄露頭角。當年在會文路湖州會館中濟濟一堂的，除了政界和工商界的人士外，還有藏書家周慶雲、朱孝臧，書畫家吳昌碩、錢病鶴，音樂家邱望湘、沈知白，翻譯家包玉珂、周越然，攝影家蔡仁抱、劉旭滄，電影編導沈西苓、潘孑農，文物鑑賞家徐森玉、張珩，小説家趙苕狂，戲劇家宋春舫等眾多文化名流。裁縫的兒子潘德明，在完成全球第一個孤身周遊世界的壯舉後，也成了上海湖州同鄉組織——湖社中的一員。

湖州人在北京和上海，北南交相輝映，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揮灑下濃墨重彩的篇章。

沈麟士是南朝齊學者、藏書家。字雲禎。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幼駿敏，家貧無以為生，常常邊織簾邊讀書，鄉里號稱“織簾先生”。年長後，遂博通經史。常苦於無書多讀，於是雲遊都下，得以歷觀四部藏書以歸。遂不與世人溝通往來，篤志以藏書、讀書、著書為本，乃隱居吳差山中，專心藏書、講經、教授，從學者數百人。元嘉末至永明中朝廷曾數次徵其為官，堅辭託疾不就。家藏書幾近萬卷。家曾經遇火燒燬書籍達數千卷，他痛心不已。時年已過80，發憤抄書，仍於燈下手自抄錄燼餘殘缺遺書，覆成數千卷，滿數十篋。著有《周易兩系》、《孝經》、《老子要略》、《莊子內篇訓》等數種，疏注五經數十卷。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