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太福

沈太福，男，1954年生，吉林四平人。1978年考取長春水利電力學校，1980年畢業後分配在長春市水利局工作，後又調到市科協。

1984年辭職創業，1986年在北京註冊了集體性質的長城機電技術開發公司並任公司總裁。1992年6月起長城公司以簽署“技術開發合同”形式開展面向個人的民間集資，至1993年2月份集資額高達10億多元人民幣。

1993年4月18日，沈太福被逮捕，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以被告人沈太福犯貪污罪、行賄罪，向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1994年3月4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沈太福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4月4日被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經核准死刑，已於當月11日執行。 ^[1] 

沈太福的故事是又一則頗具荒誕色彩的商業傳奇。身高不到一米六的沈太福自小愛好科技發明，是一個十分聰慧好學的青年。從小學到中學，一直是班上前幾名，各種獎狀把家裏一面牆貼滿了，只可惜沒考上大學。

1984年，30歲的沈太福從四平水庫的工程局辭職，成為改革開放第一批辭職下海“吃螃蟹”的人。辭職後，沈太福與兄弟沈太安辦起了吉林省第一家個體科技開發諮詢公司（寬城科技開發諮詢處），每天騎着一輛破自行車在長春市的街頭巷尾刷廣告，但生意清淡。無奈之下，沈太福通過關係，承包了一家虧損的街道企業——長春鍋爐儀表廠。1985年，沈太福在這家廠研製成功了雙色液位計，並以其穩定和優異的性能獲得原國家機電部、原交通部、原勞動部等8個部委發文推廣應用。當年就使這家小廠扭虧為盈，獲利47萬元。

1986年，沈太福進京發展，曾與北京四通公司有過不愉快的合作。1989年3月16日經北京新技術實驗開發區批准，沈太福以30萬元私人資本註冊成立了集體性質的北京長城機電技術開發公司。戴紅帽子做民營企業，這在當時無可厚非，很多公司都這麼幹，但長城公司的集體產權性質最後成為沈太福案致命的一環。

1990年6月，遼寧省阜新礦務局的工程師屈維謙、吳江因一項發明專利尋求合作，而與沈太福一拍即合走到一起。此前屈、吳曾於1985年6月向中國專利局申報“逆變型無整流予三相換向器電動機”發明專利，未能在規定期限內交納專利審查期間的“申請維持費”，根據我國專利法對此有相關規定，該申請已被視為撤回，不具備再申請專利的條件。

屈維謙、吳江發明的“逆變型無整流予三相換向器電動機”，通俗地説，就是“調速電機”，這種電機可以用在從發電廠、水泥廠、自來水廠、礦井等許多行業。和現在正在使用的普通電機相比，能自動調節電機速度，使原來大馬拉小車變成什麼馬拉什麼車，從而達到節電的效果，節電的效率從20%到70%不等。

可是，沈太福並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投入生產，銀行也對這個有風險的項目沒有興趣，這時候，沈太福想到了民間融資。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之後的1992年和1993年是投資熱情極其高漲的年份，人們對各種有新意的建設項目充滿了熱情。由於中央金融管制，發生在民間的各種集資行為便一直非常活躍，利息也是水漲船高。在沿海很多地方，民間拆借資金的年利息基本在16%~20%之間。一位資深的證券公司總經理曾回憶説，“在那年，證券公司不知道自己真正該做什麼，幾億的資金，拆借出去就起碼有20%的收益，還用自己費什麼心？” （沈太福的行為實質上是“地下私募”，當時由於宏觀經濟復甦，金融管控嚴厲，所以，遊走在灰色地帶的民間融資活動非常活躍，沈太福顯然不是開出融資利息最高的人）便是在這樣的火熱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資遊戲出台了。

“遊戲”的名稱是：技術轉讓。“遊戲”規則：無論男女老少，均可與長城公司簽訂“技術開發合同”，投資額3000元起，上不封頂。合同中承諾，投資人可以隨時提取自己的資金，而且投資回報很可觀，長城公司承諾“按季支付補償費”每年“補償率”達24%，比銀行當時的儲蓄利率高出一倍（當時銀行的儲蓄利率為12%左右）。這個瘋狂遊戲其實就是以發展節能電機為名，以高利息為誘餌，以簽訂“技術開發合同”的形式，向社會廣泛集資。

長城公司發明的新型電機屬於節能項目，當時國內能源緊張一直是瓶頸，因此凡是有節能概念的新技術都頗受青睞。而沈太福更是一個善於包裝和炒作概念的高手。1992年5月28日，他的電機技術在釣魚台國賓館通過了國家級科技成果鑑定。根據報道，國家計委的一位副主任在他的項目鑑定書上批示：“屬節能的重要項目，應儘可能給予指導和支持。”沈太福更是對外宣稱，長城公司幾年來先後投入近5 000萬元，研製成功了這種高效節能電機，據能源部門測算，僅在運行的風機中如果僅有1/3換上這種節能電機，一年就可以節電400億千瓦，其前途的宏大讓人充滿想象空間。

沈太福的集資規則是這樣的：投資者與公司直接簽訂“技術開發合同”，集資金額的起點為3000元，高者不限。投資者可隨時提取所投資金，按季支付“補償費”，年“補償率”達24%當時，銀行的儲蓄利率為12%左右，沈太福開出的利率高出一倍。他的第一輪集資活動是6月份在海南展開的，廣告前一天刊出，第二天公司的門口就排了長龍，僅20天，就集資2 000萬元。初戰即告大捷的沈太福當即加快集資步伐，他先後在全國17個城市開展了類似的活動，長城公司的集資風暴迅猛席捲全國，它很快成為當年最炙手可熱的高科技企業。

在此次集資活動中，各地的媒體記者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中最活躍的是《科技日報》記者孫樹興。當沈太福在海南開始集資時，孫樹興在報紙的頭版頭條發表長篇通訊《20天集資2000萬》，對長城公司的集資業績大加鼓吹。在隨後的幾個月裏，孫樹興又相繼發表了《用高科技和我們百年不懈的改革開放築起新的長城》以及《為了千百萬父老兄弟》等長篇報道，對長城公司的集資給予高調的追蹤報道。正是在數百家媒體的催熱下，沈太福跑馬圈地，戰無不勝。在這期間，沈太福先後給了孫樹興兩萬多元辛苦費以及密碼手提箱、“皮爾?卡丹”西服和日本產“美能達”全自動照相機等物品。孫樹興後來因此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在孫樹興的牽線下，沈太福又幸運地結識了曾經擔任過《科技日報》總編輯、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的李效時。在沈太福案中，李效時扮演了一個很關鍵的角色。當《科技日報》對長城公司大加報道的時候，他便對這個節能項目深信不疑，為了表示支持，他專門到長城公司去考察，還留下了“願長城目標早日實現”的題詞，被沈太福用在所有宣傳文本上。李效時還借出差的機會到各地為長城做宣傳。在海南，他對媒體記者説，“我從深圳到廣州到海南，宣傳了一路的‘長城’。我覺得‘長城’所辦的科技實業，是一個充滿希望的科技實業！”由於他的官方身份實在特殊，因而成了長城公司最具説服力的宣傳員。為了報答李效時，沈太福以李效時三兒子的名字簽訂了一份4萬元的北京長城公司“技術開發合同書”。第一次，李效時拒絕了，第二次，沈太福派人把它從李效時辦公室的門縫裏塞進去，這次，李效時沒有退回，他心領神會地將之鎖進辦公室的一個鐵皮櫃裏。就為了這份合同，李效時一年後被認定犯有受賄罪、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20年。

如果説孫樹興和李效時為長城公司效勞夾有私利因素的話，那麼，在當時確實有一些專家和學者對沈太福的集資模式表示由衷的讚賞，其中便包括老資格的社會學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費孝通。在1993年1月，費老撰文《從“長城”發展看“五老”嫁接》，對長城模式進行“理論”上的論證。他所謂的“五老”是老大（國有企業）、老鄉（鄉鎮企業）、老九（知識分子）、老外（外資企業）、老幹（政府官員）。費孝通認為，長城公司在高新技術成果的委託加工、成果轉讓、搞活民間金融、對外合作以及發揮老幹部餘熱等方面都做出了值得稱道的成績。

到1993年初，沈太福先後在全國設立了20多個分公司和100多個分支機構，僱用職員3 000多人，主要的業務就是登廣告、炒新聞、集資。①【據王安在《25年》一書中披露，長城公司在媒體和官員公關上不遺餘力，“據傳，沈太福的紅包攻勢花費了3 000萬。”】到2月份，長城公司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共集資10億多元人民幣，投資者達10萬人，其中個人集資款佔集資總額的93%。集資款逾5 000萬元的城市有9個，北京的集資額最多，達2億多元。隨着集資泡沫越吹越大，沈太福講的故事也越來越離譜，他宣稱擁有300多項專利技術，“其主導產品高效節能電機已在各生產領域應用，已握有15億元的訂貨量”，同時，“在全國數萬家民辦科技企業中，長城還是唯一一家納入國家行業管理的”。事實上，在這段時間裏，長城公司只售出電機50多台，價值僅600多萬元。為了製造經營業績良好的假象，沈太福把3.2億元集資款變成公司的營業銷售收入，然後向税務部門繳納了1 100多萬元的税款。與此同時，沈太福在人際公關上大下工夫，他先後聘請了160多名曾經擔任過司局長的老同志擔任公司的高級顧問，由此構築起了一個強大的官商關係網。

事態演進至此，商業騙局的氣息已經越來越濃烈，沈太福鋪天蓋地的集資風暴引起了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的高度關注，這位對金融風險懷有本能警覺的中央決策人意識到，如果“長城模式”被廣泛效仿，一個體制外的、缺乏制度控制的金融流通圈將龐大而可怕地出現，中央的金融管制政策將全面失效，於是，他親自下令中止長城公司的活動。

1993年3月6日晚間，正當沈太福為集資超過10億元舉辦大型慶祝酒會的時候，他收到了中國人民銀行發出的《關於北京長城機電產業集團公司及其子公司亂集資問題的通報》。《通報》指出，長城公司“實際上是變相發行債券，且發行額大大超過其自有資產淨值，擔保形同虛設，所籌集資金用途不明，投資風險大，投資者利益難以保障”，要求“限期清退所籌集資金”。

沈太福遭遇當頭棒喝。此時的他已經在狂熱和膨脹中失去了對局勢的清醒認識，自以為有高層人士、上百位老幹部以及10萬集資民眾的“撐腰”，他已經具備了與國家機器博弈的能力。他的應對之策竟與大邱莊的禹作敏如出一轍。在接到人民銀行的通報後，他當即宣佈狀告人民銀行行長李貴鮮，索賠1億元，國內外輿論頓時譁然。這是中國第一位民間企業家敢於直接對抗中央政府。3月29日，沈太福在北京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聲稱“國家科委、人民銀行總行步調不一致，婆家、孃家有矛盾”，卻讓他這個民辦企業“小媳婦”吃虧，現因政府幹涉，公司難以經營，要向國外拍賣。他還宣佈，將投資者的年利息由24%提高至48%。

隨後兩日，局勢朝沈太福預想的反向發展，政府沒有任何退讓的跡象，各地的擠兑事件則層出不窮，他試圖倚重的媒體和老幹部似乎也幫不上忙。3月31日上午，沈太福再次召開中外記者會，下午，他在北京首都機場被截獲，當時他帶着三張身份證和一皮箱的錢打算出逃國外。4月18日他被宣佈逮捕。從這個月起，在國務院的直接參與下，各地組成二十多個清查組。歷經半年時間的清查清退，長城集資案的投資者都領回了70%的本金，全國清退款總比例達90%以上。另外，根據香港《文匯報》的報道，有120名官員因此案受到牽連。

儘管天下人都知道沈太福是因為高息集資、擾亂中央金融政策而被捕的，然而他最後卻是以貪污和行賄罪名被起訴。北京中級人民法院的訴狀稱，沈太福多次以借款的名義，從自己公司的集資部提取社會集資款，構成了貪污罪。他還先後向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時等21名國家工作人員行賄錢、物等合計人民幣25萬餘元，這構成了行賄罪，法院於1994年3月4日判決，被告人沈太福犯貪污罪，判處死刑；犯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兩罪並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沈太福對判決不服，他的上訴理由是：北京長城公司是戴着集體帽子的私營企業——在1988年之前，北京市工商部門不接受私人申請創辦“高科技公司”，被告人不能成為貪污罪的主體，也沒有貪污的動機和行為，因而不構成貪污罪。他對律師説，“怎麼判我都行，但是，如果我是因為‘貪污’自己家裏的錢而被槍斃，我不服。”一些法律人士也認為，對沈太福案的二審首先應當對長城公司的經濟性質重新確認。法院最終沒有采信這些意見。4月11日，沈太福被執行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