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達之

建國以後，主持恢復南京曉莊師範並任校長，後調任教育部師範教育司專員，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廣東民族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等職。

汪達之的一生是為人民教育事業無私奉獻的一生，是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艱苦奮鬥的～生，是由民主主義戰士轉變為共產主義戰士的一生。

汪達之出身貧苦，家境清寒，父親是一位塾師，兼行中醫，全家靠他一人維持生計。母親是一位不識字面十分賢慧的家庭婦女。在汪達之尚處母腹之中的時候，父親就因貧病交加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1923年，他從陶行知創辦的南京安徽公學《創立旨趣》中受到啓發，嚮往陶行知提出的師生“共學、共事、共修養、共生活、共艱苦”的主張，“到曉莊師範學習，跟隨陶行知，在教育上進行一場革命，辦一種革命的教育來改變中國的一切，”這成了汪達之的追求。不久，他要求入曉莊的願望實現了。1928年秋，汪達之終於成了曉莊師範的第四期學生。

進入曉莊師範是汪達之人生道路上一個新起點，在他生命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從此，他成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最忠誠的實踐者和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奮鬥終身的共產主義戰士。

新安小學是陶行知應安徽同鄉吳俊卿的要求，派曉莊師範學生李友梅(中共地下黨員)、藍九盛、吳廷榮到淮安創辦的，成立於1929年6月6日，校址在淮安北門外蓮花街蕭湖畔的古靈王廟(I1p新安會館)，他自己兼任校長。

1930年春，汪達之受陶行知的委派到蘇北淮安接任原由陶行知兼任的新安小學校長職務。

汪達之上任後，他對自己接手的新安事業滿腔熱忱，充滿信心，把新安事業看作是自己的終身事業，開始了艱難的起步。他和老師們制訂出學校發展的三年五年十年規劃，描繪出學校未來的美好藍圖；他帶領師生運用巧妙的方法，使古廟裏的諸神退位，擴大了校舍；他和師生一道自己動手整修校園，美化了學校環境；他帶頭在校園四周的園地裏種植蔬菜瓜果，滿足師生伙食的需要；他和師生一起走出校園，幫助當地羣眾學習文化搞好生產，提高生活水平，還修橋、鋪路，幫助羣眾排憂解難，減輕羣眾的憂患；他和老師們認真實踐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讓學生讀活書，活讀書，學做事，學做人。在汪達之主持下，學校辦得朝氣蓬勃，師生生活生動活潑。當地羣眾稱他們為古廟活菩薩。但他們哪裏知道新安小學教師是不拿一分錢薪俸的，和基本學生一樣，只供給三頓普通的伙食，而蔬菜還是師生自己的勞動成果。

民國22 年10 月22 日，汪達之創造性地將新安小學7 名學生組成“新安兒童旅行團”，由淮安經鎮江到上海旅行了50 天。7 人中，年齡最大的17 歲，最小的12 歲。他們自己民主管理團體的一切，採取到各大學演説和上街賣報的方法，籌集費用，通過參觀工廠、調查帝國主義在上海的租界、憑弔“一·二八”戰場等，受到了極其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新安兒童旅行團的事蹟，在當時的教育界、輿論界引起了轟動，成為建國前教育史上的空前創舉。陶行知為此賦詩：“一羣小光棍，點點有七根，小的十二歲，大的未結婚，沒有父母帶，先生也不在，誰説孩子小，劃分新時代。”

汪達之（1902～1980），黟縣碧山鄉碧山村人，是知名的人民教育家。汪達之家境貧寒，出生前，其父在貧病交困中去世，全靠寡母為人縫洗度日。汪達之先後就讀於安徽省立第一中學和省立師範學校。畢業後，在繁昌縣平清鋪和望江縣吉水鎮任小學教師。

青年的汪達之目睹國家的貧弱、人民的苦難，使他處於極度苦悶和徬徨之中，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開始尋求改變中國現狀的道路。民國12 年（1923 年），從陶行知創辦的南京安徽公學《創立旨趣》中受到啓發，嚮往陶提出的師生“共學、共事、共修養、共生活、共艱苦”的主張。對陶行知決心“徵集一百萬位同志，創辦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的宏願，十分感動。從自己幾年的鄉村小學教師的實踐中，認識到陶行知提倡的改造中國鄉村教育的運動，也就是改造中國的運動。決心到陶行知創辦的南京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即曉莊師範）學習，探索從改造中國教育入手進而改造中國的道路。民國17 年秋，汪達之終於成為“曉莊”的第四期學生。從此，他成為陶行知教育理論最熱忱的實踐者和為中國革命教育事業奮鬥終身的共產主義戰士。民國19 年4 月，曉莊師範師生因開展反帝活動，遭到南京國民政府查封，革命青年慘遭屠殺，陶行知被通緝流亡日本。汪達之臨危受命，到蘇北淮安縣河下鎮，接任了原由陶行知兼校長的私立新安小學校長職務。

新安小學設在一座破舊的古廟裏，創辦於民國18 年6 月，是曉莊師範在蘇北實踐生活教育理論的中心學校，教師全無薪金報酬。曉莊師範被封后，新安小學就中斷了經濟來源，政治上承受空前的壓力，原在新安小學工作的幾名曉莊同學，被迫先後離去。唯有汪達之堅韌不拔，他依靠當地的貧苦羣眾，在陶行知和一些曉莊同學的支持下，終於戰勝政治壓迫、封建勢力以及傳統習俗的阻礙，堅持了生活教育理論的實踐，陶行知對新安小學的艱苦奮鬥精神極其崇敬，他為新安小學的同志寫了著名的條幅“捧着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民國22 年10 月22 日，汪達之創造性地將新安小學7 名學生組成“新安兒童旅行團”，由淮安經鎮江到上海旅行了50 天。7 人中，年齡最大的17 歲，最小的12 歲。他們自己民主管理團體的一切，採取到各大學演説和上街賣報的方法，籌集費用，通過參觀工廠、調查帝國主義在上海的租界、憑弔“一·二八”戰場等，受到了極其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新安兒童旅行團的事蹟，在當時的教育界、輿論界引起了轟動，成為建國前教育史上的空前創舉。陶行知為此賦詩：“一羣小光棍，點點有七根，小的十二歲，大的未結婚，沒有父母帶，先生也不在，誰説孩子小，劃分新時代。”

民國24 年10 月，為響應中國共產黨的團結抗日的號召，在中共上海左翼教聯支部的領導和陶行知的全力資助下，汪達之將新安小學14 名基本學生，組成了聞名海內外的新安旅行團到全國各地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直到民國30 年1 月，新安旅行團在中國共產黨和周恩來的親切關懷下，衝破了國民政府的重重刁難、打擊和迫害，自力更生，歷盡艱辛，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堅持向城鄉人民和邊疆少數民族同胞作抗日宣傳和民眾組織工作。“皖南事變”後，“新旅”遵照中共南方局的規定，從廣西桂林秘密地分批經香港、上海轉到蘇北新四軍抗日根據地。自此，隨新四軍轉戰蘇北、山東、冀南各地，既是一支工作隊，又是一支文藝宣傳隊。民國38 年春，隨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1952 年5 月，中共上海市委決定，新安旅行團和其他幾個宣傳團體合組為上海歌舞劇院。

新安旅行團在歷時17 年的時間裏，經歷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幾個重大的革命歷史階段，足跡遍及祖國22 個省、市、自治區，行程2．5 萬多公里，為民主中國的勝利作出了貢獻，並在實踐中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豐碩成果，也是汪達之對黨、對人民的巨大貢獻。“新旅”的成就，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度評價。民國30 年12 月，劉少奇在多次講話中説：“汪達之同志是我們黨外的優秀的布爾斯維克”。民國35 年5 月20日，毛澤東在致“新旅”的信中説：“新安旅行團各位同志們：來信收到，極為感謝！祝你們努力工作，繼續前進，爭取民主中國的勝利！”

民國33 年，汪達之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時，汪達之已經42 歲，才與從事教育工作的共產黨員楊南琛結婚。

在解放戰爭中，汪達之歷任蘇皖邊區政府教育廳督學，華中、華東干部子弟學校校長。1951 年，汪達之主持恢復南京曉莊師範並任校長。後調任教育部師範教育司專員，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廣東民族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廣東省第三屆政協委員等職。

“文化大革命”中，汪達之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但他始終堅持原則，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尚品德。1972 年患腦溢血，卧病8 年，1980 年3 月27 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9 歲。

中共江蘇省委、淮安縣委和羣眾代表，為了繼承和發揚汪達之為人民教育事業的獻身精神，特將他的骨灰安葬在淮安縣河下鎮蓮花街原新安小學舊址。並在新安小學新校園內，建立了新安旅行團歷史陳列館。

九一八事變後，日寇的魔爪從東北伸向華北。為響應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號召，1935年10月10日，汪達之毅然將新安小學14名學生組成新安旅行團，帶領學生走上抗日救亡的民族戰場。

為了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自我成長的能力，汪達之推卻了團長職務，自認“顧問團員”。經其建議，推選徐志貫、嵇鈺、朱金山3人為團務幹事會成員，徐志貫為總幹事，其餘成員分別擔任賬務、管理行李、電影技術管理等工作。出發前，每位團員還領到了“任務卡”，有的負責營業，有的負責管理藥品，有的負責交際兼編輯……這些孩子，最大的不到20歲，最小的12歲。

在汪達之帶領下，新安旅行團走遍了全國22個省市區，行程5萬餘里。他們深入城市、農村，組織“小先生”普及教育團，把文化知識帶進農家，放映抗日影片，激起廣大民眾的抗日鬥志，受到羣眾的熱烈歡迎，成為民族解放的“小號手”。

1941年初，新安旅行團根據黨的指示，分期分批轉移至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直屬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政治部領導，同年9月劃歸中共鹽阜區黨委直接領導。1942年，汪達之遞交了入黨申請。

其實，汪達之和中國共產黨的接觸是非常早的，他的曉莊同學中就有許多共產黨員，其中很多人在白色恐怖中，已經犧牲在雨花台下；也有不少人和他共事多年，往來十分密切。新安旅行團出發後，各地八路軍辦事處的主要負責同志，許多都親自關懷和具體指導過新安旅行團的工作。

當時，新安旅行團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抗日活動，公開場合都以無黨無派、民間的教育團體面貌出現。汪達之也一直用黨外人士的身份開展工作。鹽阜區黨委慎重考慮後認為，汪達之留在黨外工作更有利、更方便。直到1943年，新安學校在漣東縣長浦河村覆校後，汪達之又一次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年1月經鹽阜區黨委批准，他才得償所願。

1945年5月17日，新安旅行團在鹽阜區行政公署大禮堂組織召開了第一次少年兒童代表大會，併成立鹽阜地區少年兒童團總部。這時的新安旅行團已成長為一支很有影響的青少年工作勁旅，當年鹽阜地區軍民口口流傳着一句口號：“七旅、八旅、新安旅”。

同年，汪達之和新安旅行團團員回到闊別十年的故鄉淮安，參加瞭解放淮安、淮陰的戰鬥。汪達之帶領新安旅行團團員投身到解放戰爭，直至全國解放。 ^[2] 

南京解放後，汪達之立即提出恢復曉莊師範學校的意見，希望培養具備各種教學能力的新型教師，以加強教育建設。市政府對汪達之提出的建議十分重視，專程到曉莊師範原址進行了實地考察。

1949年7月，汪達之來到曉莊師範主持覆校工作並擔任校長。當時的中國百廢待興，汪達之不畏艱難、迎難而上，首先組建了“南京市曉莊學校籌備處”，又廣泛向社會各界求援，募集到桌椅、教學儀器、捐贈圖書等物資。1951年2月，曉莊師範學校順利進行了首屆招生。

1961年底，海南廣東民族學院急需一位幹部，當時那裏條件艱苦，氣候炎熱，許多人都不願意去。汪達之想到“共產黨員越是困難的地方越要去”，便主動請求前往。這時他已年近花甲，還像年輕時一樣，信心滿滿地來到五指山。

上世紀60年代的海南，各方面都比較落後，海南廣東民族學院地處五指山少數民族居住區，衣食住行都比較困難，用水要專人到遠處去挑，從廣州運來的物資不少散亂地堆在露天地裏。部分教職員工來到海南後，不適應艱苦環境，情緒多有波動，有些人來後又藉故走掉，加上新來教職工和本地員工語言不通，工作開展較為困難。

汪達之來到學院後，第一時間開展實地調研，從隊伍建設、思想政治建設、基層黨組織建設、學院十年發展規劃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改革舉措。他到任後不久就提出，不學普通話不方便溝通和教學，當地人民羣眾的文化水平也難以提高，因此要把推廣普通話作為教學中的一項緊迫任務。為培養普通話的師資，汪達之倡議學院成立了“普通話研究班”，他親自擔任班主任，兩年裏培訓出100多名老師、幹部。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普通話推廣取得了顯著成效，為當地文化普及作出了積極貢獻。

1980年3月27日，汪達之在北京逝世。他的遺物只有一塊用了40多年的手錶、幾件換洗衣服和一些書籍、筆記。汪達之生前所穿的衣服沒有一件是新的，所穿的中山裝、大衣等衣物補丁綴補丁，使用了幾十年的鋼筆早已磨禿，筆帽上的掛鈎也不知去向。他一生未留下任何積蓄，財產只是幾本密密麻麻記滿交納黨費的明細證明。遵照汪達之生前遺願，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淮安河下鎮蓮花街旁的蕭湖之畔——新安小學原址。

汪達之的一生是無私奉獻、艱苦奮鬥和充滿博愛的一生，他將自己的青春熱血和家國情懷，全部融進了他摯愛的教育事業。從新安小學起步，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傳承着新安旅行團“聽黨話、跟黨走”的光榮傳統，實現着汪達之等老一輩人民教育家的教育強國理想。（王輝 莊陽 王輝系新安旅行團歷史紀念館副館長） ^[2] 

陶行知遭通緝，十三位校友犧牲在雨花台下……這突如其來的狂風惡浪，給汪達之的新安事業，帶來巨大的衝擊。新小與曉師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新小是曉師的特約中心學校，教師是曉莊師範來的，校長原是陶行知兼任的，學校經費來源有一半靠曉師支持，曉師被封閉，新安小學也就艱難了。

當曉莊師範被封閉的消息在報紙上報道後，國民黨淮安縣黨部，縣政府立刻變臉了，教育局也改變了態度，冷眼相待了。社會上的謠言象瘟疫一樣傳開了。有的説：“新安小學和共產黨是一家”，有的説：“新安師生穿單鞋，挑大糞……就是證明。”雖然國民黨縣政府沒有抓住學校的任何把柄，但帶來的政治壓力是很大的。學生數突然減少了，膽子小的人家，不敢讓孩子到學餃來了。

曉莊師範支持的每月50元經費斷絕了，學校經濟瀕臨危境。李友梅、藍九盛等以及後來的幾位老師，相繼被迫離開學校。他和台和中老師一道，支撐着這艘在狂風惡浪中隨時會被吞沒的小船，有時一天只能吃上一頓玉米麪糊，也絲毫沒有動搖他對新安事業的信心和決心。到1933年，學校只剩下汪達之一人，他單身支撐、苦鬥，直到1935年帶領新旅出發。

1933年秋天，他毅然將七名基本學生，組成“新安兒童自動旅行團”，到民族解放鬥爭蓬勃興起的大城市上海去修學旅行。旅行團的一切，完全由孩子們自理。他們用演講，賣報紙等方法取得生活費用。在上海，他們參觀工廠，訪問“棚户區”，瞭解平民生活和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情況；他們在租界裏生活了解帝國主義欺壓中國人民的罪行；他們和報童一同賣報，體驗實際生活；他們參觀“一·二八”戰場遺蹟，目睹日本帝國主義野蠻侵華的罪行，還到上海的滬江、光華、大夏等大學發表愛國演講，這次旅行歷時54天，勝利完成了學習任務。

上海、江蘇教育界轟動了，“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創舉!”

輿論界沸騰了，上海的中外文報紙都以大量篇幅報道了他們的活動，其影響迅速擴展到全國各大城市以及南洋羣島，舊金山的華僑中。

這次旅行的成功，汪達之受到新的啓發，國難日益深重，應該組織一個更大規模的團體，到全國各地去一邊修學旅行，一邊宣傳抗日救亡，在民族解放鬥爭的大課堂裏實踐生活教育思想。汪達之的倡儀，得到中共上海左翼教師聯合會支部的大力支持和陶行知的全力贊助。於是他將新安小學的十四名基本學生組成了新安旅行團，決心到全國各地修學旅行，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他自己任新旅顧問。1935年10月10日新旅從淮安西門外古運河碼頭，登上了南下的小輪船，踏上抗日救亡的征途，走上民族解放的戰場。

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白包恐怖下，他們緊緊依靠黨的領導和關懷，突破國民黨夏對派的重重刁難、打擊和迫害，自力更生，歷盡艱辛，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宣傳抗日救亡，動員民眾共赴國難。

1941年，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了，桂林的政治形勢惡化了，他們遵照中共南方局的決定，從廣西桂林分批分期經香港、上海轉移到蘇北抗日根據地鹽城。開展抗日宣傳，勞軍支前，站崗放哨，組織兒童，出色完成了新四軍軍部和鹽阜區黨委交給他們的組織十萬兒童的任務。

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開始了。新旅隨華東野戰軍轉戰蘇、魯、冀、豫，成了一支深受部隊歡迎的文藝宣傳隊。沂蒙山麓，濟南城下，淮海戰場，長江岸邊都留下他們戰鬥的足跡。1949年，他們在黃埔灘頭，春申江畔，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全中國的解放。

光榮地完成歷史使命後，1952年根據中共上海市委的決定，新旅在上海和其它幾個文藝團體合併，組織上海歌劇院。

“捧着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是1930年陶行知為新安小學教師寫的條幅，是對汪達之等新小老一輩教師獻身精神的崇高讚譽。汪達之是無愧於這種讚譽的。

汪達之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忠實執行者和實驗者，正如他自己所説：“33年以來，把握住一個衝心，按陶行知先生‘勞力上勞心’指導思想，搞新實驗。”他在給同志的信中説：“我以生命滲和在內面”，“新安這部書是用我的生命來寫的。新安小學整年整月在動盪中求生存”，但他總是沉着堅定，蔑視困難。他風趣地告訴同志：“我窮忙……窮趣依然”，“是在痛苦中游泳。”反映了一個真正革命者的樂觀主義精神。

汪達之為了事業，結婚是很晚的。在他20歲的時候，曾有過一段戀愛史。但女方看不起他的家庭，又覺得他當個窮教師，沒出息。就這樣，他們分手了，他忍着失戀的痛苦，決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生活教育運動中去。從此，他把自己更加和新安小學，和他奮鬥的事業融和在一起，他表示，他在事業沒有獲得最後成功之前，決不結婚。他信守自己的諾言，把全部精力獻給了所從事的事業，1941年，新旅進入抗日民主根據地後，在領導、同志們的不斷勸説下，才接受各方意見，在抗戰勝利的前一年——1944年和楊南琛結為終身伴侶，這時他已四十二歲。

汪達之是忘我的典範，他自己的生活極其節儉，到新安小學工作，只有兩套舊學生裝，一雙舊皮鞋，不外出不穿。在校每天和大家一樣穿草鞋，吃玉米麪、白菜。他外出辦事，不能回校，只吃四分錢一碗的麪條，捨不得多花集體一分錢。1980年，他逝世後，整理他的遺物，只有一塊用了四十多年的手錶，幾件換洗的衣服和一些書籍、筆記。在很少的遺物中，卻發現幾張向越南駐華大使館捐款的收條。他在五、六十年代，連續幾年，每月都以“一箇中國的國際主義者”署名，給那裏寄去50元匯款，用以支援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他自己生活簡樸，但對有困難的朋友、同志從來都是慷慨解囊，他每月的收入，總有一部分派作這個用場。1972年，他在重病之中説話很費力，而且説不清楚，但當他得知有一位同志來信説到自己的困難處境時，他流淚了。費了很大的勁講了一句話；“給他寄錢，”他處處關心別人，從不為自己着想。

他一切服從黨的安排，從不計較個人得失。1940年，國民黨頑固派無理要求新旅全體成員參加國民黨，在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李克農同志的領導下，粉碎了反對派的陰謀，但為了掩護新旅的工作，李克農決定派汪達之以顧問身份參加國民黨，汪達之無條件地執行了這一指示。為了這件事，他在“文革”中吃盡苦頭，肋骨被打斷，人差一點被打死。1941年，新旅到達鹽阜抗日根據地後，汪達之正式提出入黨要求，當時鹽阜區黨委書記劉彬同志對他説：“區黨委討論了你的問題，希望你暫時不要入黨，不是你條件不夠，你早是我們黨外的布爾什維克了，而是考慮到將來和國民黨繼續作鬥爭，你不入黨，可能對工作更有利些。”汪達之愉快地接受了劉彬同志的意見。直到1944年再次申請，才被批准入黨。

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汪達之遭受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身心受到嚴重摧殘，早在1972年醫院就發出“腦出血，病危”的通知，經搶救雖然脱險，但從此卧病在牀長達八年之久。1980年3月27日終於與世長辭。根據汪達之同志生前遺願，他的骨灰安葬在淮安城北蓮花街，新安小學原址。

汪先生是過世了，但，他的愛國熱忱、教育思想、革命精神卻永駐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