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誠信

1933年12月18日 生於江西省貴溪縣（現江西省貴溪市）

1947年考取南昌豫章中學高中部。

1951-1955年 上海第一醫學院（現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藥物化學系讀書

1955年-1957年，長春鼠疫防治所，藥師。

1957年-1983年，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微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

20世紀80年代，他創辦了《中國媒介生物學及控制》雜誌，並任主編至今；倡議並籌建了中華預防醫學會媒介生物學及控制分會，任主任委員、名譽主任委員；參與籌建中國鼠害與衞生蟲害防治協會，曾任副會長、顧問 ^[1]  。

1983年-1999年，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微生物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曾任研究所副所長。

1986年被評為部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

1991年起獲國家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他參與起草的《呼籲新聞媒介要科學宣傳滅鼠》1997年被中國科協評為優秀建議一等獎。

1995年2月22日，北京中級人民法院一場關於邱氏鼠藥的“名譽侵權”案落下帷幕。本案第一被告的汪誠信作為我國著名病媒生物防治專家，鼠類防治學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帶頭人，終於在捍衞科學的戰鬥中獲得勝利 ^[2]  。

1999年他本人被中宣部、科技部和中國科協評為全國科普工作先進工作者。

汪誠信，1933年12月18日生於江西省貴溪縣（現貴溪市），在姐弟五人中排行最小。父親是本縣很有名望的醫生，為人寬厚和善。汪誠信兒時，正值日軍侵佔江南，他無從接受正規的早期教育，主要依靠自學積累知識。14歲時順利考取南昌豫章中學高中部，並因成績優秀被減免學費。1951年遵父親意願考入上海第一醫學院（現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藥物化學系，1955年7月以優異成績畢業。

在汪誠信畢業之際，正當鼠疫流行餘燼未熄、政府加大控制力度之時，鼠疫流行需要控制——控制鼠疫需要滅鼠——滅鼠要用鼠藥——用藥需要懂藥的人——懂藥的人只能來自藥學院校，就這樣他被統一分配到東北，在當時全國防治鼠疫的最高業務機構長春鼠疫防治所開始了滅鼠生涯。1957年長春鼠疫防治所撤銷，汪誠信等30餘人併入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微生物學研究所（現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工作至今。

青年汪誠信一踏上工作崗位就深入實際，認真學習，接連發表多篇研究報告。由於鑽研業務，工作出色，第二年被評為所級先進工作者；1963年在同齡人中脱穎而出，晉升為比例極少的助理研究員，並於1964年參與指導碩士研究生。他幾乎年年深入現場進行科研、調查和防病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也很少中斷，足跡遍及東北、西北和西南大部分地區。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鼠類防治事業獲得了蓬勃的發展，他熱切的工作願望也獲得更充分的發揮。1979年他被晉升為副研究員，先後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85年起連任該所副所長三屆，1994—1996年任所黨委書記兼副所長。這期間，他組織全國科研、高校、防疫、植保等方面共35個單位成立全國滅鼠科研協作組，協同攻關。1983—1984年，他主持完成的《晉東南農村家鼠及其防制》獲衞生部1985年科技進步二等獎。他倡導並組建的全國家鼠鼠情監測網，從1985年開始迄今，在我國的家鼠防治中發揮了作用。20世紀80年代，他致力於全國愛衞辦組織和倡導的創建滅鼠先進城市和單位的活動，擔任了北京、大連、武漢、青島等20多個大中城市、機場、港口的技術顧問，為這些城市達標作出了無私的貢獻。他大力發揮與農林交通（包括鐵路、港口、機場）等部門的橫向聯合，熱心提供技術諮詢和人員培訓，促進了兄弟系統滅鼠工作的發展。

汪誠信十分重視專業隊伍和學術陣地的建設，經他發起並多年奔走呼籲，在全國愛衞辦的支持下，爭取多方協助，《中國鼠類防制雜誌》創刊終於在1985年6月（後更名為《中國媒介生物學及控制雜誌》），他親任該雜誌的主編至今，為雜誌的成長、提高作出了貢獻。在他的努力和組織下，中華預防醫學會媒介生物學及控制分會也於1989年2月正式成立，他歷任該分會第一屆至第三屆主任委員、第四屆的名譽主任委員。他還參與籌建了中國鼠害與衞生蟲害防制協會，曾任副會長、顧問。同時曾任中國地理學會醫學地理專業委員會委員、顧問（1992年至2002年）和中國獸類學會理事（2000年至2004年）。

汪誠信還擔任過衞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媒介生物學及控制專題委員會主任委員（1979年—1989年），中國植保學會鼠害防治專業委員會（第1、2屆）、顧問（第3屆），衞生部醫學科學委中會北方地方專題委員（1981—1985），衞生部自然疫源性疾病專家諮詢委員（第1—3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醫學宣傳顧問（1996年）

他多次被評為院、所先進工作者，被衞生部授予“有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和“全國衞生文明建設先進個人”。出訪過英、法、泰、緬、蘇、日、澳等國和台灣，為加強國際和兩岸的學術交流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99年汪誠信退休，仍時常奔走於各地，為自己傾心的事業繼續發揮餘熱。目前仍擔任“三峽庫區人羣健康監測”課題負責人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 1900-1949年間全國鼠疫病人高達115萬，遍及20個省區。鼠疫傳播的罪魁禍首就是老鼠。除鼠疫外老鼠還傳播出血熱等20多種疾病。同時，老鼠可使糧食減收5%—10%，每年高達數百萬噸。儘快擺脱瘟疫的威脅，消除鼠害，成為百廢待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事之一。

當時察哈爾省北部的鼠疫情嚴重。1950年美國違反國際公約在我國東北地區及朝鮮空投帶菌疫鼠，我國政府發動全民愛國衞生運動，粉碎了敵人亂我後方的企圖。1953年，作為全國鼠疫防治最高業務機構的長春鼠疫防治成立。

不足22歲的汪誠信1955年7月以上海第一醫學院（現復旦大學）藥學系畢業，同年10月來到長春鼠疫防治所。汪誠信後來回憶道：“當時，同班學友對此無不莫名其妙，啞然失笑，莫不以為我走上了歪門邪道。其後幾年雖然有過幾次改換門庭的機會，但我已經入迷，決心順着這條小道走下去。”這一走就是一輩子。為了表明自己的快心，第二年，也就是1956年，一些人還在想方設法調離這艱苦而乏味的工作時，他申請把遠在江西的妻子接到了天寒地凍的東北。

就這樣，他義無反顧地投入了這個陌生的、常人不屑一顧的領域，滿腔熱情地開始探索。可參考的資料幾近於無，可請教的老師也屈指可數。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述：“非常薄弱的學科基礎，近於空白的專業知識，懂藥而不懂滅鼠藥的我，全憑緊迫的任務定向、熱情的鼓勵邁步。試探、摸索，最初的一段路確實艱難。”然而僅半年，他就在《鼠疫預防》試刊號上發表了首篇文章“氯化苦及其在殺鼠方面的應用”。在工作後的第一年（1956年），他接連發表4篇實驗報告。

當時，圍繞着鼠疫的流行，汪誠信和他的同事們剛剛結束了在東北腹地及內蒙古牧區與黃鼠的周旋，接連完成了有關黃鼠短期蟄眠和幾種藥物毒殺黃鼠的多項研究之後，又來到西南邊陲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向黃胸鼠開戰，一蹲就是半年多。這期間，他們首次對黃胸鼠的食性、食量、耐飢能力、活動時間、外遷現象以及對着色食物的反應等進行了全面的報道，並實驗了安妥、磷化鋅等4種藥物對該鼠的毒力，還從多種角度系統地對毒餌進行了實驗。以後幾年，相繼對以殺鼠靈為代表的新型滅鼠劑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研究，並探討了疫區的滅蚤問題；對氯化苦牛糞等多種熏蒸劑防治旱獺和多種鼠洞進行了實驗、觀察；對滅鼠粉劑的改進進行了實驗；對當時的滅鼠主藥磷化鋅進行了深一步的研究，如在雨淋、潮濕、曝曬等條件下減毒速度的測定等等；對螞蟻搬運毒餌及硼砂驅蟻進行了觀察研究；對多種野生植物滅鼠和非糧誘餌進行了篩選實驗。涉及的鼠種、藥種和滅鼠方法之多、實驗內容和研究範圍之廣，迄今為止，在我國鼠類防治研究史上仍屬首屈一指。

幾十年來，他在鼠類防治領域內一直辛勤開墾，邁出許多第一步，在鼠類防治學科前期的基礎研究中付出了艱苦的勞動。許多工作瑣碎而枯燥。為了直接觀察鼠類的行為規律，汪城信試用過各種方法，有一陣，他把自己扣在大柳條筐裏，守在鼠類時常出沒的地方一動不動，一呆就是一天。許多研究從建立方法起步，從手持野鼠港灌藥的手形到現場樣方設置，從稱藥、灌藥、支鼠夾到收集鼠糞，從設計實驗到撰寫研究報告，一點一滴積累，一步一步探索，每個環節都親自動手。這一切為後來《滅鼠概論》的成書和作為學科帶頭人，積累了詳盡的第一手資料和豐富的實踐經驗。

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工作現場多處邊疆和貧困地區，汪誠信和他的同事不畏艱苦，正如他在一篇短文中所説，“我到過大部分疫區，經受過白毛風的鍛鍊，體驗過摔馬的滋味。”獨自一人在茫茫的草原上多次被狼尾隨，1967年中秋之夜青藏高原的大雪把帳篷壓塌在他的棉被上；野外考察曾三次從車禍中逃生。只要能工作，他從不言苦。初到長春，吃大米的南方人吃不慣高梁米，他滿不在乎，“有什麼關係？當地人幾千年都吃了，我也可以吃！”他在那裏工作，就努力適應那裏的飲食，後來，他連藏民的糌粑、酥油茶都吃的津津有味。無論到那裏，他都能和當地的同志打成一片，積極開展工作。有時白天出野外，晚上開會。在搖曳的油燈下，他一邊開會一邊寫工作小結。依仗他厚實的文學功底，散會時小結也寫完了，立即讀給大家徵求意見。加上他的幽默和風趣，常常給艱苦條件下緊張工作的同事們平添許多歡笑。

1985年，他被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評為科技現場先進工作者。

他依靠紮實勤奮、勇於探索的精神，積澱了紮實的學科基礎，為新學科的創立，為改革開放後的厚積薄發蓄集了力量。

老鼠屬於小型獸類。“在舊中國，獸類學是一個空白點，從來沒有被人重視。”（著名動物學家壽振黃語，1958年）。至於鼠類對人類的危害，雖然早在《詩經》中已有描述，但人鼠之戰一直是沿用“土法”，即用鼠夾、鼠籠、挑杆、地箭、水灌、碗扣等零星進行。

1947年東北鼠疫流行，解放區人民在用土法滅鼠的同時，開始局部少量試用化學藥物，範圍很小，方法簡單，也不規範。1955年汪誠信加入這個領域，和各地同行共同努力，局面漸漸發生質的變化。1959年，他接受任務，從繁忙的工作中擠時間，自編《滅鼠講義》，為全國流行病醫師進修班講課。此類進修班幾乎每年一屆。他邊講邊徵求學員意見；進一步，補充修改一遍，不斷摸索、充實、提高。字數由3萬多增加到12萬，內容大大豐富。

經過近10年的摸索、總結，通過反覆實驗、分析、提高，逐步使鼠類防治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1964年，他編著的《鼠的防制》由安徽醫學情報研究所作為講學資料彙編，以講義的形式問世，及時填補了空白，很快成為各地鼠類防治的指導性讀本。10年之間幾經補充修改，相繼在內蒙古、河北、寧夏等地翻印，影響很大。此書於1981年2月由人民衞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定名為《滅鼠概論》。

《滅鼠概論》是我國首部系統總結、論述鼠類防治技術、方法的著作，在吸收國外經驗的基礎上，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從新的視角對鼠類防治方法作了全國的總結和細緻的論述。《滅鼠概論》的成書對健全我國的鼠類防治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導意義，此書當時幾乎成為醫、農、牧、林、交通等各系統滅鼠工作者的必備教科書。書中全面講述了滅鼠研究方法，其中“室內實驗”包括：對實驗室和實驗動物的要求，給藥途徑和方法，藥品稀釋方法，毒力分級和測定方法，蓄積中毒觀察，耐藥性測定，適口性實驗，拒食性實驗，粉劑使用濃度實驗，驅鼠實驗方法，經皮毒力實驗等：“現場實驗”包括：實驗點的選擇，樣方的設置，滅效實驗的步驟和大面積滅鼠的抽樣調查等，介紹了滅鼠效果調查的主要方法、計算公式和注意事項；在全國介紹器械滅鼠、生態學滅鼠和生物學滅鼠的基礎上重點講述了藥物滅鼠尤其是經口藥物滅鼠，一一介紹了37鍾經口藥物和近10種燻蒸藥物，以及對它們的化學鑑定；介紹了毒餌的配製、投放、安全使用和中毒急救辦法等，應有盡有，覆蓋了鼠類防治實踐中涉及的各個方面。讀過《滅鼠概論》，便不難想見在細緻的觀察、縝密的實驗、豐富的資料、深厚的積累和深入的研究中埋藏着的巨大工作量。之後，汪誠信又陸續出版了其他幾本專著，全部是他多年辛勤工作的經驗總結。書中的許多學術見解，為愈來愈多的學者所共識的發揚。

2004年，他雖年逾古稀，仍組織數十名專家合作編寫專著《有害生物治理》，共130餘萬字，由此字工業出版社於2005年出版。德高望重的衞生部原部長錢信忠為該書題詞、作序，向全國推介。

1982年8月，汪誠信走出國門，出席在英國漢姆夏舉辦的“脊椎害獸防治的組織與實踐”學術會議，《滅鼠概論》作為重要專業著述在會議上展出；在出席會議的23個國家的55篇報告中，汪城信所作的大會報告《中國的滅鼠》受到好評。

為了媒介生物學及防制這一新興學科和充實和發展，開闢學術陣地，他不滿足於自己著書立説，不滿足於彙編文集，繼續奔走呼籲，《中國鼠類防制雜誌》終於在1985年正式創刊（後更名為《中國媒介生物學及控制雜誌》），親任主編。雜誌的創辦活躍了學術氣氛，為同行特別是年輕人開闢了學術交流的園地。隨後，幾經努力，中華預防醫學會媒介生物學及控制分會也於1989年宣告成立。這一切，標誌着我國媒介生物學及控制事業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在此期間又橫向聯繫成立了“中國植保協會鼠害防治專業委員會，為健全我國農田鼠害防治工作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1978年12月衞生部、中央愛衞會在江蘇無錫召開了全國除四害、農村環境衞生科研協作會議。會後，各地都根據會議制訂的1979—1985年規劃開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正如福建省衞生防疫站主任技師、原南方滅鼠科研協作組組長詹紹琛所説，“無錫會議之後，在汪誠信研究員的帶領下，新藥滅鼠協作組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並得到推廣應用，使我國滅鼠工作出現了新局面。”這期間，汪城信更加繁忙，主要精力放在推廣應用技術、技術隊伍培養上，並承擔了組織全國滅鼠研究、國內外學術交流和培養研究生的一系列工作。從1979年開始，他擔任衞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新成立的消毒、殺蟲、滅鼠專題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直到1989年改任中華預防醫學會媒介生物學及控制分會的主任委員，義不容辭地提負起了學科帶頭人的角色。他一邊實踐、一邊及時總結，僅1981年一年就發表論文20多篇。

20世紀80年代鼠害發生面積迅速擴大。1981年據18個省區不完全統計，農田鼠害發生1億多畝，1982年為2.1億畝，且保持繼續擴大的態勢。與此同時，鼠傳疾病的發病人數也比70年代高出1倍多。為了迅速控制鼠害，汪城信設計並主持了《晉東南農村的家鼠及其防制》項目，組織五個單位協作。此項目從深入調查影響家鼠密度的生態因素入手，包括建築物的結構、房齡、建材、位置，養雞、養豬、養貓對鼠密度的影響，以及不同調查方法的比較，不同鼠種間的關係，家鼠和野鼠的關係等等，系統而深入、詳盡地調查，取得了大量過去未曾取得過的數據。據此設計的滅鼠方法效果好、支出少、操作簡便，基本適用於北方廣大農村，及時解決了實際問題，獲得了衞生部二級成果獎。

在全國愛衞辦的領導與支持下，他倡導並於1985年組建“全國家鼠鼠情監測網”，在全國範圍內設點定期監測城鄉家鼠密度，及時掌握動態，擬定對策，在我國的家鼠防治工作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同時，他還倡導組織了“全國鼠藥抗性監測網”，對及時發現抗性起了重要作用。

1984—1985年由內蒙古自治區赤峯市首創的“一次達標”無鼠害活動，在自治區和全國愛衞辦的組織下相繼在一大批城市推廣。汪誠信及時總結各地經驗，予以提高完善，並借用我國成語“畢其功於一役”，建議改“一次達標”為“一役達標”無鼠害系統工程，使之更趨科學與合理。此後，這一工程在各地的努力下不斷完善，收到很好的效果，使數以千萬計的居民生活在鼠密度較低的環境裏。這一反映我國滅鼠工作特色的進展，受到了國外同行的重視與好評

赤峯經驗是中國北方地區的經驗。中國南方氣温高，温度大，毒餌易黴變致使鼠類拒食，鼠屍易發臭生蛆，不能完全照搬赤峯經驗。1986年，汪誠信等向全國愛衞會建議，將武漢、重慶作為南方滅鼠的試點城市。在汪誠信的指導下，武漢市愛衞會制定了全市總動員的技術方案，使用安全的抗凝血滅鼠劑，全市滅鼠時間定在冬季。當年一役達標，鼠密度由滅鼠前的88%下降到1.87%，且避免了毒餌生黴，鼠屍腐臭，且削平了武漢市出血熱（鼠傳疾病）流行高峯。武漢市成為我國南方第一個無鼠害城市，為我國南方鼠類防治、控制出血熱等鼠傳疾病創造了經驗。全國愛衞辦兩次在武漢舉辦鼠類防治培訓班，推廣武漢經驗。此後，全國各大中城市特別是南方城市都開展了大規模的滅鼠活動。1986年，全國流行性出血熱發病人數為11.6萬，1987年為6.5萬；至2004年，發病人數再沒有超過1987年的水平。時任武漢市副市長的高順齡在總結武漢市滅鼠工作時説：“這是武漢市有史以來在人與鼠的鬥爭中，第一次取得有決定意義的勝利，是科學知識在羣眾中普及、新技術和新產品推廣應用、專業隊伍和羣眾運動相結合的範例。”這次勝利取決於各種因素，其中汪誠信教授的指導、宣傳功不可沒。

此時，他深知把滅鼠工作推向更高層次，任務非常艱鉅，又及時提出把“當前全國無鼠害工程鞏固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注意點”列入今後的工作日程。

汪誠信他一直十分注重技術人員的培養和技術隊伍的建設，自1959年起直至退休，先後舉辦鼠類防治訓練班10餘期，每期學員40—90人不等，為我國鼠類防治工作前沿陣地輸送了大量技術過硬的人才。他還專門召開本專業的中青年骨幹學術會議，評選優秀論文。這一切，對促進我國鼠類防治事業的發展、專業隊伍的建設起了積極的作用。

20世紀60年代，30多歲的汪誠信開始認識到數理統計對科學研究的重要性，決心掌握它。在聽過幾次講座之後，便擠業餘時間自學。半年之後，他學會了常用的數理統計方法，並能在本領域中運用自如。此後不久，為了幫助更多的同行掌握這一重要工具，他參照有關資料並結合自學心得，編寫了易學的《數理統計方法初步》講義（46頁），並多次為全國性的進修班授課；1972年加工提高，充實了滅鼠試驗統計的實例，寫出《數理統計初步》（78頁）。

其後的兩年多時間，為了積極倡導科學的工作方法，汪誠信常常利用業餘時間給聯合滅鼠課題組的成員講授實驗的設計方法、數理統計、鼠疫流行病學等課程，抓住一切機會講解專業知識，培養技術人才。他平易近人的作風，淺顯易懂的講解，風趣幽默的表述，每使聽者興趣盎然，且課後佈置作業，決不馬虎。

針對工作中的問題，汪誠信還先後自學了動物學、植物學、土壤學、氣候學、數學等七八門學科的教材。結合工作撰寫的有關專業技術文章和講稿累計百萬餘字，其中大部分在報刊發表，為後人留下許多可供參考的資料。他還創作了大量科普文章和廣播稿，指導過多項科教電影和錄像帶的攝製，向民眾普及有關科學知識。長期的出色工作，使他獲得全國科普先進工作者稱號。

堅持獨立思考，注重科學實踐，使他能不斷前進並有所建樹。青年時代的汪誠信就表現出敢於爭鳴的精神，諸如商榷某公式的合理性、討論對鼠類某種生態現象的不同見解等等。且事後實踐常常證明，他提出的修正意見是正確的。對於外國專家的觀點，他也決不盲從。磷化鋅是早期就用於滅鼠並大量使用的一種化學藥物，60年代初，他從現場工作中察覺到，磷化鋅的穩定性並不象國外期刊上介紹的那樣差，如不恰當評價將招致人畜中毒，造成不必要的損失。為此他針對磷化鋅對有機酸、水、不同氣候條件的穩定性展開系統實驗，得出了不同於以往的評價，對磷化鋅性能的把握更為準確，使用更為科學、合理、安全。

幾十年來，汪誠信始終堅持實事求是，他在一些鑑定會上，在一些文章中，常常能指出不足，提出批評，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令同行欽佩，為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招致不公正的迴應，他從不後悔。

從他大量的考察報告和大會發言中，也能看出：在肯定成績的基礎上，總能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所在，甚至直接指出某些高層領導認識上的差距對當地工作產生的負面影響，“企圖通過宣傳恢復生態平衡和發動羣眾土法捕鼠來控制疫情，作為指導工作的思想是不負責任的、危險的”，明確指出了鼠疫疫區滅鼠存在的問題。針對蓄意誇大工作成果的不實現象，疾呼“真實情況不容樂盲目樂觀”。從學科帶頭人的宏觀高度，他客觀把握形勢，及時發現問題，為控制疾病和鼠害的蔓延，為保障人民健康盡了一個科學工作者應盡的責任。

關鍵時刻他不計個人得失，勇於負責。1992年洪水氾濫，有關部門為了防止疫情的發生和蔓延，決定航空殺蟲，調集了飛機和殺蟲劑，整裝待發。衞生部指派汪誠信率領專家組到現場配合，收集相關數據供領導決策。當時若按領導意圖行事，即使耗資多效果差，甚至出現疫情，專家組都不會承擔風險。汪誠信等審情度勢，綜合分析，鄭重建議上級不用飛機，充分調動災區羣眾的積極性，地面噴藥。這一改變不僅可節省大量人力物力，且可避免對有益昆蟲的誤傷，減少環境污染。但是，按此方案執行後萬一出現疫情，建議人責任重大。專家組成員從國家利益出發，一致同意停用飛機的建議，汪誠信作為組長鄭重簽名以示負責，建議被採納並獲得成功。由於此次抗災中的突出表現，他被評為全國抗洪救災先進個人。

20世紀80年代後期，各種傳媒大力宣傳“邱氏鼠藥”，“幾十年內可以把老鼠引出來”，“想滅公鼠就滅公鼠，想滅母鼠就滅母鼠”，邱氏鼠藥因此遍佈全國；同時誤食邱氏鼠藥而引起的中毒死亡人數不斷上升。汪誠信向中央領導建議召開“全國滅鼠技術研討會”，獲得同意。會議期間，來自全國的十幾位專家經過現場實驗、資料分析，結論是：邱氏鼠藥中的引誘劑有待改進，所含劇毒的氟乙酰胺不得使用；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儘快制定鼠藥管理條例。今後邱氏鼠藥“毒鼠強”蔓延的勢頭和各種媒體的宣傳並來減弱。1992年初參加會議的汪誠信等5位科學家發表題為“呼籲新聞界要科學宣傳滅鼠”的文章。文章一發表，邱氏鼠藥發明人邱滿囤以“名譽侵權訴論狀”將5位科學家送上被告席，汪誠信被列為第一被告。訴論、審理長達兩年半，一審敗訴，二審勝訴。“邱氏鼠藥家”激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和反響，在國外也產生影響。其間，近400位全國政協委員分別多次提安，眾多科學家及有關專業委員會紛紛坦陳直言，支持5位科學家；兩院院士將其列入“1994年全國十大科技新聞”。一審敗訴，不法個體鼠藥販子極其興奮，各地防疫部門感動壓力，汪誠信等人壓力更大。事後他説：“打官司我以為要有信心、決心和公心。有信心是因為我們説的都是事實。決心來源於我們寫《呼》文的初衷——禁止使用國家禁用藥，維護人民健康，保護生態環境，目的不達到，決不動搖。公心，就是這場官司不是我們個人的問題。”1995年，國務院批覆了聯合調查組的報告，通知各地對市場上正在銷售的邱氏鼠藥予以塗改和銷燬。2004年，全國全面禁用“毒鼠強”。

作為一個與老鼠打了幾十年交道的老科學工作者，他深知控制鼠害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工作開展的各個階段，他都注意從實際出發，適時的提出指導性的建議。

20世紀80年代初，當我國鼠害普遍趨於嚴重時，一度流行“野鼠增多是因為天敵太少”之説，甚至片面提出養貓可以恢復生態平衡。有不少基層文件也跟着大力提倡，過分渲染，過多、過偏地責難了藥物滅鼠。汪誠信針對各種模糊看法，在許多場合全國辨證地分析貓和鼠的關係以及生物滅鼠和利弊。他用史實説明：中世紀時尚無農藥傷害老鼠的天敵，也無養貓限制，但並未遏制鼠疫大流行。另一方面他強調，貓固可制鼠，但也可將疫鼠拖回家中，吃鼠留蚤，散播病原，促進疫情蔓延。因此養貓並非萬全之計，疫區不可提倡。凡此等等，對及時澄清模糊觀點，起到了指導作用。

綜觀幾十年來我國滅鼠學科發展的歷史，從建國初期學習原蘇聯的“滅鼠拔源”，發展到結合國情而提出的“疫情監測”；從要求“無鼠”發展到達標：從鼠疫疫區滅鼠到出血熱疫區滅鼠：從農田城鎮一般民居滅鼠到火車、輪船、港口、飛機等特殊環境滅鼠；從單純使用急性藥物，發展到以慢性藥物滅鼠為主；從“一次達標”發展到“一役達標”；從“滅鼠”到“鼠害防治”到“害鼠管理”；以及圍繞“用與禁用”引發的那場震動海內外的“鼠藥官司”，這一切，反映了隨着我國鼠類防治事業的發展，認識小斷深化和提高的過程。

總結過去，汪誠信提出，“在新世紀裏，首先應加強媒介生物防治的科研和調查，加快技術更新速度，合理使用現有方法；其次，要進一步提高和改進管理水平和手段，在保持我國特點的前提下與國際接軌，向社會化、專業化、市場化和法制化的方向發展；第三，進一步完善適合我國國情的防制策略和指標，又適應社會發展和市場經濟的特點，以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穩步控制媒介生物的密度；第四，要加強科學普及工作。總之，使我國的媒介生物防治工作，沿着保護環境、保護人畜安全、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