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籛

1953年，中共中央決定設立歷史研究委員會，毛澤東親自指定陳伯達擔任主任。歷史委員會於當年創辦學術刊物《歷史研究》。郭沫若親自在創刊號上撰文指出：“學習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

歷史委員會還決定成立由三個所組成的歷史研究所，在這份初步擬定的名單中，出現了郭沫若、陳寅恪、范文瀾三個人的名字，委員會初步決定此三人分別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這是“政府希望陳先生北返”的信息。如何讓遠在廣州的陳寅恪接受任命，成了一個問題。北大歷史系副教授汪籛被委以勸陳寅恪北返的任務，他曾是陳的學生和助手。

汪籛於1950年2月在北大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年他成為北京馬克思列寧學院（中央黨校前身）的帶職學員，接受馬列主義教育。1953年11月，尚未從馬列學院畢業的汪籛帶着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李四光的兩封信南下廣州，拜見老師陳寅恪。

1953年11月21日晚，他將兩封信交給了陳寅恪。次日晨陳寅恪便作出由妻子唐篔執筆的答覆。此後經年，在全國學界流傳的“陳寅恪公然提出不學馬列”的説法，便源於這個早晨的答覆。 ^[1] 

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中描述了1950年代的學術生態：“五十年代初學馬列的熱潮聲勢浩大，風氣所及，人人言必稱馬列，著文論説以引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原文原話為榮事。最有影響的一批知名的專家學者，撰文表示與‘舊我’決裂。許多學人大半生追求的‘只問學術、不問政治’的安身立命理想，開始被摧毀。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開始樹立了在學術研究中的權威地位。”

汪籛並沒有馬上放棄，他努力向師母瞭解老師的狀況。唐篔對他説，陳寅恪最不願意看到別人寫文章時時提到馬列主義，一看頭就痛，但他在上課及平時“決無諷刺政府等情事”。

10天過去了，12月1日上午，陳寅恪與汪籛作了一次正式長談。汪籛如實記錄下了陳寅恪自述的對科學院的最後答覆：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後，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年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是二陳（CC）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説“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脱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脱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説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説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説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説“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週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説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説。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至如實際情形，則一動不如一靜，我提出的條件，科學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兩難。我在廣州很安靜，做我的研究工作，無此兩難。去北京則有此兩難。動也有困難。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太太又病，心臟擴大，昨天還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説。那麼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

陳寅恪的答覆，在1953年的中國，堪稱驚世駭俗。當時有“南北二陳”之説，他常會被人與陳垣作比較。他們都曾經歷“三朝”，陳垣在1948年底的國民黨“搶運學人”計劃中，也被列入重點搶運的名單。國民黨的專機也曾在炮火中，數次等候陳垣上機，但陳垣沒走。他在一封致胡適的公開信中寫道：“青年學生都用行動告訴我，他們在等待光明，他們在迎接新社會，我知道新的力量已經長成，正在摧殘舊的社會制度，我沒有理由離開北平。”陳垣的轉向被認為是時代鉅變的典型，時代之潮鋪天蓋地而來，身處其中的人們相信，沒有人能置身事外。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批判吳晗劇本《海瑞罷官》的“戰鬥檄文”，自此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了《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的大字報。6月1日，毛澤東命令向全國廣播了聶元梓等人書寫的這張火藥味嗆人的號稱“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當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組進入北京大學取代原來的領導班子。未久，全國高校及中學全面停課，投入到“文革”洪流之中。北大原來整套領導班子一夜之間變成了十惡不赦的“黑幫分子”，成為“文革”首當其衝的打擊對象。陸平、彭佩雲被撤職查辦。各種名號的紅衞兵組織迅速興起，並在全國四面開花，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民族浩劫氾濫開來。

在“文革”風暴的中心和策源地——北大校園內，第一個被揪出來開刀祭旗的便是陳寅恪的門生，北大歷史系教授汪籛。

此時的汪籛早已不是“又紅又專”的“黨內專家”和著名馬列主義新史學的帶頭人了。自他南下以“革命使者”的身份勸説陳寅恪北歸任職無功而返後，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學教育界高層人士的信任，同時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輕視。“反右”鬥爭開始，郭沫若於1958年公開點名批判陳寅恪之後，作為陳門弟子的汪籛隨之地位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來自同一陣營“革命戰友”的批判和圍攻。面對突如其來的鉅變奇劫，不諳世事的汪籛精神受到極大刺激，身體一下子垮了下來，大病一場後體重一下子減去20多斤，差點在悠忽中登了鬼錄——這是一個信號，此次的劫數，為他在七年之後含恨死去埋下了伏筆。

“文革”風潮剛剛興起，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生們就盯上了汪籛這位早已失勢的陳寅恪的得意門生，特意在他家的房門上貼上了“封條狀”的大字報，以示警告。翌日，當造反的“革命闖將”前來檢查時，發現大字報竟變成了幾塊碎片在地下飄搖。關於這一變故有兩種説法：一説大字報是被風自然吹掉的；另一種説法是汪要出入房門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報撕扯下來。憤怒的“革命闖將”見狀，開始指責汪出於仇視“文革”而故意破壞搗亂，企圖阻止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行動。事情很快被告發到中央“文革”駐北大工作組，工作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來，命令他當面向“闖將”們認錯並回去把大字報貼好復原。汪籛只得在“闖將”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組的要求一一照辦，但他的內心卻無法忍受“革命者”對自己這位“黨內專家”的羞辱。或許是“士可殺，不可辱”的古老教義和內心的道德律不斷在敲擊他那敏感脆弱的心絃，就在當天夜裏，汪氏壓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發，於不能自制中，遂打開家中備藏的殺蟲劑“敵敵畏”喝了下去。未久，“敵敵畏”毒性發作，汪籛痛苦不已，開始在家中號叫並且以頭撞擊水泥牆壁。鄰居於漆黑的夜幕中聽到隔壁突然傳出如此悽慘可怕的聲音，於惶恐中急忙招呼眾人前來施救。但汪顯然是去意已決，早已反鎖了家門，外人無法進入。當眾人把門強行撞開時，發現他早已氣絕身亡。——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籛年僅50歲。

汪氏成為北京大學在“文革”中的首例殉難者。 ^[2] 

汪籛1938年畢業清華史學系。1947年陳寅恪來清華任教，汪籛由北大聘為副教授，師從陳寅恪研究隋唐史。有兩年多時間吃住在恩師家裏，與導師朝夕相處。畢生從事隋唐史研究，身後文稿札記大部分佚失。所餘論作由唐長孺、吳宗國、梁太濟、宋家鈺、席康元等學者編選為《汪籛隋唐史論稿》一書，計二十二篇。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