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桂芬

桂芬七八歲時父母就相繼去世，為了餬口，小小年紀的他就到京城春茂堂做了私坊弟子，工老生，兼習老旦。因其前額較突出，便有了“汪大頭”的綽號。汪桂芬學戲天分極高，到十一二歲就能上台，且能演幾齣老生、老旦的重頭戲。他十分刻苦地勤學苦練，幾年後，他的一副嗓子極為美妙。

汪桂芬由於生活窘困，身體每況愈下，年僅40餘歲就英年早逝了。 ^[2] 

幼拜陳蘭笙為師學老生，兼習老旦，變聲後投樊景泰門下改習文場胡琴，曾代師為程長庚操琴。清光緒六年（1880）嗓音恢復，搭春台班，有“長庚再世”之譽。

汪桂芬在京劇事業上如日中天的時候，一次他突然因用嗓過度而“倒嗓”，但他不甘心放棄對京劇的執著追求。在琴師景泰先生的幫助下，他改習操琴，從此多年為程長庚伴奏。其間他受程長庚先生耳濡目染，默習其唱腔特點，竟學得一口逼真的程派唱腔。

汪桂芬雖然倒嗓，但他一直沒有放棄重新上台的努力，他總是一人悄悄在上海寓所外面吊嗓，不料有熱心戲迷發現，大家也偷偷聽他吊嗓，但他性情奇特，要在沒有人的時候才肯練嗓。一次，一位躲藏在隱秘地點的戲迷聽他唱戲出了神，忍不住叫了一聲好，汪桂芬發現有人偷聽即停止練嗓，其他的戲迷很惱火，打了那個不小心叫好的戲迷一掌。此人急忙辯解説：“你們打我自然有理，但我聽他唱得實在太好了，不叫出來也會把我憋死！”從這裏可見汪桂芬的唱功非凡。由於他堅持練嗓子，他的唱功又恢復到極佳的狀態。一次，程長庚演《天水關》 ，上台之前突然病倒。前台觀眾都是衝着大老闆程長庚才來看戲的，出現這種情況，如有人出來，既是救場如救火，敢上台的也説明他須有過人的膽識和水平才行。汪桂芬決定從容上場，只一句“代理山河掌絲綸，運籌帷幄”的引子，就把台下觀眾鎮住了，等到開口正式一唱，活脱脱就是大老闆程長庚的聲音。不用説觀眾甚為滿意，就是整個後台也是人人稱奇。觀眾驚呼：真乃長庚第二也！據説程長庚臨死時向汪桂芬面授機宜，告訴他如何讓人們像歡迎自己一樣歡迎汪桂芬，汪桂芬謹記在心。程長庚死後，汪桂芬對程長庚的唱腔既有繼承又有革新，人們在驚歎他是“長庚再世”的同時，更把對汪派的喜愛推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汪桂芬個性耿直，不畏權貴。尤其痛恨那些舊戲班的封建把頭。演戲時，喜歡乘興而歌，盡興而止。時演時綴，往往臨場不演，有時已經勾上臉（演紅生戲），卻又從後門溜走。晚年甚至精神失常，作“頭陀和尚”的裝束，自號“德心大師”，卻在北京東城乾麪衚衕一座小廟裏有時自拉自唱。及至門外站滿了聽眾，他又突然走開了。這些怪癖，正是他對剝削者的一種自發性抵抗，結果竟然弄得滿身“戲債”吃了官司，以至在46歲的年紀潦倒死去。

他繼承了程長庚的藝術並有所變化、發展，成為“汪派”。

汪桂芬的嗓音特點是“腦後音”，而且帶有“嘎音”，開口發聲非常響亮，唱完仍似有餘音嫋嫋。汪的嗓音譬如北京特產的一種脆棗，果肉特別結實，吃起來又脆又甜。他的一副嗓子極為美妙，嗓音高亢渾厚，善於運用丹田氣和腦後音，歌聲響遏行雲，發音吐字飽滿，韻味十足，極富立體感。其唱腔激昂雄勁，善於表達悲憤慷慨的情緒，演唱悲劇性故事或悲劇性人物時，着力突出其壯美的一面，而不是隻單純強調其悲涼悽苦的感情，如《文昭關》的伍子胥和《罵曹》的禰衡。汪桂芬習用的唱腔和板式常有別於其他派別，如《武家坡》中“在營中失落了一匹馬”一段，各派均唱西皮原板，汪桂芬則採用西皮散板，來狀寫薛平貴試探王寶釧時邊窺測其心理，邊隨機應答的情景。又如，《伐東吳》中黃忠的唱段則在二六板中交替使用正、反西皮唱腔來渲染這次戰役敗局的無可挽回的氣氛，增加戲的感染力。唱腔中遇到必須拔高時，汪桂芬不使用較軟的上滑唱法，卻是憑丹田氣催動聲音噴薄而出，具有宏大的氣勢。汪的唱不但實大聲洪，還俏中有險，甜中帶沙。如他演紅生戲《戰長沙》之關羽，在唱腔方面，曾被人譽為如驚蛇繞樹，越勒越緊。汪桂芬與譚鑫培、孫菊仙並稱程門三傑，此三人中孫菊仙年齡最大，譚鑫培次之，汪桂芬最小，但他去世最早，因而對他的文字記載也比較最少了。汪桂芬《硃砂痣》和《捉放曹》與人有別，貴在嗓音運用得法，不僅高低音都動聽，其中音尤佳，韻味之足如飲醇酒，有獨到之處，非譚、孫所能及。

汪桂芬雖以唱工見長，但是也能演做工和念工戲。做工方面，他發揚了程長庚端凝肅穆的風格，注意體現劇中人物的身分，如對關羽、魯肅等形象的描繪便突出了他們典雅凝重的氣度。他演《四進士》飾演宋士傑，譚鑫培還為他配過茅朋，可見他做工的精到。汪的“笑法”與譚鑫培、孫菊仙迥然不同，他是“嘎嘎”地笑，類似於小生的笑，但卻沒有笑聲尖利的假聲。

汪派常演的劇目極多，老生代表作有《長亭會》《文昭關》《戰長沙》《讓成都》《華容道》《天水關》《捉放曹》《罵曹》《硃砂痣》《三孃教子》《羣英會》《取帥印》《雙獅圖》等，老旦代表作有《打龍袍》《釣金龜》《遊六殿》等。

汪派唱工要求嗓高氣足，傳人不多，最有成就的是王鳳卿、郭仲衡，私淑者是汪笑儂。老旦謝寶雲、花臉劉永奎亦曾學汪。此外，北京票友鄧遠芳和天津票友劉叔度、劉貫一（劉永奎子）等也有一定成就。

羅亮生説庚子前在上海天福茶園看過他的戲，只記得他演《打鼓罵曹》中飾演禰衡，用的是場面上的堂鼓，不同於後來，即譚鑫培演此，也是特製的花盆式大鼓。汪桂芬且擅演老旦戲，在天福茶園曾和李長勝合演《斷後龍袍》飾李後很受歡迎。不過當時羅尚年幼，對他的唱工不能領會，直到後來在北京同仁堂藥鋪，聽了樂家收藏的汪桂芬《硃砂痣》和《捉放曹》的臘筒，才覺得汪調與人有別，貴在嗓音運用得法，不僅高低音都動聽，其中音尤佳，韻味之足如飲醇酒，有獨到之處，非譚、孫所能及。

趙如泉説：“我父親趙祥玉唱架子花臉曾與汪桂芬同班，由於這層關係我曾為汪配演過《硃砂痣》劇中的娃娃生，照劇情娃娃生要向扮演韓員外的汪桂芬叫聲‘爹爹’，當時只見汪臉上突然出現一副驚奇的神氣，以樂不可支的口氣答應了一聲‘噯’，就是這一‘噯’字，聲音清脆，如穿雲裂石，震耳欲聾，把我嚇得幾乎要哭出來。可見汪桂芬不僅是唱腔，白口、做工也具有深厚功底。”

趙如泉又説：“汪桂芬在上海時期，寓所外面經常有許多戲迷聚集在那裏，偷聽他吊嗓子。因為汪每天起牀後必自拉自唱吊上幾段，習以為常，戲迷們掌握了他的生活規律。不過他的性情古怪，要門外沒人時才肯吊嗓子，戲迷們就躲藏在隱蔽地點，並且講好必須屏息靜聽，不可出聲，以免被他發覺。有一天，他在吊《文昭關》，門外戲迷聽得比在戲園買票還過癮，內中忽有一人情不自禁叫起好來，汪桂芬發現有人竊聽立即停弦，叫好人成了眾矢之的，竟然被他身旁的人打了一個嘴巴，其他諸人也羣起而攻之。此人急忙分辯説：‘你們打我自然有理，但是我聽他唱得好，不叫好會把我憋死。’可見當時汪調之受人歡迎了。”

從前也有人傳説，汪桂芬最恨觀眾叫好，其實並不盡然，趙如泉説：“在前清末年，有很多各地駐滬的客幫，其中以北方人居多，大都嗜好京劇，當時上海戲園全靠這批客幫觀眾捧場，每逢有新角來滬，都先由案目陪同演員去客幫拜客，以茲聯絡感情。後來上海一直有拜客之風，就是從那時開始。客幫中的觀眾當然也良莠不齊，欣賞藝術的人固然多，喜歡起鬨搗亂的人也不少。汪桂芬對後者非常厭惡，為了對付這幫人，有一天他故意‘泡湯’唱唸象背書一樣，這樣一來起鬨的人反而鬧不起來。第二天他開始唱的很好，等到台下一亂叫，他就又用這個辦法來對付他們，好在他不出差錯，台下無法喝他的倒彩。幾天以後這幫人共謀對策，想法子要觸觸汪的黴頭，準備在汪出場後一鬨而散，來坍他的台。那天正是他演拿手好戲《文昭關》的日子，當東皋公唱完落坐將要上伍員的時候，這幫人就不約而同地一齊起身走了，待聽到汪在幕內一聲‘馬來’，覺得比往常精彩，這幫人走到半路又停住腳步。等到汪上場後一句‘伍員在馬上怒氣衝，逃出龍潭虎穴中’，這幫人竟不由自主地又都回到原位，乖乖地聽完了整齣戲，可見他的藝術魅力之強了。”

據趙如泉説，汪桂芬藝術雖好，脾氣很壞，最大的缺點是不守信用，不僅在北京前門外打磨廠福壽堂有過臨場逃遁輟唱的怪事，即在上海天福茶園，也有戲園賣了滿堂，他卻裝病不到的事情，還有一次上海丹桂茶園的老闆劉維忠，挽熊文通做中人，預付他包銀三百兩，立下字據作為他下次來滬演出的定洋。不料他再來上海卻在另一家戲園登台，為此訟訴於上海會審公廨，結果判決杖汪一百，掮枷遊街示眾，這件事確屬事實，很多人親眼看過汪大頭披枷戴銬在大馬路（即今南京東路）遊街，一時傳遍申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