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秀炳

江秀炳1893年12月17日生。他出身農民家庭，十歲前，家中有田地約二十石，十歲時生母逝世。由於父親不會管理家務，幾年之間負債頗多，逐漸將田地典賣，所剩無幾，遂遷居武昌經商為生。江秀炳1904年進入武昌西路小學學習，1908年畢業，接着進入武昌兩湖礦業學堂學習，於1911年肄業，畢業後進入北京清華學校學習，1916年清華學校畢業。

清華學校肄業後，江秀炳於1917年2月到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工作，任儀器管理員兼西文書記，1918年7月，服從學校的調動，進入圖書館工作，改任圖書管理員；1920年被提升為圖書館主任，同時兼任成績記錄員和英文文牘，1929年專門任圖書館主任到1937年“七七事變”學校南遷。學校南遷後，江秀炳自願留在唐山保管圖書到1939年12月，再將圖書搬往保定借蓮池圖書館內保管至1946年3月才將圖書搬回唐院，1948年11月，學校再次南遷時，江秀炳經學校聘任在唐山留守辦事處任副主任，負責保管學校財產，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後，除負責保管學校財產外，也參加進行復校工作。1949年3月，華北交通學院遷到學校後，江秀炳幫助招集平津唐未走的教職員和學生返校，招回的教職員參加學校的建設，招回的學生繼續學習，到1949年7月，學校南遷的師生返回唐山，與華北交通學院合組為中國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江秀炳仍被任命為校圖書館主任。

江秀炳於1953年退休，20世紀70年代初逝世，他把一生都獻給了學校圖書館事業。 ^[2] 

江秀炳對西南交通大學的發展功不可滅，是有功之臣，是一位突出的圖書館領導，也是一位優秀的圖書館員。他對圖書館的主要貢獻為：

在館舍建設方面，圖書館1907年成立時，只有兩間平房，極為狹小。江秀炳任圖書館主任後，在他的努力下，於1921年擴充為四大間，1931年7月，又將該院以前的辦公室併入，擴充為六大間，其後又多次計劃另建新館，但都因經費不足和時局的變化，未能實現。在館舍安排方面，雖然館舍小，房間少，但佈局合理，讀者使用方便。江秀炳把六間房屋安排為：一間為中文庫，一間為西文庫，一間為報刊庫，一間為期刊閲覽室，館員辦公處附在其內，一間為圖書閲覽室，一間為閲報室。

開館時間，每天從上午九時至晚上九時，只有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下午停止開放，每週開館時間為77小時。

圖書分類，中文線裝書（中文舊書），採用四庫分類法，分為經、史、子、集、業五部，西文和中文新書，採用美國土木工程學會，圖書館員擬訂的工程圖書分類法，該分類法從0至8為工程圖書，9為非工程圖書，非工程圖書的分類，採用杜威十進法，只在分類號碼之前加9，將小數點往前移一位而已。非工程圖書的分類也稱為注秀炳分類法。

編目：對中文善本圖書，依照架格編號，如

表示第二架第三格的4號圖書；

表示第十一架第八格的5號圖書，按照分類來定架格，按照號碼來定次序，檢查時很方便。

圖書目錄：西文圖書設有著者目錄、書名目錄和分類目錄三種。其中著者和書名目錄按照字典式排列，分類目錄按照分類號和次序號排列。此外，還有打字油印的書本目錄，每年重編一次，將新入藏的圖書加入。

1937年“七七事變”正值暑假期間，抗戰全面爆發，學院院長孫鴻哲因病住在北京協和醫院，旋即病故，學校無人負責，學生中一些先進分子有的深入敵後直接參加抗日遊擊隊，有的奔向延安參加抗日軍政大學，有的在陝北公學學習，學校相繼南遷，偽冀東政府遷到唐山，在學校內辦公，日軍官兵同時入駐學校，學院留校的教職員限期搬出。江秀炳搬出後，數日得到工友的報告，圖書館被打開，圖書狼藉滿地，江秀炳聽後，深感責任重大，誠恐各種圖書一旦散失，損失殊為重大，他捨不得自己二十餘年親自採購的圖書。不忍心唐院圖書落入敵人之手，任其摧殘，他經同鄉曾國的介紹，認識了偽冀東政府代理民政廳長楊藹堂，總務處長王伯高、顧問謝石欽和鄭雲渠等人，並懇其斡旋，籌劃善後辦法。1937年9月，得到冀東政府准許回校保管圖書，到1938年10月，冀東政府取消後，改屬河北省冀東道公署。當時日軍增駐唐山，佔用唐院全部房舍，圖書館奉道公署令，於1939年1月遷入道公署內，遷移後所有桌椅傢俱多數被日軍佔用，無法索取，經過重新規劃佈置清理後，於4月初重新開館恢復閲覽，1939年5月，已超過奉省令結束期兩月多，經費十分困難，經再三懇求，才發給三、四兩個月經費和五月維持費。江秀炳毫無辦法，只好奔走於唐山、天津、北平、保定等地向各方呼籲，經過數月的奔走才有遷保定之議，直到1939年12月，才得到偽教育廳長孫今善的同意，將學校全部圖書由唐山運往保定，借蓮池圖書館的兩所房屋保管，一所收藏圖書，一所為辦公室。1940年1月改為保定蓮池特種圖書室，當時工作人員只有3人。同時，當時偽教育廳學務專員是日本人小倉，此人非常專橫，江秀炳屬他領導，他令組織宗教研究會，附設於特種圖書室內，日常工作是調查各種宗教，各種道門和慈善機構。後來日寇又想將此圖書運回彼國，進行利誘威迫，經江秀炳多次與日偽折衡奮鬥，嚴詞拒絕，才沒有運往日本，將這部分珍貴圖書保存了下來。1945年日本投降後，於1946年3月，學校派林炳賢教授和江秀炳主任以及劉玉、韓玲等同志到保定，將學校的全部圖書又運回唐院。

解放後，開始與宴平同志和唐院先期赴解放區工作的同志接觸，才漸漸地認識到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的道理，親眼看到共產黨人處處吃苦耐勞的奮鬥精神，感到日寇與國民黨對共產黨的種種誣滅誹謗和各種謠言是很可笑的。1949年10月，江秀炳學習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後，對國家的前途充滿了信心，對政府的各種政策有了進一步瞭解。他在工作中用實事求是的精神來改造自己，理論聯繫實際，加強技術改造，實行科學管理，很好地為教學服務，他針對學校圖書館的實際情況，提出瞭如下建議：

他的人生觀是在清華建立起來的。和所有清華人一樣，“愛國、愛民，救國、救民”是他畢生的追求。在艱難、危險的環境中他始終懷着遠大的希望，旺盛的勇氣，堅強的自信，對前途充滿了信心。他的所作所為都遵循着清華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和校風“行勝於言”。（清華大學1959屆無線電畢業生康靜修評） ^[1] 

他一生勤勤懇懇、兢兢業業、腳踏實地、刻苦鑽研、致力於圖書館事業。他非常愛業、敬業，對圖書館的突出貢獻是保護了一批珍貴圖書，自創了分類法，加強了管理，為學校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西南交通大學圖書館研究館員方太強評）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