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賢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2] 

本文是漢武帝劉徹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下發的求“茂材異等”詔。本年漢武帝50歲，登基稱帝已34年。也就在本年，一代名將衞青去世，漢武帝因此而感到“名臣文武欲盡” ^[2]  ，所以才下發了這道著名的求賢令。這也從側面反映出，衞青在漢武帝心目中的分量和地位，衞青謝世，漢武帝倍感人才凋零，所以才要以非常之舉薦拔人才。

漢武帝的功業早已彪炳史冊，無需贅言，但是，促成其功業的，除了漢武帝個人的雄才大略之外，還有圍繞在他周圍的無數傑出人才。漢武帝從來都重視和發掘人才，不遺餘力地提拔人才。他大力改革用人制度，全面實行察舉、賢良、上書、太學等綜合手段，不問出身，唯才是舉，而且，先後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元封五年下詔四次求賢，這完全能體現他求賢若渴的治國態度。

本文即漢武帝的第四道求賢令。令文以簡明扼要的短短數語，將漢武帝的用人思想體現得淋漓盡致：治國理政的偉業迫切需求杰特之才，有杰特之才，方能成就杰特之功。人無完人，那些有才華的人，當時或許未能得到好評，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出眾的才華與能力，而且還要重用其才華與能力。無論是怎樣的馬、怎樣的人，都在於駕馭者、用人者的掌控了。這樣大膽、張揚的詔書，完全能體現出漢武帝破格用人、駕馭羣才的恢弘自信，也只有漢武帝這樣不守成規、睥睨八荒的雄才，才能突破儒家忠孝德行的人才評價，走向不拘一格的用人標準。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