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與文化

錢穆通俗簡明地論述了傳統文化的本質及其特徵。認為，一個國家的基礎建立在其民族與其傳統文化上。文化是人類集體生活之總稱，文化的主體即民族。中國古人的民族觀與文化觀有密切關聯，其民族觀不以血統而以文化作標準，只要是同文化，便成為同民族。古人的文化觀，以人文為體，以化成天下為用。作者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在於它主要是由人與人之道而形成的。中國社會是四民（士農工商）社會，士為四民之首。士的變動可以影響到整個社會的變動。根據這一變動，作者把中國社會分為遊士、郎吏、門第、科舉等若干階段。中國歷史的指導精神寄託在士的一流品；一部中國歷史是由儒家精神——由周公旦、孔子、孟子培育的傳統維持下來的。中國文化以人文精神為主要之中心。它與西方人文主義不同，具有代替宗教功用的特性。這是因為中國人特別重視道德觀念。“中國人之道德觀念，內本於心性，而外歸極之於天。孟子盡心知性、儘性知天之教，實得孔學真傳。……孟子主張人性善，此乃中國傳統文化人文精神中，唯一至要之信仰。只有信仰人性有善，人性可向善，人性必向善，始有人道可言。”（《民族與文化》）錢穆認為，自盡己性以止於至善，乃中國人之最高道德信仰；與人為善，為善最樂，眾善奉行，乃中國人之普遍宗教；由於人生至善而達至於宇宙至善，而天人合一，亦只合一在此善字上；中國人把一切人道中心建立在一善字上，又把天道建立在人道上。中國人的哲學，實則只是一套人生實踐之過程；中國文化精神，只是一種人文主義的道德精神；其終極理想，則是天人合一之境界。本書有1960年台北聯合書局版和1962年香港新亞書院版。 ^[1] 

系作者1959年秋在台灣國防研究院上課的講義和講演詞的彙集。所論集中為兩個問題：“中華民族之成長與發展”和“中國歷史演進與文化傳統”。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