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子俊

段子俊，1913年出生於濟源梨林大許村一個普通家庭。他7歲入私墊，15 歲從濟源第一高小畢業考入省立第 13中學。當時每逢寒暑假回家，段子俊就與同樣在外地求學回家的青年聚在一起，通過交朋友、談時事等形式，接受了他們傳播的革命思想，開始投入中國革命的洪流，不久就參加了黨繼新、史德秀、衞子傑等發起組織的學生聯合會，並任第一高小學生會會長。 ^[2] 

1927年夏，中共濟源地下黨通過縣學生聯合會發動了一次反蔣大遊行，段子俊和學生們一起走上街頭貼標語撒傳單，並衝進縣税務局與貪官污吏算賬，發動農民到縣政府“告狀”，嚇得反動官吏跳牆而逃。不久，段子俊又加入了黨領導的革命羣眾組織——縣紅色互濟會，繼而擔任互濟會主任，並於 1930 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又擔任縣委、省委的交通員。1932 年，黃背坪起義失敗後，段子俊從濟源輾轉開封向省委彙報工作，此時正值中央要選派一批有文化的知識青年去蘇聯學習，段子俊有幸被選中，不久就去了莫斯科，進入位於沃利罕戈大街的列寧學院學習。當時在列寧學院學習的中國學生有李立三、李維漢等 50 多人。 ^[2] 

進入列寧學院不久，恰逢共產國際召開執委會，因段子俊剛從中國來，對國內情況比較熟悉，被邀請參加會議的籌備工作並代表中國參加了國際紅色互濟會會議。為了儘快掌握俄語，段子俊夜以繼日發奮苦學，連星期天都沒有好好休息過。3 個月後他便能結結巴巴地充當翻譯了。一年後，段子俊又被調入共產國際交通部主辦的無線電工程學校學習。由於刻苦鑽研，獲得結業比賽第 1名，受到了很特別的獎勵，即乘坐“高爾基號”飛機在空中觀賞莫斯科景色。在蘇聯期間，段子俊還隨同陳雲、滕代遠同志執行了一次去新疆迎接西路軍的任務，為西路軍送去蘇聯支援的汽車、被服、食品和武器，並在迪化(今烏魯木齊)給西路軍 300 餘名將士上了數學課。 ^[2] 

1938 年，段子俊帶着呼號密碼回到延安。隨後與張聞天夫人劉英一道把從蘇聯帶回來的新密碼調配研究分析。子陵親手對原有電台設施進行重新安裝調試，終於與莫斯科電台首次聯絡成功，從而使毛主席與斯大林能夠直接聯繫。這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通聯工作的一個重大突破。為此，中央書記處專門對段子俊進行了書面嘉獎。在棗園，段子俊還為毛主席辦公的窯洞內安裝調試了無線電話，毛主席當場端出花生、大棗和茶水給段子俊以熱情招待在延安，段子俊先後任軍委三局 (主管通聯)科長、處長，通訊器材廠廠長等職。1939 年 6月，段子俊又調往棗園，在康生直接領導下的敵區工作委員會任四部部長，負責敵佔區通訊聯絡工作以及與共產國際和蘇聯方面的聯絡工作，併為康生當翻譯。 ^[2] 

1945 年抗戰勝利後，段子俊被調往東北與彭真、陳雲、伍修權等一起與蘇軍接洽接管東北政權事宜。段子俊被任命為東北聯絡局局長，並授予上校軍銜。一到瀋陽，他就很快指揮安裝好了與延安聯繫的電台。彭真同志拍着他的肩膀，當面稱讚他是電訊高手，太能幹了。在東北，他還利用精通俄語的特長，為林彪、肖華、黃永勝、黃克誠等與蘇聯方面會談當翻譯。一次，彭真同志交給段子俊一項特殊任務，讓他到中蘇邊界直接與蘇方接洽請求蘇方給中國軍隊以武器援助，並派一個團長帶一支部隊專門護送段學俊他們前往蘇聯途中不時遇到國民黨殘匪和當地土匪的襲擊幾次虎口脱險，歷時七八天才到達綏芬河中蘇邊境地帶，與蘇方將軍會面，圓滿完成了任務。回來後，彭真再次當面誇獎“段子俊是個人才啊”。1946 年夏，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劉亞樓提出利用旅大由蘇軍控制的有利條件，在大連創辦解放軍急需的無線電工廠和學校，培養通訊技術人才，讓導俊負責此項工作。當年 7月，段子俊以聯軍總部特派員的身份借同夫人蘭梅及兩名警衞員輾轉圖門、平壤、安東到達大連，在旅大市委幫助下，爭取到了當地蘇軍的支持，很快辦起了光華電器總廠及關東電訊工程學校，段子俊親自擔任廠長和校長。不久，工廠即達到年產 100 台手搖發電機、近 200 台無線電發報機的生產水平，不僅有力支援了東北和華北的解放戰爭，而且還培養了一批電訊專業技術骨幹。對此，中央領導給予了高度評價。 ^[2] 

1948 年以後，段子俊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和解放軍、理工學術界名氣漸長。他先後牽頭負責了“大連大學”、“中蘇遠東電業公司”等重要學校企業的創建工作，並首任大連大學黨委書記和遠東電業公司董事長、總經理。他還牽頭籌建了東北第一個軍工企業集團——建新公司，為解放軍生產作戰急需的各種炮彈等。1950 年 10 月，朝鮮戰爭爆發。由於解放軍溝通前線的通信聯絡經常遭敵特破壞，段子俊又被中央緊急調往瀋陽，任東北郵政總局黨委書記，有力地確保了黨中央毛主席與志願軍總部的電訊聯絡。 ^[2] 

1950 年12 月 19 日下午，時任東北局書記李富春再次緊急召見段子俊，傳達黨中央決定，讓段子俊迅速趕回北京，負責成立新中國航空工業局的工作。段子俊匆匆趕回北京，連續參加了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西花廳主持召開的“航工”籌備會，同與會的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空軍司令員劉亞樓、重工業部代部長何長工以及粟裕、陳士渠等一起商討航工發展大計。 ^[2] 

1951 年1月 11 日，根據周總理安排、何長工、段子俊、沈鴻3人組成的中國政府航工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與蘇方會談，請蘇方幫忙啓動中國航空工業建設工作。在這次談判中，段子俊協同何長工根據中央精神，就航空工業建設道路和原則、生產規模及聘請專家等問題與蘇方達成協議，並堅持蘇聯援建項目在中國設計而不是對方原先安排的在蘇聯設計，從而加快了航空工業六大主機廠的建設進程。同時在段子俊提議下，增加了派修理列車 (即活動工廠)來華的談判內容，為及時完成中國軍隊在朝鮮作戰飛機的修理任務創造了有利條件。 ^[2] 

1951 年3月從蘇聯回來後，段子俊立即投入到中國航工的創建工作中。4月17 日，政務院(即後來的國務院) 和中央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決定成立由聶榮臻任主任、李富春為副主任，劉亞樓、何長工、馬文、段子俊為委員的航空工業管理委員會。4月18 日，根據中央決定，設立航空工業管理局，由段子履任局長新中國的航空工業是在抗美援朝中誕生的。當時，入朝作戰的志願軍空軍的數百架蘇制飛機大批發動機亟待修理。航工局成立後段子俊根據中央“邊打邊建”的方針，一面抓航工起步工程，一面抓前線急需的飛機修理工作。在他的領導指揮下，很快建起了哈爾濱、瀋陽、南昌、株洲等地六個主機生產廠，並動員組織企業領導及員工，緊緊依靠蘇聯專家，加快努力學習掌握修理技術在保證技術人才充足的基礎上做到新建企業與修理飛機相結合兩不誤。段子俊還首先提出“航空產品質量第一”的方針，對日後中國航空工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2] 

1951年8月，根據周恩來總理“中國航空工業的建設道路是先修理，由修理發展到製造”的指示，段子俊與何長工聯名向中央軍委提出航工3至5 年發展計劃方案。方案經聶榮臻、陳雲、李富春研究後正式呈報黨中央毛主席，毛主席批示“照辦"。這個3至5年計劃方案的重點目標是，3 年出教練機，5 年出噴氣式殲擊機。按照這一計劃，1954 年、1956 年，中國先後試製成功“活塞式”教練機和噴氣式殲擊機，結束了中國人不能自己製造飛機的歷史。成為當時世界上能夠掌握噴氣飛機制造技術的少數國家之一。當 1954 年7月26 日，中國製造的第一架活塞式飛機在中國工農武裝打響第一槍的南昌首次升空後，毛澤東主席專門發了賀電。1956 年 8 月，在段子俊帶領下，首架國產米格-17 噴氣式殲擊機試飛成功，比預定計劃提前了一年。9月 8日，聶榮臻等參加了慶功大會，現場觀看飛行表演。周恩來親自批准頒發獎金20 萬元以鼓勵研製單位。毛澤東分外高興地説:“自盤古開天闢地以來，我們不曉得造飛機、汽車，現在開始能造了。" ^[2] 

航空工業素有“工業之花”之稱。新中國航空工業的蓬勃興起，對中國冶金、電子、機械等各項基礎工業和技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帶動作用。“航工”創建之初最缺乏的是人才，為發展航工人才教育，段子俊在主持航工期間，主導扶持創辦了 1 所航工大專和 4 所中專，為中國航工發展培養了一批精英人才。 ^[2] 

1963 年 9月，中央決定成立航空工業部 (即三機部)。段子俊作為該部主管生產業務的第一副部長，常年奔波在生產科研第一線，為航工發展鞠躬盡癢、奮鬥不息。 ^[2] 

“文革”開始後，段子俊被誣陷為航空工業戰線推行蘇聯修正主義路線的“祖師爺”，首當其衝遭到批判鬥爭，“靠邊站”。後來又下放基層，幹起了採石、修路、蓋房、種地等繁重勞動。“九·一三”林彪事件後才又重新恢復工作。1973 年 3 月 28 日，毛主席親自批准任命段子俊為航空研究院院長。半年後，航研院與航工部合併，從此。航空科研、生產再次匯聚一起，段履分工主管科研、新機械研製、教育和外事等工作。1978 年 4 月，段子俊主持領導了對英法、西德和美國的多次談判，先後引進了機載雷達、平視儀等7項電子設備，改裝了殲 7飛機，加快了殲 8 和飛豹等新型戰機的列裝進程。從 1979 年開始，先後與中東、非洲等十多個國家簽訂殲 6、殲 7、強 5、運12 等多種類數百架飛機的出口合同，總金額達幾億美元，為中國航工的進出口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 ^[2] 

1981 年，段子俊退居二線，擔任航工部顧問、科技委主任中航公司副董事長等職。後又任航空工業史編審委主任，主持《航空工業史》的編纂工作。 ^[2] 

1984 年，段子俊光榮離休。 ^[2] 

段子俊因病於2006年2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1] 

1988 年 5 月，陳雲副主席親筆為段子俊同志題寫了一幅中堂:“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幹相扶持:明年更有新生筍，十丈龍蘇繞鳳池。”這是對段子像這位中國航空工業的奠基人、大功臣最好的評價和肯定。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