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認識論

具體説來，它是關於歷史認識主體認識其客體的過程、特徵、方法等等的理論，它主要涉及歷史認識主體（人、特別是史學家）和歷史認識客體（即客觀歷史）各自的特點，二者之間的關係，涉及歷史認識過程的特點、歷史認識正誤的原因及其檢驗方法，還涉及歷史認識如何對實踐乃至對現實發展進程的影響。

嚴格説來，歷史本體論是關於歷史本體即客觀歷史進程的理論認識，也即歷史理論，而史學方法論則涉及手段問題，因而歷史認識論成為歷史哲學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正因此，它成為當代國內外史學理論界集中注意之點。

在 19 世紀中葉以前，人們的主要興趣集中在歷史本體上，即通過各種手段對客觀歷史進行復原，輔之尋找某些事件的因果。

但從那以後，心理科學、思維科學等等的發展刺激了哲學對認識論的重視，歷史哲學也開始把研究重點從客體移到主體，他們不再問：歷史是什麼？而在問：歷史學家是怎樣認識歷史的？他們能認識嗎？或者問：歷史學是什麼？

因為歸根結底，歷史科學也是一門認識科學。而歷史認識論之所以受到重視，也在於以往人們過於忽視歷史認識主體對認識過程的干預，過於強調認識客體的絕對“純潔”，即絕對客觀，而忽視了歷史認識在主體與客體方面不同於一般認識過程的特殊性。

對歷史認識論研究的重視，是作為蘭克學派及其觀點的對立面而出現的。其早期倡導者為德國的狄爾泰、文德爾班、李凱爾特，後來意大利的克羅齊、美國的貝爾等人則更走向極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識論為科學的歷史認識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經典作家認為，人類認識對象是無限的，但其認識能力也是無限的，因此人的認識總是相對的。這樣，儘管絕對如實地認識歷史是不可能的，但在一定範圍內或一定程度上還是可以客觀地獲得歷史認識的；從總體而言，較新的歷史認識總要比較舊的認識更接近客觀歷史。在此基礎上，列寧説，“從生動的直覺到抽象的思維，並從抽象的思維到實踐，這就是認識真理、認識客觀實在的辯證的途徑。” ^[1]  而歷史認識也正循着這同一個過程。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的一般原理對於科學的歷史認識論的發展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瓦托夫斯基認為,這種數學的理性形式只能被理解為一種特殊的理性形式,它是在當時的特定條件下發生髮展的。這種理性形式開始時把天體歸結為幾何形象和幾何關係,後來用於數學計算、分析和證明這種理解方式被用來理解地球上發生的現象,預示這種理解方式就變成了科學的理性模型。這種數學理性模型不但被運用於自然科學領域,也被運用到社會科學領域,把理性的幾何代數學使能夠跟人造的秩序和關係的模型結合起來,天體和自然界的規律被看作類似於社會生活、人類活動以及人類思想本身的規律。

這種理性形式就是一個特定的數學模式。這種理性形式在於把認識者對被認識者的關係看作一個思考着的主體和一個外部客體之間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主體並不作用於客體,也不以任何方式改變客體,而是簡單的思維中反應客體本身的數學性質和關係。這是一種宏觀模式,它長時間來支配着人們的思想。這是一種客觀主義的認識論,其中知識是通過被動的觀察和通過對自然的與社會的客觀數學結構在形式上的重建而獲得的。

實際的自然科學內容並不符合這種理性形式。所以從實際的科學出發,我們必須放棄邏輯經驗主義那種數學的或邏輯結構的理性模式。瓦托夫斯基強調,科學理性的變化不僅是在科學內和科學思想史內的一種變化,而且也是跟社會變革密切相關的一種變化。

一　首先,實證主義的理性觀念把理性看作是一成不變的,而瓦托夫斯基則認為理性本身具有歷史,理性按其本性是非純粹的。他提交給第十六屆世界哲學大會的論文《科學是當代的理性嗎?—歷史認識論和非純粹理性批判》中指出,沒有一種先天的先驗論的和一開始就永遠確定的基礎,相反,人類的理性是一種歷史成就,它植根於我們的語言的使用中,植根於我們的社會實踐的形式中,這就是歷史認識論觀點。

其次,歷史認識論認為,只是就是用模型來再現實在的那種有認識,有自我創造力的活動。它本身是歷史的演變的,我們所要研究的就是這種知識是如何變化的。我們的表象改變着我們理解和觀察世界的方法,而這種表象又相應的隨着再現我們認識的理解的社會和文化實踐而發展着。即是説不僅是我們的認識的東西(客觀對象)是歷史地變化的,而且認識模式本身也是歷史地可變的。進一步可以説,我們的認識模式的變化與我們的社會和歷史實踐的形式密切聯繫着。

最後,作為獲得知識實踐的科學便是認識人的實踐的理論模式,科學同時又是通過知識的獲得來為社會的人們需要和目的服務的。要正確地描述科學的特性,就必須把科學如實地看作是認識着的人類活動和實踐,必須強調科學作為獲得知識的活動,作為尋求知識的實踐,認識論研究必須建立在這種活動的特性上。

二瓦托夫斯基關於在科學中理性與歷史認識論關係的分析　瓦托夫斯基在《模型》一書中指出,人類在原始時期生產工具和武器,進而生產出語言、社會組織、生產技藝等等,與此同時人類也生產了表象或描述方式。這些人工產品不僅有使用價值,而且也代表了使用它們的活動方式,代表它們自身生產的方式。因此,長矛和大刀的製造並不只是為了捕獵和追殺的目的,同時既體現了它們的製作方式,又體現了獵取和宰殺動物的活動方式。這種基於生產和物種繁衍的外部描述,是想象、思維、有意識的反應活動等等內在描述的先決條件,而這些反應活動具有人類認識的進化特徵。這就是説人類在基本生產實踐、社會實踐和語言實踐中既產生自己的描述方式,也產生出科學和藝術這些高度發展的描述方式,即科學理論和藝術作品等等。歷史認識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説明人類認識實踐是怎樣發生的,知識又是怎樣成長的。

瓦托夫斯基分析了人們認識客觀事物的理性模型的形成和演變。以近代科學特徵並在伽利略和牛頓的工作中得到最好體現的理性模型是歷史的產物。17世紀的科學革命,是以這樣的本體論和認識論信念作依據的,即自然界本具有數學結構而實現的。在這種本體論和認識論基礎上,人們構思出一系列關於世界的模型,伽利略説:“自然界這本書是使用數學語言寫成的”,正是表達了這種本體論信念並且也提示出一種怎樣正確閲讀自然界這本書的方法,即認識論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