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地理樞紐

麥金德認為，當遙遠的未來的歷史學家回顧人們目前正在經歷的這些世紀，並像我們現在研究埃及曆代王朝那樣把它縮短來看時，他們很可能把最近這400年描述為哥倫布時代，並且説這個時代1900年以後很快就結束了。哥倫布時代的地理探險已經過去，20世紀的世界又進入了封閉式政治體系時代，而這仍將是世界範圍內的問題。世界上某一處出現動盪都會影響到世界其他地方，所以世界上的政治家已把他們的注意力從領土擴張轉到更生動的鬥爭上來。地理與歷史之間有着密切的聯繫，人們第一次能夠了解整個世界舞台上各種特徵和事件與地理之間的因果關係，而且從中可尋找到公式並畿透視當時國際鬥爭中的對抗勢力。他認為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是：起主動作用的是人類而不是自然，但是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佔支配地位，也就是説自然影響到世界的歷史。

麥金德認為，粗看一下歐洲“政治地圖“，就會發現自然環境與政治組織之間存在着一種明顯的聯繫：由俄國佔據半個大陸的廣闊地域和由一羣西歐國家佔有較小的領土對比，其自然條件存在着顯著差異。而歐洲與亞洲聯成一塊大陸，所以歐洲的歷史與亞洲的歷史緊密相關，可以認為歐洲文明是反對亞洲人入侵的長期鬥爭的成果。

歐洲在中世紀經常受到來自東方亞洲人的威脅。遊牧民族從亞洲內地穿過草原，通過烏拉爾山與黑海之間的通道，令人吃驚地進入歐洲中部。他們適應草原條件的機動性，遇到歐洲中部的森林與山脈就明顯受阻。然而，亞洲人對歐洲影響的全部意義，在15世紀蒙古入侵之前是沒有認識的。所以，麥金德認為，在分析這些事實時，需要把地理視野從歐洲移開，要整體地考慮一下舊大陸，就會看得清楚。

麥金德認為，連續廣闊的歐亞大陸面積幾乎佔地球全部陸地的一半，大陸的中央部分是一條几乎連續不斷的草原地帶，氣候相對乾燥，也有不少由河流哺育的綠洲，但全是不能從海洋經河流進入的地區，在這塊廣闊的區域裏活動着騎馬或騎駱駝的遊牧民族。而在這廣闊地域的邊緣地帶居住着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這個巨大的新月形的邊緣地區由海路可以到達。海洋上的機動性是位於歐亞大陸核心地帶遊牧機動性的天然敵手。當考慮核心區域的遊牧民族對邊緣地區侵略擴張的原因時，是存在着明顯的地理關係的持續性。

麥金德在進一步分析後得出的結論是：歐亞大陸上那一片廣大的，船舶不能到達，但在古代卻任憑騎馬的遊牧民馳騁，而今天又即將佈滿鐵路的地區，就是世界政治的樞紐地區。這個地區從古到今，一直擁有適合一種具有深遠影響而又侷限性質的軍事和經濟大國實施機動的條件。俄羅斯取代了蒙古帝國，它對芬蘭、斯堪的納維亞、波蘭、土耳其、波斯、印度以及中國的壓力，取代了草原騎士向四面八方的襲擊。麥金德認為，佔領樞紐地區的國家向歐亞大陸邊緣地區的擴張，使力量對比轉過來對它有利。它將利用巨大的大陸資源建立艦隊，那時這個帝國也就有望了。如果德國和俄國結盟，這種情況就可能發生。因此，這種形勢和威脅將推動邊緣地區的國家與強國結盟，來對付這種威脅。近東、中東和遠東的問題與佔據樞紐地區的大國與外部的海洋大國不穩定均勢有關。

麥金德強調指出：他是以一個地理學家的身份來講這番話的。在任何特定時間裏政治力量的實際對比，當然一方面是地理條件——既有經濟的又有戰略的，另一方面也是對抗雙方國民的相對數量、活力、裝備和組織的乘積。隨着對這些數量正確估計程度的提高，我們可能不必訴諸武力去調整差異。在計算時，地理的數量比起人文數量來可以更好地測定，更接近於穩定不變。因此，人們應當期望能找到既可用於過去歷史，也可用於當前政策的公式。各個時代的社會運動，基本上都是圍繞着相同的自然特徵進行的，因為我懷疑亞洲的逐漸乾燥——即使已被證明——是否在歷史時期內已經重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環境。在他看來，“帝國向西進軍”一語是邊緣強國圍繞着樞紐地區的西南和西部邊緣的一次短暫旋轉。近東、中東和遠東的問題與在邊緣新月形這些部分的內部和外部強國的不穩定平衡有關，目前，那一帶的當地力量是或多或少地無足輕重的。

麥金德在全書的結尾提出，如果有新的力量代替俄國控制了樞紐地區，將不會降低樞紐地區的政治軍事意義。例如，假如中國被日本組織起來去推翻俄國，並征服它的領土，那時就會因為他們面臨海洋的優越地位，並擁有巨大的陸地資源，這是俄國人所還沒有的有利條件，那時就會構成對世界自由的威脅。 ^[2] 

引言

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

歷史的地理樞紐

麥金德於1885年冬天和1886年周遊英國，宣講他所稱的“新地理學”。1886年被選為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1887年1月，應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邀請，宣讀了他的《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的論文。曾在英國引起很大反響。同年7月，麥金德被委任為牛津大學第一個地理講師。由於他的努力和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財政支持，牛津大學於1899年創立了英國第一個地理系，麥金德擔任系主任。同時他還擔任了雷丁學院院長和倫敦大學的教師職務。從1903年12月至1908年，他還擔任了倫敦經濟學院院長。1904年1月，麥金德又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宣讀了其《歷史的地理樞紐》的論文。 ^[3] 

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將《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和《歷史的地理樞紐》以《歷史的地理樞紐》為書名出版，並附有E．w．吉爾伯特的“引言”。共約4萬多字。該書論述了地理環境與人類文明的關係，尤其是力求把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結合起來，涉及地理與國際戰略的關係問題。 ^[3] 

通觀全書，麥金德的核心思想就是：隨着哥倫布時代的過去，海權佔支配地位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陸權時代已經來臨。陸權時代的自然中心就是西從伏爾加河流域，東至貝加爾湖，北從北冰洋，南至喜馬拉雅山這一大片廣闊無際的草原。這個區域是世界政治的真正支柱，在世界事務中將起着更大的作用。 ^[2] 

書中麥金德指出持續了四個世紀的地理探險和領土擴張的“哥倫布時代”已經結束，海權佔支配地位已一去不返，陸權時代已經來臨。他認為新的陸權時代的自然中心是在歐亞大陸《世界島》，或稱“世界政治的核心地帶”，而東歐是大陸心臟。 ^[4] 

《歷史的地理樞紐》是西方地緣政治學的奠基之作。 ^[2]  1904年1月，麥金德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宣讀了《歷史的地理樞紐》這篇論文。論文縱橫比較，旁徵博引，剖析了地理與戰略之間的相互關係，引起了與會者的廣泛興趣。會後，這篇論文正式出版並廣泛傳播開來，稱為“地緣政治論”，對世界的進程產生了影響。西方學者認為，麥金德的研究成果對理解戰後各種政治力量的變化和分析戰略形勢非常重要，比馬漢的學説更進步。 ^[2] 

美國圖書館協會主席羅伯特·唐斯：此書是“改變世界歷史的16本書之一”。 ^[2] 

哈.J.麥金德於1861年出生於英國林肯郡，早年畢業於牛津大學，1887年擔任牛津大學第一名地理講師。由於他的努力和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支持，牛津大學於1899年創立了英國第一個地理系，由哈.J.麥金德擔任系主任。麥金德同時還在倫敦大學擔任教師職務，並從1903年到1908年擔任倫敦經濟學院院長。1919年～1920年，他任英國駐俄高級專員，並在回國時獲得爵士稱號。1920年～1945年，他擔任帝國航運委員會主席。1926年～1931年，麥金德擔任英國樞密院顧問官兼帝國經濟委員會主席，1886年被選為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1932年～1936年擔任這個學會的副主席，並獲得過美國地理學會頒發的金質獎章。1947年3月6日，麥金德逝世於多塞特郡的家中。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