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燈

《歧路燈》的故事是假託明代發生在河南省開封府祥符縣（今開封市）的一個“極有根底的人家”。父親譚孝移乃四代書香之後，早年入庠食餼，選拔貢生；不幸卻生下了一個不肖的紈絝子弟，也即該書的主人公譚紹聞。他不聽父訓，交結匪類，不務正業，竟把父親活活氣死。後又在母親的溺愛之下，勾結一些浮浪之輩，整日吃喝玩樂，鬥雞走馬，出入花柳之地，沉迷賭博之場，最終弄到傾家蕩產，連祖墳上的百十株大楊樹也賣了，真是一敗塗地。後來在家人、親友及義僕的大力規勸下，“又虧他良心未盡”，於是毅然悔過自新，走上一條讀書上進之路，後來竟和兒子譚簣初一起赴考，得“中副車”，並且因有軍功，還“面君得恩旨”，授了一個黃岩縣令。全書在譚簣初洞房花燭，金榜題名——中了進士、點了翰林的高潮中結束。 ^[4] 

李綠園在乾隆十三年（1748）約四十二歲時開始寫《歧路燈》，近十年時間寫完主要部分，因出仕和周遊海內而輟筆二十年，直至近七十歲才開始續寫完成《歧路燈》，前後歷時約三十年之久。 ^[4] 

很顯然，這是寫一個浪子回頭的故事，所謂“歧路燈”，它的意思自然是説譚紹聞乃是封建社會士族人家的不肖弟子，在邪道歧路上改邪歸正的一盞指路明燈，是這類人的榜樣。它的用意是十分明顯的。該書最後一回結尾有一段話説：“譚紹聞父子，雖未得高爵厚祿，而俱受皇恩，亦可少慰平生，更可以慰譚孝移於九泉之下。孔慧娘亦可瞑目矣。倘仍前浮浪，不改前非，一部書何所歸結？”也就是説，如果不寫到這個浪子的最後回頭，這部書是無法“歸結”的。這也清楚地表明瞭作者寫作此書的最終目的。 ^[4] 

譚孝移，名忠弼，字孝移，號介軒，作品中多以字稱，開封府祥符縣人。出身於縉紳世家，十八歲入祥符座，二十一歲補廩，三十一歲拔為貢生。為人端方耿直，博學醇正，忠君主孝，言行循禮，結交者均為有學識的正人君子。他助金修繕文廟，深受眾人稱許，得祥符縣學贈“品卓行方”牌匾，並因此為地方保舉，進京候選。他在京守候年餘，時值亂世，他不願屈膝於內臣監軍，又怕受“廷杖”之責，不想出仕為官，只求保住人品家業，遂上疏告病，請準終養，嘉靖皇帝賜他正六品銜榮歸。他原有胸胃疼之疾，自京回家後，發現家中為兒子譚紹聞請的塾師，居然以《西廂記》《金瓶梅》的章法，講授八股制藝，內心憂憤，因此舊病復發，又醫治不當，遂撒手而去。臨死前留下八字遺言：“親近正人，用心讀書”，告誠兒子，“保住這八個字，就不至覆家敗門。”譚孝移是作者心目中的恪守名教的正人君子形象。 ^[8] 

譚紹聞，小説的主人公。乳名端福兒，出身世宦之家，是譚孝移四十歲時方得的獨生子。自幼備受父母珍愛，由於父親嚴格要求和悉心教誨，七歲時發矇讀書，到十二歲就會背《五經》，在學院考試經書時名列前茅，被譽為“玉堂人物”。後因其父被保舉賢良方正進京，其母王氏請了不務正業的塾師，對其影響很壞。父親死後，無人管束，學業荒疏，開始在街頭市面遊蕩，又與盛希僑、夏逢若結為兄弟。為其所誘，沉溺於嫖賭，開始走上歧途。雖有父輩朋友的斥責，妻妾的規勸，老僕的苦諫，但經不住夏逢若、張繩祖等人多方誘逗哄逼，加之其母見利忘義，溺愛慫恿，縣官顧及其父名望，袒護包庇，遂致越陷越深，完全墮落。他公然在家開賭場，養妓女。惡霸管貽安強佔民女，造成人命案，他竟參與匿奸，甘為幫兇。他還私設熔爐，自行鑄錢，幹起無法無天的事來。最後把全部家產敗光，連父親墳上的一百二十棵楊樹，也都砍去抵債。到此地步，經父執苦口婆心一再規勸，才決心改轍更張，脱胎換骨，重新做人。他與夏、張等徒斷絕往來，接回被攆的義僕王中，自己發憤讀書，並悉心教育兒子。他參加鄉試，得中副榜，又入國子監深造。新任浙江左布政使的族兄譚紹良，被派往沿海抗倭，邀他同行。他為報國恩，並重振家聲，毅然前往。他在海疆探查敵情，製做火箭，使明軍於普陀大捷，立下戰功，因此被嘉靖皇帝召見，授以黃岩知縣之職。後因母病，告終養歸家。兒子簣初亦從秀才、舉人、進士，直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可請“貴蘭繁衍”，家聲恢宏。 ^[8] 

作品雖稱是寫明嘉靖年間的故事，而實際卻真實地記錄了18世紀中後期清代的社會生活，所反映的社會內容豐富，並具有一定的積極思想。《歧路燈》通過潭紹聞的墮落，總結了青少年失足的嚴重教訓，説明了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影響這三個方面在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的具大作用。同時，作品深刻地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黑暗，諸如當時各級政府中普遍盛行的行賄受賄，統治階級子弟成批地腐化墮落，流氓賭棍和其他幾人的行惡肆無忌憚等都充分地表露於作品中，並給予了尖鋭的批判和辛辣的諷刺，此外，作品還通過對正直官由如譚紹衣、婁潛齋、季偉等人的熱情讚揚，表達了作者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和愛護，通過寫海瑞抗倭鬥爭。又表達了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 ^[5] 

作品揭示出，像譚紹聞這樣的世家子弟墮落，並不是個別現象。當時那些世家子弟們，成才的十無一二，墮落的倒是十有八九。譚紹聞的義兄盛希僑，出身比譚紹聞還高貴：祖父做過雲南布政使，父親做過廣西向武州的州判，給他弟兄二人留下了四五十萬銀子的家產。他的父祖在時，擔心子孫走下坡路。祖父六十歲大病纏身時，拼着老命寫了一副木對聯：“紹祖宗一點真傳克勤克儉，教子孫兩條正路曰讀曰耕”，掛在大廳兩邊，當中是當朝尚書贈的匾“古道照人”。十分滑稽的是，這些東西出現在讀者的面前時，那個大廳做了盛希僑的戲台，幫閒夏逢若還説：“這匾與戲台意思相近。”在“慎思亭”，盛希僑又喝酒，又打牌，又玩妓女，結果將家產蕩盡。開賭場的張繩祖，在書中出現時已是個地地道道的地痞流氓。但是他原先是個知縣的兒子，家產“也夠十幾輩子吃用的”。只因他愛賭博，輸光了家產，便自己開賭場，再去坑害別人。無賴夏逢若，父親也當過官，也有過錢。只因他好吃懶做，又好嫖妓，花光了錢，毛病卻一樣也沒改，詐騙別人的錢財滿足他的生活慾望。書中所寫後來成才的人，只有兩個，一是婁潛齋的獨生子婁樸，也只是個秀才；另一個是譚紹聞的兒子，是個生下來見書就喜，又過目不忘的人，是作者理想的化身。

作品還進一步揭示出世家子弟墮落的原因。首先，封建階級教育的內容，即仁義禮智信，在當時複雜的環境中，已經失靈。這一點，在譚紹聞墮落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譚紹聞的父親譚孝移是個正人君子，也是譚紹聞的表率。但他自己也不能適應當時那個環境。他唯一的辦法是守在家裏，只交結和自己同一個類型的人。他被推舉為“賢良方正”，進京引見時，在路上僱了一個長隨，幾句話後，就在長隨心中印下了一個“迂”字。以後，他就像個傀儡一樣，凡事都聽長隨的。後來，朝廷給他個六品官，他也不敢做。因為如果遇到壞人壞事，他不直言進諫對不起君父，也對不起祖宗，父祖給他取了個字“忠弼”，就是叫他忠心於王室的；如直言進諫，惹怒了君父，殺頭他是不怕的，就怕廷杖，因為“士可殺不可侮”，而且惹怒了君父本身也是一種不忠。左思右想，不得主意，原先考了許多年也沒考中功名，現在給了一個官，又不敢做，就告病回家了。回家之後，見王氏給譚紹聞請的老師不是正經人，又愁得沒了主意。按僕人王忠的意思，乾脆辭掉老師。他卻想了整整一夜，説：這事行不得，祖上也沒做過這樣刻薄的事。就這樣進亦憂，退亦憂，最後鬱悶而死，至死他也未能給孩子換一個好老師。譚孝移是仁義忠信觀念的信奉者、實踐者。他的碰壁，説明這一套道德觀念在那個社會里，已沒有多少實用價值了。

譚紹聞本質上也不是個壞人。在墮落的過程中，他幾次想改，有時就像一個落水的人一樣，想抓住一個牢固的東西，不讓自己下沉，但他沒有能抓住什麼。有一次，他花了很大的功夫，請來了一個名師智周萬，懇切地告訴他，自己想改好，卻管不住自己，求他做一份淺顯易懂、讀來順口的銘文，自己天天讀，以抵禦外界的誘惑。果然，夏逢若等來找他，他閉着眼睛念銘文，居然抵抗了一陣子。這夥光棍知道是智周萬作的銘文，略施小計，就把智周萬趕跑了。對付智周萬比對付譚紹聞還簡單：一個尚未成親之人説智周萬偷看他媳婦解手，智周萬便以為自己近視，迴避得不徹底，含羞告病而歸。可見，名師也不是無賴的對手。譚紹聞遇到難題時，如戲子訛詐他，一個商人因賭吊死，他為此受牽連，自己沒有辦法。那些正人君子的前輩和義僕王忠，除了訓斥外，誰也拿不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來。在這種情況下，譚紹聞明知夏逢若結交不得，但還得去找他。這都説明，儒家仁義忠信那一套，和當時的現實距離太遠了。

其次，封建階級的人生理想，諸如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等，對青年也已經失去了吸引力，追求今世的享樂成為最重要的人生目標。這充分説明，以往的封建階級傳統的人生理想，已無法抵制社會上因商品經濟發展而越來越盛的奢華的風氣。

再有，封建社會里，傳統的教育方法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歧路燈》對此也進行了反思。譚紹聞之所以墮落得那麼快，和譚孝移封閉式的教育方法有重要關係。譚紹聞七歲之前，還不曾出過大門。一次，從老家丹徒來的人，見小孩子可愛，想抱出去玩玩，家裏大人趕忙阻止。因是遠客，不好太駁他的面子，只是在大門的樓門底下站過一站。如王氏所説：“把一個孩子，只想鎖在箱子裏，有一點縫絲兒，還用紙條糊一糊。”（第三回）兒子十幾歲時，譚孝移上朝晉見。臨走前，只求王氏一件事，就是把兒子看管起來；把先生請到家裏來吃飯，在家裏上學；放了學母親趕緊接管，“離了老師，休叫他離了你”，因為“這城市之地，是了不成的，你不懂得”。（第六回）城市環境複雜，整個社會人情險惡，這都是事實。但是，像這樣把孩子看守起來，不叫他經風雨、見世面，是個長遠的辦法嗎？譚紹聞後來吃虧，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沒見過世面，沒有社會經驗。譚紹聞走錯的第一步是結識盛希僑，但他的表兄王隆吉認識盛希僑比他還早。表兄比他只大一歲，因是個小商人，見過世面，和什麼樣的人都打過交道。儘管開始結交這些人也感到新鮮，等新鮮勁兒一過就變得很理智，什麼人可交，什麼人不可交，什麼事對自己有利，什麼事不利，一下子就看得清清楚楚。後來，王隆吉藉故店裏忙，退出了這個是非之地。譚紹聞剛和盛希僑等人一塊飲酒、看戲時，也感到臉紅、心跳，甚至感到內疚。但是他閲歷淺，臉皮薄，掙脱不開那些壞人的糾纏。無賴夏逢若，又看準了這一點，把他死死地纏住，再也不容他脱身。賭場老闆張繩祖一見譚紹聞也認定他：“是個初出學屋的人，臉皮兒薄，那是罩住的魚，早取早得，晚取晚得。”（第三十四回）總之，傳統的教育方法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下也失靈了。

作品還將市民文化給人的精神教育和封建教育作了對比。譚紹聞的髮妻孔慧娘出身於詩禮之家，接受的是三從四德的教育。婆婆糊塗，丈夫不務正業，但遵循“婦以夫為天”的古訓，她連勸也不敢認真地勸，後憂鬱而亡。後娶的巫翠姐是商人的女兒，最愛看戲，她的道德觀全是從戲上來的。

總之，封建倫理觀念的衰敗，傳統教育方法的失靈，社會的混亂，世情的險惡，使得大批世家子弟墮落，而這些世家子弟的墮落，又使得世道更加險惡。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歧路燈》揭示出了封建階級後書無人，從而也揭示出封建社會的必然沒落。 ^[3] 

作品結構不枝不蔓，佈局、謀篇組織得嚴密緊湊。作品中出場的人物200個左右，其中不少人物寫得詡栩如生，頗具特點。語言方面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簡練、形象、風趣，但作品也有不足之處，它缺乏對人物內心活動的具體刻畫。且對事物的敍述盛過對人物的描寫，造成塑造人物方面，觀象重於形象，形象缺乏思想。從而使作品缺乏應有的思想深度。 ^[5] 

《歧路燈》的藝術價值，前後不平衡。小説前十三回主要寫譚孝移教子，説教氣息很濃。對譚孝移及其他正人君子形象的刻畫，也不鮮明。作者塑造這一類人物，極力理想化，小心翼翼，生怕不高大，結果成為正確觀點的化身，文學價值不高。這是這部作品不能吸引人的原因。第十四回往後，直到第八十五回，寫譚紹聞的墮落，寫那些三教九流，才見特色。看來作者熟悉這些東西，寫時又很少顧忌，所以就寫得深刻、生動，人物形象也比較鮮明。如，同樣是糊塗、不知勸誡譚紹聞上進的人，王氏與巫翠姐不同。王氏是護短、溺愛不明。聽説一個姓竇的青年因還不起賭賬自殺，牽涉到她兒子，説：“這竇家小短命羔兒，輸不起錢就休要賭，為什麼吊死了，圖賴人。”一聽説譚紹聞要吃官司，趕快跪下求人幫忙，“要親戚做啥哩，我就是這一個孩子，千萬休叫他受累”。（第五十一回）巫翠姐是市民習氣，好熱鬧。譚紹聞在家設賭，她看着熱鬧、好玩。把妓女送到她那裏，她不僅不嗔怪，反動了“猶憐”之心，天天和這幾個妓女打牌。再如，同是墮落的世家子弟，盛希僑、譚紹聞、管貽安也有所不同。譚紹聞幼稚、軟弱，他的墮落，主要是由於外面惡勢力的引誘拉攏；盛希僑身上有股匪氣，也有義氣、豪氣，他的墮落，是因為自己的恣情任性，揮霍無度；管貽安身上有野蠻氣，也有鄉氣，他的敗亡，既有自己的惡行，也因為環境的險惡。同是坑害人，夏逢若害人又滿口義氣話，張繩祖則比較赤裸裸地害人。總之，這些人物都刻畫得很有特色。 ^[3] 

現代文學家朱自清：若讓我估量本書的總價值，我以為只遜於《紅樓夢》一籌，與《儒林外史》是可以並駕齊驅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畢，《一般》第六卷第四號。） ^[6] 

現存主要版本有清抄本，藏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河南省圖書館、鄭州市圖書館、開封市圖書館；1924年洛陽清義堂石印本，藏國家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1927年北京樸社排印本，藏國家圖書館；1937年上海明善書局本，藏廈門大學圖書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中州書畫社排印清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説集成”影印清抄本。 ^[1] 

季海觀（1707—1790），字孔堂﹐號綠園﹐亦號碧圃老人，汝州寶豐（今屬河南）人。乾隆元年（1736）恩科舉人，三十七年（1772）官貴州印江縣知縣。著有《拾裙錄》《綠園文集》《綠園詩抄》《家訓諄言》《歧路燈》等。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