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珠爾扎布

正珠爾扎布（1906—1967），又名韓信寶、韓紹德，曾用名川島成信，蒙古族，原卓索圖盟土默特左旗人。1922年畢業於旅順口日本第二高等小學，隨後赴日本讀中學，畢業後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兵科學習。1928年夏季畢業後回東北仔偽滿警局中任職。1937年後任偽滿治安部騎兵上校。1938年1月任偽興安軍管區（駐鄭家屯）上校參謀處長。後入奉天（瀋陽）陸軍中央訓練處專科學習，畢業後任偽興安師步兵上校團長等職。1943年3月，正珠爾扎布到興安北省出任偽滿第十軍管區上將參謀長（駐海拉爾），隸屬於日軍鹽澤師團。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後，10日凌晨，與第十軍官區中將司令官郭文林一同率部向蘇軍投誠。不久由蘇方將其與溥儀等偽滿重要官員監管於哈布茹斯克，1950年7月移交中國。此後以戰犯身份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改造。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回到海拉爾國營林場工作。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正珠爾扎布和林場的幾名“牛鬼蛇神”、“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同被隔離反省。

1967年11月中旬，在紅衞兵讓他寫有關材料之後，在林場附近自縊身亡。 ^[1] 

正珠爾扎布生於1906年（清光緒三十二年），其父巴布扎布，曾於1913年投奔宣佈“獨立”的外蒙古庫倫(烏蘭巴托)政府，並於1916年6月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糾集起幾千人的“勤王師扶國軍”，由哈拉哈河(呼盟西南邊境)分路南下，實施武裝叛亂，妄圖實現“滿蒙獨立”。同年10月，巴布扎布在林西縣被打死，“滿蒙獨立”遂告破產。其兄甘珠爾扎布(韓紹約)，曾任“內蒙自治軍”第三軍司令、偽滿中將司令官，戰犯，1966年4月被特赦。巴布扎布被打死以後，日本浪人川島速浪將正珠爾扎布全家由哈拉哈河接送到日本租借地旅順口，入日本第二高等小學校讀書。 ^[2] 

1922年，正珠爾扎布小學畢業，在考上旅順中學獲取留學資格後，他隨回國的川島赴日本上中學。三年後，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兵科學習。期間，日本帝國主義着力培養教育正珠爾扎布，並與日本的極右翼團體和軍政要人廣泛接觸，使其成為地地道道的崇日、親日分子，到處宣揚“日蒙親善”、“蒙古獨立”。

1928年夏季，正珠爾扎布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回到東北後，由於一時無法安排，只好先到“滿鐵”鄭家屯公所任囑託，藉以研究蒙古事情和維持生活。“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正珠爾扎布與其兄在日本關東軍的支持下，參與策劃組織“蒙古獨立軍”(後改為“內蒙自治軍”)，擔任後方聯絡，即與關東軍聯絡的任務。幾個月以後，“內蒙自治軍”失敗，“滿洲國”成立，正珠爾扎布到興安局警務科任職。1937年6月，又任治安部警務司檢閲科檢閲股長。他因通曉日語，曾以翻譯身份隨同興安總署參觀團(主要成員有興安總署長官齊默特色木丕勒、興安東省省長額勒春、興安北省省長凌升等)到日本參觀訪問，兩次參加以日“滿”為一方、蘇蒙為另一方的滿洲里邊界談判。這一時期，他仍未放棄“蒙古獨立”的幻想，併為此活動和爭取日本關東軍的支持。

1937年11月，在日本關東軍的扶持下，正珠爾扎布出任偽滿治安部騎兵上校。次年1月，又被任命為偽興安軍管區(駐鄭家屯)上校參謀處長。諾門罕事件(1939年5月至9月發生在呼盟西南邊境的大規模軍事衝突，以日“滿”失敗求和告終)發生後，他曾於7月中旬在戰場上停留過兩個星期。年底，他由奉天(瀋陽)陸軍中央訓練處專科畢業，任偽興安師步兵上校團長(駐錢家店)。1943年3月，正珠爾扎布終於遂了幾年的心願，到興安北省出任偽滿第十軍管區少將參謀長(駐海拉爾)。此時，用正珠爾扎布在多年以後所寫的回憶錄中的話説：“官升了，地位也有了，左胸掛着所謂勳章和記章，左肩掛着金黃色的參謀飾緒，又戴上鐵十字武功章，掛着日本軍刀，皮靴上金色刺馬針，滿身黃橙橙的，得意洋洋，昂首闊步。”然而，凌升事件(原興安北省省長，1936年4月以“通蘇通蒙”罪名與其他三人被日本關東軍殺害)和諾門罕事件的陰影卻始終籠罩着他。前者，他始終抱有不滿，不相信日本關東軍給凌升等人捏造的罪名；後者，由於日本關東軍以興安軍在諾門罕戰場上充當炮灰和潰敗，他感到了幻滅的悲哀。而太平洋戰場上日軍的節節敗退和歐洲戰場上蘇聯紅軍的不斷勝利，也對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此外，耳聞目睹日本統治者種種的倒行逆施和不再承諾幫助“蒙古獨立”，也使他產生了逆反心理。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本宣戰。9日，蘇聯紅軍開始越過邊界並轟炸海拉爾的日偽軍事目標。當天上午，駐海拉爾地區的日軍鹽澤師團向第十軍管區發佈緊急命令：其所屬部隊在兩日內急赴第一、二防區（興安嶺南麓一帶），阻擊蘇軍。同時，要求“全軍將士務必死守陣地”，直到為皇帝陛下“玉碎全歿”。10日凌晨，第十軍管區中將司令官郭文林(達斡爾族，1944年12月到任，亦系偽滿戰犯。1959年12月，被特赦。1995年10月12日《呼倫貝爾日報》曾刊登“特赦戰犯郭文林”一文)和少將參謀長正珠爾扎布向全軍下達由南屯（今鄂温克旗巴彥託海鎮，當時為第十軍管區主力部隊駐地）向興安嶺進發的命令，各部遂以騎兵五十團、五十一團和第十炮兵營、第十輜重隊、第十通訊隊、第十汽車隊、司令部、警衞連、第十憲兵團的即定序列開拔。還在部隊出發之前和行軍之際，兩人即已深感在目前的形勢下繼續追隨日軍是肯定沒有好下場的，而唯一的出路就是趁蘇聯對日宣戰的機會，消滅部隊內的日本軍官，向蘇軍投誠。正珠爾扎布在徵得郭文林的同意後，着手找一些蒙古族軍官秘密佈置此事，並派人打探蘇軍情況。11日，由於計劃周密，除跑掉幾人外，共打死30多名日本軍官和軍屬，起事獲得成功。這就是呼倫貝爾現代史上有影響的錫尼河事件，亦同王爺廟“八·一一”起義共同譜寫了內蒙古地區現代史上反對日本侵略者的光輝篇章。

起事後，全軍將士撕去偽滿軍的帽徽肩章，並將部隊改稱為“興蒙漢第一軍”。當天下午，由正珠爾扎布口述，索倫旗旗長色仁(布里雅特蒙古人，通曉俄語)執筆寫就並以軍使身份帶着這份有郭文林、正珠爾扎布簽字的投降書向蘇軍接洽。12日早晨五點多鐘，全軍在烏蘭哈日嘎那(鄂温克旗南部)向蘇軍投降。13日，蘇軍飛機空投印有郭、正倆人照片的勸降書。在勸降書的號召下，第十軍管區在南線和北線修築工事的部隊在金永福、郭美郎兩位上校團長的領導下，也打死部隊內的日本軍官，於15日前向蘇軍投降。正是由於郭、正倆人在緊要關頭順應歷史潮流，毅然率全軍2000多人投誠，從而減少了蘇軍的傷亡和加快了其向前推進的速度，也使大批少數民族的偽滿官兵避免了充當炮灰的結局和地方的生靈塗炭，促進了呼倫貝爾全境早日獲得解放。

郭、正倆人率部投誠以後，不久由蘇方將其與溥儀等偽滿重要官員監管於哈布茹斯克，1950年7月移交給中國。此後，他們以戰犯身份開始了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長達10年的改造生活。

在改造生活的初期，由於所受的教育和影響，正珠爾扎布對改造持悲觀態度，有“押到死為止”的思想、“過一天少一天”的消極想法。戰犯管理所在給全體戰犯進行全面體檢時，發現他曾患過性病，而且尚未痊癒。管理所經過長時間的治療，終於徹底治好了他的這個病。他非常感動地説：“政府不但改造我的舊思想，還把我在舊社會染上的宿疾治好了。我過去不相信政府的政策，太對不起政府了，今後要好好改造，絕不辜負政府的恩情”。從此，他以積極的態度對待改造，並於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國內戰犯時獲釋。

獲釋後，正珠爾扎布被有關部門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安排到海拉爾國營林場上班。此時，正珠爾扎布已孑然一身，既無妻室(其妻在蘇軍飛機轟炸中死去)，又無子女，住林場宿舍。

他積極響應周恩來總理的號召，在短短的幾年中，以驚人的記憶、廣博的知識和筆耕不輟的努力，將個人親歷、親見、親聞的有關史實寫了下來，達10餘萬宇。其中有：《我的半生回憶》(原題為《日本帝國主義豢養下的正珠爾扎布》)、《滿洲里會議》、《所謂“凌升通蘇”事件的真相》、《諾門罕事件回憶片斷》、《偽第十軍管區投降蘇軍情況》、《巴布扎布事略》、《偽蒙自治軍始末》、《肅親王一家》、《日本帝國主義在我國東北和內蒙古地區的特務間諜活動》等。這些資料無論是瞭解正珠爾扎布的一生，還是認識和理解呼倫貝爾現代史的若干重大問題，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極為珍貴。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