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升

凌升（1886—1936）為呼倫貝爾索倫右翼達斡爾族莫日登氏,名福賢,字雲志。其父貴福曾任額魯特旗總管、呼倫貝爾副都統等官職。凌升自幼勤奮好學,成績優良,精通滿漢兩種文字。年輕時正值清末民初的內憂外患,他立志報效祖國,保土安民,維護中華民族的統一。民國時期,凌升歷任呼倫貝爾副都統公署幫辦兼額魯特旗總管、黑龍江省公署諮議、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和蒙疆經略使公署顧問、北京中央政府諮議,是當時呼倫貝爾地區民族上層人士的重要代表,在政界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1917年,由日本人扶助的“滿蒙獨立”勤王救國軍司令巴布扎布的“副統領”色布精額,率領二千餘人攻佔了海拉爾,廢除呼倫貝爾副都統公署,成立了親日的“提督府”。在此危急時刻,年輕的凌升組織了各族牧民聯軍,在副都統勝福領導下,收復了海拉爾,把色布精額匪幫驅逐出呼倫貝爾,從而阻止了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向呼倫貝爾地方的政治滲透。在平息匪亂過程中,凌升顯示出非凡的組織和指揮才能,贏得了呼倫貝爾各族羣眾的信任和擁護。與此同時,凌升對已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蘇聯所持友好態度不能不引起日本人的嫉恨。1929年冬發生中東鐵路事件,1930年1月中蘇達成停戰協議,蘇軍撤退前其駐海拉爾司令布勒基爾將軍與凌升多次會晤,雙方並達成反日同盟關係。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凌升作為民族上層人士的代表,飽受軍閥統治的欺壓,深知呼倫貝爾各族羣眾的疾苦,一度對亡清復辟,成立偽滿洲國抱有幻想,認為此舉可以擺脱國民黨軍閥勢力的統治及其大漢族主義的壓迫,從而緩解日益尖鋭的民族矛盾衝突,減輕各族羣眾的苛捐雜税。然而殘酷的現實粉碎了凌升的幻想,凌升在任興安北省省長期間,耳聞目睹了日本殖民主義者所推行的一系列反動的奴化政策,逐漸地由幻想到抵制,進而走上了公開的反抗道路。譬如在凌升的勸説下,其子色布精太（當時任偽滿洲國宮內府侍衞官,曾與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四妹訂婚）,辭官入學,來到哈爾濱鐵路法政大學,專學俄語文課。相比之下,一些趨炎附勢的人卻紛紛將自己的子女送往日本留學。

1932年10月,愛國將領蘇炳文中將(時任黑龍江省哈滿護路軍司令,解放後任黑龍江省體委主任、黑龍江省民革副主任委員)在海拉爾向全國發表通電,宜布成立“東北民眾救國軍”,自任總司令,堅持抗日,逮捕潛伏的日本特務,搜查日僑住宅和商店,決心與日本侵略者血戰到底。凌升代表地方政府積極響應,給予支持,拒絕日本駐海拉爾情報軍官寺田大佐要求避難的請求。後來蘇炳文率部撤入蘇聯境內之前,留給凌升機槍2挺、步槍45支及數萬發子彈等軍火,並贈給凌升一幅親筆書寫的“鐵血救國”袖章,以激發凌升抵抗日寇的熱忱和保土安民的責任。

日本關東軍窺視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蓄謀已久,並伺機吞併蒙古人民共和國。自1921年以來,日本人曾多次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內支持上層反動喇嘛進行顛覆活動,從外部資助白俄反動軍官温甘侖男爵入侵蒙古人民共和國,但都遭到了失敗。1935年1月又蓄意挑起“滿”蒙邊界衝突,即“哈拉哈廟”事件,其後邊境武裝衝突接連不斷,並日益加劇。在軍事上遭到可恥的失敗後,迫使日本關東軍坐到談判桌上,雙方在邊城滿洲里舉行“滿”蒙邊境會談。“滿洲里會議”期間,凌升作為首席代表,卻沒有自由發言權,一切都由日本關東軍駐海拉爾特務機關長齋藤等人決定。凌升認為這是鸚鵡學舌,決心不當傀儡,便經常提出異議與齋藤爭辯。關東軍企圖通過凌升試探蒙方動態,以拉攏蒙方代表,但凌升始終拒絕按日本關東軍代表的意圖和佈置行事,結果日本人在談判桌上又遭失敗。談判破裂後,日本人把談判失敗的責任,全部歸咎於凌升身上,指責凌升不為其賣力。其後,在1936年3月偽滿洲國首都新京召開的興安四省省長會議上,凌升針對“滿洲國”的國策進行激烈的抨擊,提出:“反對從日本內地向興安四省派開拓團的移民計劃;反對將日語作為滿洲國的國語;反對把內蒙古東部劃為興安四省分而治之”等一系列殖民統治政策。而後不久,凌升便被日寇逮捕、處決。 ^[1] 

“九·一八”前，呼倫貝爾地方政權，沿襲前清舊制，保留了呼倫貝爾副都統衙門，貴福任副都統。1930年3月中旬，蘇炳文奉張學良司令之命，任中東鐵路哈滿護路軍司令、呼倫貝爾警備司令、東北陸軍步兵第十五旅長三個職銜，駐防海拉爾。 其主要任務，對外力求與蘇聯敦睦邦交，恢復友好，對內則綏靖地方，安撫蒙民，整訓部隊，加強教育。在此期間，蘇炳文和地方政府的貴福、凌升等相見以誠，彼此融洽。由於蘇炳文尊重蒙旗牧民利益，遵守“保境安民”政策，數年來相互間安然相處。

偽滿洲國建立之後，撤銷了呼倫貝爾副都統衙門，成立了興安北分省，任命凌升為該省省長，任其胞弟福齡為該省警備軍上校參謀長。 蘇炳文認為這是日本有意分化離間蒙旗與東北陸軍之間的關係。呼倫貝爾屬於邊境地區，北靠蘇聯，西鄰蒙古，並有蘇炳文軍隊駐防，日軍大隊未敢貿然開進呼倫貝爾地區，而是試探蘇聯的動態，監視着蘇炳文的舉動。日偽方面屢次向蘇炳文徵求調動職務的意見，他均未接受，迭次邀蘇到齊齊哈爾參加會議，蘇也拒絕前往。 蘇炳文則在哈、滿西線積極準備軍事，收容各地青年學生編學兵連，實行軍事教育；派幹部各處招募新兵，擴充兵力；招集技工人員和青年，在博克圖兵營裏秘密製造武器。適值日內瓦國際聯盟開會討論東北問題，蘇炳文他們認為“乘機揭露日本軍閥殘暴蹂躪東北人民的罪行，使全世界人士瞭解真相，明辨是非，伸張公理，予侵略者以制裁”。遂於1932年9月27日，在海拉爾舉義對敵。當日，蘇炳文部下率兵兩營包圍駐滿洲里站日偽國際警察隊，令其繳械。由於該隊拒絕而抵抗，雙方激戰半日，我軍用炮擊營房，使敵人傷亡20餘人，其餘繳械投降。

1932年10月1日，在海拉爾，正式成立東北民眾救國軍司令部，蘇炳文任總司令，張殿九任副司令，通電中外，將準備東進，與日抗戰。抗戰軍興起後，蘇炳文赴凌升處，彼此相告情況。蘇誠心告凌升：“我們舉兵東進，目的在於收復失地，如能獲得進展，除滿洲里國防仍由我軍擔任外，所有呼倫貝爾全境交給你們治理，倘若失敗，絕不在呼倫貝爾地域作戰，禍及蒙民”。凌升欽佩蘇炳文如此誠懇坦率的態度。對他們遵守“保境安民”政策，深感欣慰。其後，抗戰軍以海拉爾為大後方，在扎蘭屯、碾子山、富拉爾基等地，與日軍展開

了激戰。 在數月的戰鬥中抗戰軍打死打傷日軍多人。給敵人有力打擊，大長了中國人的志氣。在此期間，凌升通過蒙旗牧民支援了救國軍大批牛馬羊和皮毛。

1932年秋，曾任呼倫貝爾保安隊騎兵連連長達嘎、該都統衙門的筆貼式扎拉嘎，根據上級歷次指示，在索倫旗南屯南敖包胡其一帶密林中，發現在那兒繪圖的4名日本間諜，及時向蘇炳文的護路軍作報告。護路軍獲悉此情報後便立即派一排騎兵襲擊了密林中活動的日本間諜。 除一名潛逃外其餘都被消滅。 這是蘇炳文的軍隊與凌升軍隊合作的結晶。蘇炳文所領導的抗戰，雖然得到了張學良的支持和援助，但由於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孤軍作戰，敵我力量懸殊，傷亡嚴重，彈盡糧絕，為了保存有生力量，不得不撤退到蘇聯境內。蘇炳文臨走時，邀請凌升、福齡等商談，請他們負責維護治安。並贈送給凌升捷克式輕機槍兩挺、45支步槍和萬發子彈。而且親筆寫一幅“鐵血救國”紅幅送給凌升，以表心跡。作為日本統治下的偽滿洲國的一個省長凌升，不為滿洲國效勞，反而支持蘇炳文的救國軍的抗日活動。 這對日本侵略者來説，是絕不可容忍的叛變行為。 凌升被捕後，從凌升家中抄出的蘇炳文送給凌升的槍支彈藥和蘇炳文親書的《鐵血救國》紅幅。 無疑成為凌升反滿抗日的物證。 ^[2] 

1936年4月初，凌升開完四省長聯席會議，乘火車返回海拉爾，下車後突然被日本憲兵隊逮捕。當時與凌升有牽連者20多人前後被捕。日本憲兵隊逮捕凌升之後，先監禁在海拉爾憲兵隊監獄。 不久，對凌升嚴加審訊。凌升在審訊中，始終不屈暴力，大義凜然。在凌升隔壁房間被審訊過的木尾原（朝鮮族） 回牢房後對額爾很巴雅爾説：“凌升這個人膽子很大，性情倔張，不怕強暴，講義氣敢與憲兵據理拼爭，凌升對憲兵説：‘我早就意識到你們日本人對我不滿，恨之入骨，早晚要幹掉我，這我不怕……我的事我一人知道，別人不知道，尤其是年輕人更不知道。事情由我一人承擔，不要牽累別人……’”。

凌升等人被捕後，偽滿皇帝愛新覺羅·溥儀聽此消息後坐立不安。 這時關東軍新任司令官植田謙先找溥儀告訴説：“前幾天破獲了一起案件，罪犯是皇帝陛下認得的，興安省省長凌升。他勾結外國謀叛變，反對日本。 軍事法庭已經查實他的反滿抗日罪行，宣判死刑”。溥儀聽説死刑後嚇一跳，不由自主地説出：“死刑？”植田重複一遍“死刑”後説：“這是殺一儆百，陛下，殺一儆百是必須的！”這清楚不過地説明，凌升是以反滿抗日罪行被日殺害的。

1936年4月22日，《盛京時報》以“凌升以下死刑”的大標題下報道：“前興安北省省長凌升以下之通蘇事件、厥後在軍政部高等軍法會審理中、20日已行判決，茲據21日滿洲國軍政部正式發表如此、對左列諸人、違反暫行懲治叛徒法被告事件，今已經滿洲國高等軍法令審理判決如下：判決原籍興安北省索倫旗西屯，現在住所興安北省海拉爾、省公署內省長官舍，前興安北省省長凌升判處死刑。

日本憲兵隊奉關東軍憲兵司令部之令，於1936年4月24日，將凌升、福齡、春德、華霖等4人押到長春南嶺刑場槍決。在刑場上，凌升視死如歸，無所畏懼。 當場目擊者偽治安部管房長入江説：“這個人（指凌升） 真倔強，臨刑時面不改色，顏戴冷笑，叫他戴覆面戴時，堅決不戴，面對槍口挺着腰不在意。 問他還有什麼説的？他説：‘沒有，開槍吧！’”作為一箇中國人在大敵面前，生命的最後一刻顯示出頭可斷、血可流、民族尊嚴不可丟的硬骨頭精神，與日本帝國主義者殊死鬥爭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壯烈就義了，享年50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