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吉斯·艾特瑪托夫

1928年12月12日，艾特瑪托夫出生在蘇聯吉爾吉斯斯坦塔拉斯山區舍克爾村一個吉爾吉斯族農牧民家庭。 ^[4] 

1937年，蘇聯“肅反”，任州委書記的父親蒙冤被殺害。父親死後他與母親相依為命，衞國戰爭年代他當過村裏的記工員，以後在農學院學習並當了畜牧技術員。 ^[4-5] 

1952年開始發表作品。1958年自莫斯科高級文學培訓班畢業後，在《新時代》雜誌發表了中篇小説《查密莉雅》，開始成名，由此躋身蘇聯文學界。

1959年，艾特瑪托夫加入蘇聯共產黨。

1962年，發表小説集《草原和羣山的故事》，次年因該書獲列寧獎金。

1966年，發表中篇小説《別了，古利薩雷》。

1968年，《永別了，古利薩雷》獲得了蘇聯國家獎金。同年，艾特馬托夫獲“吉爾吉斯人民作家”稱號。

1970年，發表《白輪船》。

1971年，獲得了列寧勳章。

1977年《白輪船》獲蘇聯國家獎金。

1978年艾特馬托夫獲得“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

1980年，發表《一日長於百年》。

1983年，《一日長於百年》獲蘇聯國家獎金。

1966年起，艾特馬托夫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

1976年起，艾特馬托夫擔任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書記。他還是吉爾吉斯共產黨中央委員和吉爾吉斯科學院院士。

1990年，被任命為蘇聯總統委員會委員；蘇聯解體後，他被任命為俄羅斯駐盧森堡大使。

1993年底，吉爾吉斯總統任命他為吉爾吉斯駐比利時大使，兼駐歐洲共同體和北約的代表；其後一直同時擔任吉爾吉斯駐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三國大使兼駐北約和歐共體的代表。他作為俄羅斯駐盧森堡大使的任期要到1994年才屆滿，一人身兼兩國駐外大使。 ^[3] 

1996年，發表《卡桑德拉印記》。

2008年4月間，傳出艾特馬托夫因病入院的消息，5月16日，德國紐倫堡當地一間醫院證實艾特馬托夫因“腎臟功能不全”接受治療。

2008年6月10日，欽吉斯·艾特瑪托夫在德國紐倫堡病逝，享年79歲。吉爾吉斯斯坦總統發言人宣稱“艾特馬托夫因肺炎不治去世。” ^[6]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7年的統計，他的作品已被譯成多種語言，在一百多個國家發行。甚至一個世界上總共只有4萬多人的民族——薩阿米人也用本族語言出版過他的小説。在德國，據説幾乎每個家庭都至少有一本他的作品。而在中國，除了漢語，還有維吾爾族語哈薩克語的譯本和柯爾克孜語的譯本。

在艾特瑪托夫早期的作品中，無論是描寫衝破傳統羈絆、追求幸福愛情的查密莉雅，還是克服世俗阻礙、教書育人的鄉村教師，或是面對生活不幸、始終堅忍博愛的母親，以及遭遇誤解不公但對信仰執着依舊的共產黨員塔納巴伊，作者都將他們作為普通的吉爾吉斯人來書寫，以傳統的現實主義手法，刻畫和塑造了蘇聯社會主義大發展時期普通民眾的善良、正義與慈愛的形象，給人以積極向上的精神力量。

受俄羅斯傳統文學影響，艾特瑪托夫20世紀70年代的作品開始注重對人物心理過程的描寫。《白輪船》和《花狗崖》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作者運用浪漫主義的抒情手法，以接近於神話和寓言的形式，通過細膩和詩一般的語言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反映出善與惡、美與醜的鬥爭。《白輪船》講述了一個被父母遺棄的吉爾吉斯小男孩的故事，全書充滿了“艾特瑪托夫式的憂傷”，有人説艾特馬托夫的文字像音樂，總能觸動人們心底最隱秘的情感。作品在描寫小男孩因為長角鹿被殺而準備投河時寫道：“你好，白輪船！你好，爸爸！是我，你的兒子，請把我帶上白輪船，一起走吧……”

他的小説始終具有強烈的詩性，從來都是善惡分明，道義感和人道氣息強烈。從《斷頭台》開始，艾特瑪托夫在小説中已開始將其以往的單線悲觀意識（針對具體現實），發展成為一種復調的悲觀意識（對具體現實、普泛現實、歷史以及整個人類文明的前途），對現實中不幸的書寫更加慘烈。本來艾特瑪托夫早期到中期的絕大多數小説，對讀者都有一種催人淚下後的“掩卷昇華”效應。從《一日長於百年》、《斷頭台》這兩部長篇開始，因為過於追求敍事的宏大，艾氏的小説雕琢氣開始增加，天然的一面大大降低。而伴隨這日漸滋長的晦澀，是後期越來越人為化的宗教和傳説元素的加入，艾式小説從厚度上看，越來越大師氣十足，實際上，卻已經從一位真正的“大師”淪落成了“巨匠”。

這樣一種轉變，有寫作本身的規律，也有作家對自身所處文明的誤判原因。首先，任何一個有才華、有追求的藝術家，當其進入中年之後，很自然地不會滿足於再重複原先的創作軌跡，他往往會去拓展自己的藝術表現能力和領地，並不由自主地陷入對某種更駁雜、更深邃美學風格的探索。其次，蘇聯作為人類文明在當時世界特殊且突出的一極，其國民難免會具有強烈的大國意識，表現在文藝上，就是一部分文藝精英難免會把自己視為人類文明某種前沿地帶的代表，去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艾氏的《一日長於百年》及其後幾部長篇也好，更早的如塔爾科夫斯基的電影《索拉里斯》（《飛向太空》）、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説《漁王》、稍後的葉甫圖申科的小説《漿果處處》也好，或多或少都有這種“代言”跡象。而凡有“代言”意識的作品，通常會因為意識中高蹈的一面，陷入到某種虛無。可通常説來，一個在所處社會環境裏得到過“精英”地位確認的重量級藝術家，再想讓他固守那早年素樸的原點，去進行自我風格昇華，是太難了。這種考驗，不僅僅是艾特瑪托夫和蘇聯藝術家們所很難跨越的，也是任何其它社會形態的有為藝術家們，在功成名就後所必然面臨的誘惑。

艾氏晚期的小説增容了宗教和傳説因素。一方面，俄語文學有着悠久的東正教來源；另一方面，1991年以後社會的劇變、作家國籍的轉變……都難免會對艾特瑪托夫原來的信仰和秩序感，產生劇烈的衝擊。與此同時，他對人類道義現狀與歷史的關注仍在繼續；他的社會身份也在進一步上升，而伴隨這種上升的還有他對人類文明視野的拓展，幾方面複雜的因素疊加起來，自然也就會使他的小説更具某種文化感，思辯色彩也更濃。 ^[7] 

“我偉大的朋友”，“一個曾與我們所有人緊密相聯的故人”。——戈爾巴喬夫 ^[1] 

“艾特瑪托夫是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新潮環境成長起來的一代，作為少數民族作家脱穎而出。他的作品既保留了豐富的民族特色，寫吉爾吉斯民族風情有很自然、浪漫的味道，又吸收了俄羅斯傳統文學的氣息，具有現實主義傳統，文壇也可以接受他…他的小説帶着很濃的詩情畫意，在世界文學中也是很獨特的。”——石南征 ^[6] 

艾特瑪托夫1928年出生，從小受到吉爾吉斯和俄羅斯兩種文化的薰陶，但是他的寫作開始成功是在1950年代——斯大林時代。在他獲得顯赫文學榮譽之際，正是前蘇聯那些被稱為‘民族良心的作家’受打擊、遭迫害、被清洗、被放逐的時候。那時候的蘇聯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在一個知識分子被整肅，真正的文學被封殺的國家裏，艾特瑪托夫作為這個國家的文學標籤享受着成功的榮耀，這是值得思考的現象。

作為大山和草原的兒子，他寫當代普通人的生活和愛情，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很迷人的，他早年在農場裏待過，做過飼養員，熟悉鄉間的生活，他寫過寵物、動物和自然，這些都很迷人。但是後來他的小説有了很大的轉變，後來不再寫這種浪漫主義的作品。他開始轉向古代神話、荷馬史詩、基督誕生、科學幻想等等。選擇這樣的角度和題材，艾特瑪托夫和他生活的時代和國家拉開了距離。

艾特瑪托夫經歷過斯大林的肅反和大清洗，但在他的作品裏很少看到他的立場和態度。作為作家他迴避了他的社會責任。跟曼德爾施塔姆、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這樣具有知識分子氣質的作家相比，艾特瑪托夫沒有觸及他生活的時代和社會的本質問題。在他那裏人的命運變得抽象，他沉浸在宏大的全球化視野中，迴避了極權政治帶給蘇聯社會及民眾的戕害。俄羅斯文學有偉大的人道主義傳統，從普希金、果戈理、托爾斯泰，到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構成這個偉大傳統的譜系，艾特瑪托夫的文學道路脱離了這個文學的傳統。 ^[3-4] 

2008年被宣佈為吉爾吉斯斯坦的艾特瑪托夫年。

艾特瑪托夫逝世後，吉爾吉斯斯坦當即宣佈，6月14日為國悼日，巴基耶夫總統對國家電視廣播公司下達總統令：“對人民作家的葬禮進行現場直播。”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和總理普京也致唁電錶示哀悼，普京稱他的去世是“我們所有人巨大的無可彌補的損失”，“我們會記住這位偉大的作家，思想家和人道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