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根理論

以下文字引自原文：

“博導博導，一駁就倒；教授教授，越教越臭。我國高校舉辦MBA、EMBA等各類面向實踐的學習班、大量從業人員入學並畢業之後，這個‘流言’就不脛而走。它不能説是我國高校教育的寫照，甚至有點偏頗，但‘無風不起浪’，至少説明我們的高校教育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在學以致用方面，我們的教學和實踐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這個距離其實就是我們的教授與目前我國實踐活動的距離。他們大都是從學士唸到博士，或從海外留學歸來，掌握了不少的理論知識，但由於沒有深入我國的實踐活動，所學理論難以與我國的實踐對接，尤其是應用學科，其理論很難解釋或指導我國的實踐活動。這就讓那些實踐經驗豐富的學員，對一些理論產生‘中看不中用’評價；而一些教授的孤傲和堅持己見，也就成了一些學員嘲諷的對象，‘流言’由此而起。

為了縮短教授與我國實踐的距離，我們不揣淺陋，提出‘樹根’理論，以期與我國高校的教授共同探討和努力，完善和解決我國高校、尤其是應用學科的‘學以致用’問題。”

我國的治學比西方早得多，這可從先賢的著作中得到例證。西方管理學者主張的教學要傳授“知識、技能和品質”的觀點，被我國的一些教授倍加推崇，殊不知早在1300多年前，先賢韓愈已在《師説》裏教導我們：“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見中學課本）。可見我們有時是捨近求遠，一些人更是數典忘祖。類似的現象無須贅言。這也是導致我們的一些教授根基不穩的一個重要原因。

綜觀先賢們的治學之路，可以歸結為兩條：一條是為天地立心，一條是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多是那些立德立言的大師的使命；而“為生民立命”就是立足於為人民服務，強調學以致用，其治學方法又分兩種：一種是用現有理論去指導實踐——我們權且稱為理論派；一種是從實踐出發，上升到理論再去指導實踐——我們稱為實踐派。我們的“樹根”理論就是基於實踐派提出來的。

理論是對自然界、人類社會的系統化的見解和主張。“樹根”理論就是我們把自然界的一個定律移植到應用學科，其核心主張是“深度決定高度”，一棵樹只有根扎得深才能長得高，這個普遍性的規律已無須證明。“樹根”理論又衍生出兩個基本觀點：

一個是“土壤決定適度”。同一個品種的樹在不同的土壤環境中，生長是有差異性的，這就有個“適度”問題。有適度才有高度；適度低則不會有應有的高度。而這“適度”是由土壤決定的。

一個是“季節決定速度”。 同一個品種的樹在不同的季節，生長也是有差異性的。多雨的季節生長快，反之則慢。所以季節決定着樹的生長速度。

一門學科尤其是應用學科，也具備樹的特性。其根系深入實踐的深度決定其高度，我國的“土壤”決定其適度，國家發展的“季節”決定其速度。

“樹根”理論的現實意義是，一個教授只有深入實踐活動，立足我國國情，融入國家發展的新時期，才有可能成為“參天大樹”級的學者。

推廣“樹根”理論的理由如次：

1．改善學風

我們高校的學風從教授而言，大都偏重理論學習，忽略了向實踐學習；偏重學習西方現代理論，忽略參與中國當前實踐活動，從實踐中歸納出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理論。尤其是一些海外歸來的教授，一味強調西方理論“常青”，甚至認為“西方理論解決不了中國的實踐問題是中國的實踐有問題”，殊不知我們需要的是能夠解決中國實踐問題的理論。毛澤東在名篇《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就曾描述過這類人：“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海外歸來的學者還沒有改掉這個毛病，可見這是留學生的一個通病和痼疾。

沒有實踐的源泉，就沒有創造的基礎和動力，“鸚鵡學舌”與“邯鄲學步”的盛行，致使一些學問只能是“拼盤”，頻頻發生的抄襲、剽竊等失大節的事件，就是一個例證。

在教授的這種學風的“薰陶”下，我們的學生也只能從教科書學習知識，很少參與實踐活動，從實踐中吸取知識和營養；一些學生只有學習能力，缺乏工作能力，更無論創新開拓能力。

這種學風存在的主要原因是我們的教授脱離了中國的實踐活動，推廣“樹根”理論，強調“實踐出真知”，就能逐步改善這種學風。

2．改善教風

我國高校的教育方式基本都是“師傅帶徒弟的教育模式”，尤其是在研究生教育階段。教授怎麼做，學生怎麼做，而且相當嚴格。關鍵是工廠的徒弟以後要接師傅的班，而高校的學生能接教授的班的寥寥無幾，大部分還要投身社會，在各行各業從事國家建設工作。他們在課堂或實驗室學到的那些“技能”，一到了大田或單位裏，就無所適從。高校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是畢業論文，考核重形式輕內容，畢業論文成了標準“八股文”，毛澤東給黨八股列的八大罪狀的“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藉以嚇人；語言無味，象個癟三；甲乙丙丁，開中藥鋪”等幾條，用在高校的畢業論文上甚為恰當。由於缺少實踐環節，教授們無法驗證其理論的正確性，所以高校盛行教條主義，以“教條”而非實踐驗證教育效果；為了維護各“門下”的教條，自然又形成了宗派主義。在這個“土壤”中，我們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理論人才”，而我國的建設，恰恰缺少腳踏實地的實幹家。

這種教風直接導致我國高等教育“跑偏”，偏離我國是實際國情，浪費了大量的教育經費。所以在高校推廣“樹根”理論，引導教授和學生投身到我國的實踐中去，用鮮活的事例教育我們的師生，相信能為改善我們的教風起到一定的作用。

3．改善校風

有大師才可謂有大學，大學是學者深思的地方。我們的高校基本都是崇高的校訓，但真正能做到位的，卻十分鮮見。一些高校的逐利思潮、買賣文憑行為和重科研輕轉化的現狀（一些所謂的科研成果根本不能轉化成生產力），已經形成了讓社會頗有微詞的校風，再加上脱離實踐活動的學風和教風，大學的無形資產正在逐步喪失，這對一些高校來説是致命的。

能不致命嗎？一些高校的現象是：文章多，一流論文少；學生多，優秀人才少；教授收入多，科研成果少。這種現狀就是世俗的校風所致。

要改變世俗的校風，推廣“樹根”理論是有效的方式之一。在高校樹立“為生民立命”治學思想，引導師生走上“從實踐出發，上升到理論再去指導實踐”的治學之路，讓我們的教授和學生在深入實踐的過程中，真正享受到治學的樂趣和責任，就可以在改善我們的學風和教風的同時，改善我們的校風。

推廣一套理論不可能一揮而就，它是一個過程。要步入這個過程，我們必須強調以下三點：

1．轉變治學思想

治學思想的轉變是推廣“樹根”理論的首要環節。思想決定行為，只有思想轉變了，我們教授的“根”才能扎到實踐的“土壤”中去。

轉變治學思想的方法有三：

一是強調實踐出真知。理論來源與實踐，但實踐是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所以固有的理論不一定能夠指導不斷髮展的實踐，國外的理論不一定適用國內實踐。只有從實踐中來，再到實踐中去的理論才能常青。實踐是真知的唯一源泉，而一名教授的高度，完全取決於他深入實踐的深度，這也是“樹根”理論的核心主張。

二是進行正證。用從實踐中來再到實踐中去的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及其效果，正面證明該理論的正確性，用事實促進一些教授轉變思路，投身到實踐中去，從切身的實踐活動中提升理論。

三是進行反證。對那些固有的或過時的理論，要通過新的實踐活動進行反證，以證明其指導實踐活動的功能已經喪失或基本喪失，警醒那些抱殘守缺、崇洋媚外的教授，轉變其觀念和治學道路，在實踐活動中追求真理。

2．立足中國“土壤”和“季節”

教授無國界，但教授都有祖國。作為中國高校的教授，尤其是應用學科的教授，治學要立足國情，切實為中國的實踐服務。美國的教授及其研究對象也多是美國的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達到世界一流，主要是因為他們立足美國國情，而美國的發展程度決定了他們研究成果的領先地位。我們在借鑑他們先進研究方法的同時，必須立足國情才能取得獨到的研究成果，而這些成果在國內是一流的，在世界上才有可能是一流的。我國高校一流研究成果較少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的一些教授沒有立足中國的“土壤”和“季節”。

推行和強調“樹根”理論的兩個基本觀點“土壤決定適度、季節決定速度”，可以引導我們的高校和教授立足中國的“土壤”和“季節”。我們可以用一些具體的案例來推動。最有力的一個證明就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案例，我們是靠“從中國的實踐中來再到中國的實踐中去”的毛澤東思想取得勝利的，如果在井岡山時期我們遵循了外國的軍事理論，我們是如何狀況尚不能定論。

3．制定具體規劃和措施

“樹根”理論的基本導向就是深入實踐活動，這也是實踐學派的核心主張。要深入實踐活動，我們的高校和教授就必須制定具體的規劃和完善的措施。高校要制定鼓勵教授深入實踐活動的政策，比如中國農業大學出台的“農業推廣教授”政策，就深得民心和國心，在“重田間產量”（不只看論文）評選教授的政策引導下，相信會有很多老師進入農田，在實踐活動的第一線開展科研活動，其成果較之於實驗室的成果來説，對我國農業的發展更能起到推動作用。

並不是所有的高校都能制定“重產量”的評選制度，但所有的高校都可以制定鼓勵老師到社會相關單位兼職、掛職的政策，例如鼓勵企業管理學科的老師去企業兼職，行政管理學科的老師去機關掛職等。只要老師們接觸了實踐活動，中國的現實就能自動修正他們的治學思路，促使他們學以致用。如此下去，才有可能造就一批大師級學者，而這也正是我們呼籲在我國高校推廣“樹根”理論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