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書

著名學者錢穆先生指出，“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中華禮學是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然而由於去古日遠，且禮經特別是儀禮部分“文古義奧，傳習者少，註釋者亦代不數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致三禮之學日漸式微，一度被學界稱為“絕學”。禮學各種典籍逐漸散亂，且禮學文獻由於散見於各種不同古籍，一直沒有作過全面的輯錄彙編，許多古籍處於瀕危狀態。正是有見於此，我國著名禮學專家沈文倬先生於2000年前後即提出“編纂整理禮學典籍，為中華禮樂傳薪火，為中華後人留記憶”的禮學文獻編纂倡議。沈先生的倡議得到了國內學界的廣泛響應，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將其提為重點研究方向，先後歷經近十年論證研究，於2010年底，浙江大學古籍所集全所之力完成了基礎性的調研工作，編纂完成《中華禮書總目》，完成了對我國現存禮學文獻的摸底調查，正式命名禮學文獻整理項目名稱為《中華禮藏》，並組建成立項目編纂委員會和專家顧問組等相關編纂機構。

本叢書學術價值如下：

（1）《中華禮藏》是繼《中華大藏經》、《中華道藏》、《儒藏》、《子藏》等大型叢書之後，又一次對中華文化典籍的大規模、高起點的整理出版，填補了我國傳統文化學術研究的歷史空白。全球有數以千計的“禮”類的典籍，是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但至今並沒有作全面調查、總結和分類整理，同時隨着時間流逝，有些典籍散見於各種叢書和收藏之地，面臨散佚甚至瀕危，從保持古籍的角度考慮亦需要整理出版。

（2）《中華禮藏》項目我國迄今為止第一次對中華古代傳統禮學文獻進行的全面整理出版大型工程，開拓了傳統禮學研究的新局面。《中華禮藏》的編撰出版，繼承並發展了傳統禮學研究，是傳統禮學研究的當代延續，某種程度上提出了“新禮學”的概念，在數量上大大超過了以往的整理，且突破了將“禮”侷限於“三禮”之學的認識，“新禮學觀”以禮樂核心價值為標準，包含了“尊重人”、“以人為本”、“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等理念，涵括了中國古代一切制度、秩序、觀念，在文獻的分類、學科體系等方面也都有所突破。

（3）《中華禮藏》的編撰出版，在為傳承、研究中華古典禮學提供了完備的、科學的、規範的基礎文獻的同時，也為當代及後世保存了豐富的傳統文化遺產。項目包含近2萬張的各類“禮”類圖片，充分展示了中國傳統禮學文化的博大精深。

本叢書出版後將殘生積極的社會效益，略陳如下：

（1）為文化重建提供文獻依據。《中華禮藏》整理出版，隱合對中國當代對“禮”文化在民間及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與需求；當今社會的人文與道德重建需要古典智慧並與傳統對接，從建設和諧社會、文化大國根本目的角度，也需要禮、樂文明的支撐並對其進行宣傳和推廣。

（2）為民族國家認同提供思想資源。傳統中國通過修撰禮典，使儀式標準化，將標準化的儀式推廣至各個地方，而地方在重演國家禮典儀式的同時，也會形塑自身的標準化與認同感，從而融入整個國家中，增強國家的凝聚力。《中華禮藏》的出版可以凝鍊民族精神，加強民族團結，促進民族交流。

（3）為中國政治體制建設和改革提供傳統智慧。從根本上説，禮樂文明是一種制度文明，即便如《周禮》，“並非要實錄某朝某代的典制，而要為千秋萬代立法則”（彭林《中國古代禮儀文明》），而歷代對制度文明的踐行與探索，保留在各類文獻之中，“國的治亂有無‘和’與‘序’，禮樂是治國的最好工具”（朱光潛語），編纂出版《中華禮藏》，可為當代制度文明建設提供可資借鑑的資糧。

（4）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禮儀典範。本書的出版是國家文化建設的重要標誌性成果，它的出版不單是禮文獻的整理，更是中國禮樂精神的重振，是禮儀之邦的文化名片，是國家對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陳暘(1064~1128年)，字晉之，閩清縣人。宋紹聖元年(1094年)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及第，授順昌軍節度推官。陳暘精於樂律，參加神宗至哲宗時"升之文館"的《樂書》編纂，後主其事。該書200卷，目錄20卷。前95卷摘錄《禮記》、《周禮》、《儀禮》、《詩經》、《尚書》、《春秋》、《周易》、《孝經》、《論語》、《孟子》等書有關音樂的文字，為之訓義。後105卷為樂圖論，論述十二律、五聲、八音(樂器)、歷代樂章、樂舞、雜樂、百戲等，對前代和當時的雅樂、俗樂、胡樂及樂器均有詳盡説明。樂器圖取自散佚少見的《唐樂圖》、《樂法圖》、《律書樂圖》、《大周正樂》、景佑馮元《樂記》等，可謂當時音樂百科著作。陳暘主張樂以太虛為本，聲音律呂以中聲為本，而中聲又以人心為本，認為古樂之發，中則和，過則淫。反對使用"五聲"以外的高低音和變化音，為宋代宮廷雅樂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是年，200卷《樂書》稿成，薦升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為講議司參評禮樂官。崇寧二年(1103年)，《樂書》正式進獻宮廷，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政和初(1111年)，"坐言鹽鐵利"，忤旨奪職。政和三年(1113年)回閩。不久平反。卒後入祀鄉賢祠。《樂書》由其後人陳侯歧首刻於慶元六年(1200年);有元至正七年(1347年)福州路儒學趙宗吉刻本、明遞修本、清光緒二年(1876年)方睿重刻本，並被收入《四庫全書書目提要》。還著有《禮記講文》10卷、《孟子解義》14卷、《北郊祀典》30卷。 ^[1] 

宋人陳暘主持編纂的一部關於音樂的百科全書。

陳暘精於樂律，參加神宗至哲宗時“升之文館”的《樂書》編纂，後主其事。該書200卷，目錄20卷。前95卷摘錄《禮記》、《周禮》、《儀禮》、《詩經》、《尚書》、《春秋》、《周易》、《孝經》、《論語》、《孟子》等書有關音樂的文字，為之訓義。後105卷為樂圖論，論述十二律、五聲、八音(樂器)、歷代樂章、樂舞、雜樂、百戲等，對前代和當時的雅樂、俗樂、胡樂及樂器均有詳盡説明。樂器圖取自散佚少見的《唐樂圖》、《樂法圖》、《律書樂圖》、《大周正樂》、景佑馮元《樂記》等，可謂當時音樂的百科著作。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200卷《樂書》稿成。崇寧二年（1103年），《樂書》正式進獻宮廷。陳暘死後，《樂書》由其後人陳侯歧首刻於慶元六年（1200年）；有元至正七年（1347年）福州路儒學趙宗吉刻本、明遞修本、清光緒二年(1876年)方睿重刻本，並被收入《四庫全書書目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