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詩集·陌上桑

上古至唐五代樂章和歌謠的總集。所收作品以漢魏至隋唐的樂府詩為主﹐全書共100卷。編者郭茂倩。南宋初期人。祖籍鄆州須城(今山東東平)。生卒年及經歷難以確考。

樂府，原本是漢代音樂機關的名稱。創立於西漢武帝時期，其職能是掌管宮廷所用音樂，兼採民間歌謠和樂曲。魏晉以後，將漢代樂府所蒐集、演唱的歌詩統稱之為“樂府”，於是樂府便由音樂機關名稱一變而為可以入樂詩體的名稱。

《樂府詩集》把樂府詩分為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橫吹曲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舞曲歌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近代曲辭﹑雜歌謠辭和新樂府辭等12大類﹔其中又分若干小類﹐如《橫吹曲辭》又分漢橫吹曲﹑梁鼓角橫吹曲等類﹔相和歌辭又分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歎曲﹑平調曲﹑清調曲﹑瑟調曲﹑楚調曲和大麴等類﹔清商曲辭中又分為吳聲歌與西曲歌等類。在這些不同的樂曲中﹐郊廟歌辭和燕射歌辭屬於朝廷所用的樂章﹐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都較少可取成分。鼓吹曲辭和舞曲歌辭中也有一部分作品藝術價值較差。但總的來説﹐它所收詩歌﹐多數是優秀的民歌和文人用樂府舊題所作的詩歌。在現存的詩歌總集中﹐《樂府詩集》是成書較早﹐收集歷代各種樂府詩最為完備的一部重要總籍。

《樂府詩集》的重要貢獻是把歷代歌曲按其曲調收集分類﹐使許多作品得以彙編成書。這對樂府詩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漢代一些優秀民歌如《陌上桑》﹑《東門行》等見於《宋書‧樂志》﹐《孔雀東南飛》見於《玉台新詠》﹐還有一些則散見於《藝文類聚》等類書及其他典籍中﹐經編者收集加以著錄。特別是古代一些民間謠諺﹐大抵散見各種史書和某些學術著作﹐雜歌謠辭一類所收﹐多為前所忽視者。至於後來杜文瀾的《古謠諺》等著作﹐則遠比此書為晚﹐顯然是在它的基礎上編纂的。

它的編次是把每一種曲調的“古辭”(較早的無名氏之作)或較早出現的詩放在前面﹐後人的擬作列於後面﹐使讀者瞭解到某些文人詩是受了民歌或者前代文人的影響。例如﹐“相和歌辭”《薤露》和《蒿里》二曲﹐在《宋書‧樂志》中﹐僅載了曹操的擬作﹐而在此書中卻錄有漢代古辭。曹操的擬作雖然從思想內容到藝術技巧都高於“古辭”﹐然而要説明這種曲調的來源及其本意﹐就遠不如古辭明顯﹐又如《陌上桑》這個曲調﹐據《古今樂錄》本是漢代的“相和歌”中的“瑟調曲”﹐在《宋書‧樂志》中卻只錄了曹操﹑曹丕的擬作和晉樂所奏的一首改寫屈原《九歌‧山鬼》的詩﹔至於《陌上桑》的古辭卻列入了“大麴”一類。在《樂府詩集》中﹐則首先著錄古辭﹐使讀者瞭解曹操等人的作品不過是依古辭的曲調而擬作的新辭。此書還把後人各種擬《陌上桑》而作的詩﹐都附在後面﹐如《採桑》﹑《豔歌行》﹑《羅敷行》﹑《日出東南隅行》﹑《日出行》等等﹐由此可見﹐《陌上桑》對後來文人的種種影響。又如﹐把陸機的求仙詩《東武吟行》和鮑照的《代東武吟》編排在一起﹐可見同一曲調﹐可以譜寫成內容完全不同的各種詩歌。

《樂府詩集》以音樂曲調分類著錄詩歌﹐對一些古辭業已亡佚﹐而其曲調對後人有過影響的樂曲﹐都作了説明。如“漢橫吹曲”中的《梅花落》﹑“雜曲歌辭”中的《行路難》﹐都只有鮑照的擬作為最早﹐但編者仍把《梅花落》歸入“漢橫吹曲”﹐並在《行路難》的説明中引證了《陳武別傳》﹐指出這個曲調在魏晉以前﹐就在北方牧民中流行﹐説明它早在漢代可能已經產生。它反映了民歌對文人詩的影響﹐以及音樂和詩歌的關係﹐對各種樂曲的相同題目﹐它指出了前代樂曲與後代樂曲的繼承關係。如“梁鼓角橫吹曲”中的《黃淡思》﹐編者就引用陳釋智匠的《古今樂錄》﹐認為即“漢橫吹曲”的《黃覃子》。

《樂府詩集》對各類樂曲的起源﹑性質及演唱時所使用的樂器等都作了較詳的介紹和説明。書中這些説明徵引了許多業已散佚的著作﹐如劉宋張永的《元嘉正聲伎錄》﹑南齊王僧虔的《伎錄》﹑陳釋智匠的《古今樂錄》等書﹐使許多珍貴的史料得以保存。這對文學史和音樂史的研究都有極重要的價值。但其中有一些可能出於傳聞﹐未可信從。

《樂府詩集》也存在一些缺點。清代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就曾指出本書把某些文人詩列入樂府題目之中不大恰當。此外﹐由於它重在曲調﹐因此所錄歌辭往往和關於曲調的敍述不太一致﹐如近代曲辭中的《水調歌》﹐編者認為是隋煬帝遊江都時制﹐而書中所錄“唐曲”﹐並未註明作者。其實這些曲辭﹐恐怕是雜取唐人作品而成﹐如其中“入破”第二首﹐顯然是杜甫的詩。

關於此書的分類﹐近代學者也曾有過爭論﹐如書中的相和歌辭和清商曲辭的界線﹐梁啓超在《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中認為“清商”乃漢魏時的“清商三調”﹐郭茂倩把“吳聲歌”﹑“西曲歌”稱為“清商曲辭”﹐而把漢魏的“清商三調”歸入“相和歌辭”是承襲了南宋鄭樵《通志》之誤。黃節不同意梁説﹐他認為漢代“清商曲”已散佚﹐魏晉“清商三調”中包含有“相和歌”十一曲﹐至於隋唐以後﹐魏晉“清商曲”的曲調亦已不傳﹐所以鄭樵所列“清商”﹐只錄晉以後的南方民歌(《〈宋書‧樂志〉相和與清商三調歌詩為鄭樵〈通志‧樂略〉相和歌及相和歌三調之所本》及《答朱佩弦先生論清商曲書》)。

《樂府詩集》的版本﹐有明末汲古閣刊本﹐清翻刻本和《四部叢刊》影印本。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殘本﹐所缺卷帙﹐用元刊本和舊抄本配補。今通用1980年中華書局標點校勘本。

藝術表現手法也非常卓越，它對事件的發生發展，往往是通過人物的對話行動來表現，而不僅是單純的作平板的敍述。其語言生動樸質，簡潔有力，往往三兩句話就能塑造一個成功的藝術形象。明胡應麟稱其為“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矢口成言，絕無文飾，故渾樸真至，獨擅古今”。同時在人物的描述方面，也能運用各種修飾方法，令觀者拍案叫絕。比如《陌上桑》中對羅敷美貌的描述

這一內容與秋胡戲妻的記載有某種相似，或者可以認為《陌上桑》的創作曾經受到了秋胡故事的某些啓發。據《列女傳》和《西京雜記》所説：秋胡新婚方三月，即辭家遊宦。三年後錦衣還鄉，路上遇一採桑女，見而悦之，進行調戲，遭拒絕。回到家裏，方知剛才那位女子原來是自己妻子。其妻也明白了真相，對丈夫的不良品性十分怨恨，於是赴沂水而死。與秋胡故事相比，《陌上桑》內容有兩處顯著不同，一是羅敷樂觀、機智的性格，二是作品故事喜劇式的結局，因此，儘管它與秋胡戲妻故事有一定聯繫，但它又完全是一首獨創的作品。後來有人把兩本牽合在一起，如王筠《陌上桑》雲：“秋胡始停馬，羅敷未滿箱。”作為一種新的創作未嘗不可。又有人用秋胡故事的模式來解説《陌上桑》，認為“羅敷即使君之妻，使君即羅敷之夫”（朱熹）。但這一結論難以從《陌上桑》作品本身得到驗證。理解《陌上桑》應該從作品的實際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