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蘭史

1907年（一説1908年），楊蘭史出生在廣東梅州大埔縣百侯鎮，剛滿週歲時，父親病逝、母親改嫁。可憐的楊蘭史，由祖父，祖母撫養教育長大成人。他自幼聰穎，八歲讀小學，後升入百侯中學。在革命戰爭年代，大埔百侯中學被稱為革命的學校，楊蘭史曾任百侯中學學生會主席。

1926年春，楊蘭史被吸收為共青團員，同年轉為中共黨員。此後，他盡力協助黨團組織發展黨團員，閲讀革命書刊，傳播馬列主義，領導學生運動。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他發動羣眾開展鬥爭。八一南昌起義軍於9月中旬抵粵東時，他率領侯中同學配合工農武裝，攻佔國民黨百侯區署和區黨部，成立百侯區工農政府。起義軍進入大埔後，他率領侯中同學赴三河壩支援前線。10月4日，朱德率領部隊撤退時，楊蘭史為起義軍作嚮導，到百侯後，又組織學生做好接待工作，併為起義軍探聽敵情，為起義部隊的安全撤離作出了貢獻。

1928年春，楊蘭史考入上海復旦大學讀書，並與上海黨組織取得聯繫。1930年，中央決定建立無線電台直接和各根據地聯絡。不久，上海黨組織決定調楊蘭史做上海中央無線電台工作，為上海黨中央溝通江西中央蘇區的通訊作出了貢獻。

1932年，黨中央決定建立通訊學校，楊蘭史被任命為通訊學校校長。該校在他的領導下，到1933年學員增加到1000多人。1934年10月楊蘭史參加紅軍長征，以堅定的革命鬥志，克服重重困難，於1935年10月勝利到達陝北。

1936年上半年，為了培養大量的軍政幹部，黨中央決定創辦“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中央決定派楊蘭史參加籌備“抗大”的工作。同年6月1日，“西北抗日紅軍大學”開學。在抗大工作中，楊蘭史擔任教授，後又擔任政治教育科長的重任，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1938年，楊蘭史由於身體瘦弱，在長期艱苦的革命鬥爭中，操勞過度，積勞成疾，於10月17日病逝於延安，時年31歲。 ^[2] 

現在的大埔縣百侯鎮仍有120多座保存完好的明清時期的官廳式古屋，其中侯南村有一座著名的古民居叫“清白世守”（廳堂叫“繩德堂”），佔地面積415平方米，建築面積370平方米，是楊蘭史烈士的故居。

1907年，楊蘭史出生於這座叫“清白世守”的古屋，由祖父、祖母撫養教育長大成人。楊蘭史自幼聰穎，八歲讀小學，後升入百侯中學，在進步教師、其祖父的教育培養下，成為品學兼優的學生，深得老師的讚賞和愛護。

在革命戰爭年代，百侯中學學生會主席楊蘭史充滿革命熱情，領導學生積極開展革命鬥爭，1926年春，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領導學生運動，1926年5月發動清算百侯區長、國民黨右派楊省我的鬥爭。1927年又發動百侯武裝暴動。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勢力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屠殺，楊蘭史在中共大埔縣委和百侯區委的領導下，發動工農羣眾、學生開展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積極準備百侯武裝暴動工作。於1927年8月迎接“八一”起義軍進入大埔，楊蘭史率領百侯中學學生前往三河壩做好支前工作。10月4日，朱德率領部隊撤退時，楊蘭史為起義軍作嚮導，到百侯後，又組織學生做好接待工作，併為起義軍探聽敵情，為起義部隊的安全撤離作出了貢獻。

八一起義軍撤離大埔後， 1928年春，楊蘭史在上海的親友幫助下，考入上海復旦大學讀書，與上海黨組織取得聯繫。在上海黨組織的領導下，在復旦大學負責領導學生運動。1930年，革命根據地蓬勃發展，為更好地指揮各根據地開展武裝鬥爭，中共中央急需和各根據地直接聯繫。為此，中央決定建立無線電台直接和各根據地聯絡。不久，上海黨組織決定調楊蘭史做上海中央無線電台工作。楊蘭史在從事無線電通訊工作中，認真鑽研無線電技術，很快地掌握了無線電台的有關知識，為上海黨中央溝通江西中央蘇區的通訊作出了貢獻。1931年，上海黨中央機關遭國民黨反動派破壞，他與曾三、王逸羣、嶽夏等人由黨內交通秘密護送，繞道香港經汕頭、大埔、永定、上杭等地進入江西中央蘇區。1932年黨中央決定建立通訊學校，楊蘭史被任命為通訊學校校長。該校在他的領導下，到1933年學員增加到1000多人。學校分設無線電通訊、電話通訊、旗語通訊和司號通訊等專業，學員畢業後分派各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區建立電台，溝通了中央蘇區與各根據地的通訊聯繫，為黨的通訊事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1934年10月楊蘭史參加紅軍長征，以堅定的革命鬥志，克服重重困難，於1935年10月勝利到達陝北。

1936年上半年，為了培養大量的軍政幹部，黨中央決定創辦“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中央決定楊蘭史參加籌備“抗大”的工作。同年6月1日抗大開學。在抗大工作中，楊蘭史擔任教授，後又擔任政治教育科長的重任。他根據黨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關於必須大量培養幹部這一指示，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和黨的政策、革命實踐，培養了大批革命幹部，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他長期帶病堅持工作，在教育工作中費盡了心血。

1938年，楊蘭史由於身體瘦弱，在長期艱苦的革命鬥爭中，操勞過度，積勞成疾，身患肺結核、腦膜炎。當時限於物質條件差，醫藥緊缺，雖經多方治療仍無見效，於10月17日病逝於延安，時年31歲。中共中央為哀悼傑出而年輕有為的楊蘭史烈士，紀念他為革命事業和抗大所作的辛勤業績，由朱德同志於10月20日主持舉行了黨中央機關幹部、抗大師生數千人蔘加的隆重追悼大會。中共中央以及黨的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葉劍英等送了花圈，毛澤東親筆寫了悼詞：“哀悼我們教育戰線上的勇士，楊蘭史同志永遠不死！”事後，黨中央還出版了《追悼楊蘭史的特輯》，永作紀念。後來，他的祖父楊子和先生一直珍藏着毛澤東親筆為楊蘭史烈士題寫的悼詞和原抗大校長許光達隨後寫給楊子和先生的覆函這兩件烈士紀念品。 ^[5] 

楊蘭史的摯友王智濤在《從共產國際歸來的軍事教官：王智濤回憶錄》中記錄了楊蘭史的生平事蹟。

楊蘭史原名楊衍祥，1907年生於廣東大埔縣。1925年加入共青團，後轉為中共黨員。1928年人上海復旦大學讀書，曾領導學生運動。1930年在黨中央的上海無線電台工作。1931年與曾三、王逸羣、嶽夏一起到蘇區加入紅軍。先後擔任紅軍通信學校校長、紅軍學校政治教員、彭楊步兵學校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和校部秘書長。1933年11月，我隨李德到彭楊步兵學校檢查工作，與楊蘭史相識。彼此一見如故，他講了很多國內、黨內、軍內情況，對剛回國不久的我幫助很大。長征路上，我們同在幹部團，他是政治教員，我兼任軍事主任教員。行軍時邊走邊聊，宿營後談天説地，成為志同道合的摯友。

籌建紅大時，他和我都是籌備組成員。一期他擔任政治教員，我兼任軍事教員。二期訓練部調整組織機構，專設軍事教育科和政治教育科，我任軍教科科長，他是政教科科長。羅瑞卿説:“你們兩人是抗大軍、政教育的台柱子，是我的左膀右臂，是劉亞樓的哼哈二將。”當時，政教科教員有張如心、羅世文、張愛萍、李培南、郭潛、陳芝芳、任白戈、艾思奇、張慶孚、何思敬、徐懋庸。張愛萍是紅軍名將，艾思奇、任白戈少年成名，是哲學大家，張如心早年留蘇，接受馬列主義科班教育，經常與張聞天切磋馬列，是黨內著名理論家，徐懋庸是文學和文藝權威。可謂人才濟濟，個個精英。但是，來自白區的大知識分子文人相輕，互不團結，與張愛萍、張如心等紅區軍政指揮員也不融洽。楊蘭史有在白區和紅區工作的雙重經歷，瞭解出身經歷不同的人的優缺點，善於協調人際關係，很快就解決了矛盾，把大家團結起來。再加上他理論功底厚實，教學經驗豐富，思想作風正派，在科裏威信很高。政教科的教學在他的領導下，逐步走上了軌道。我向他取經。他介紹團結一幫能人的經驗説:“教學不能單打獨奏，光自己教得好遠遠不夠，還要全科齊心協力，大家都教得好才行。政教科教員大多是知識分子，幫助他們克服私心和虛榮心是全科團結的關鍵。你們科不同，教員都是有戰功的老資格，文化不高，缺乏教學經驗，可能不服氣你這個職務比他們低，打仗比他們少的科長。與簡單、樸實、直爽，不背後搞鬼的老同志搞好團結的關鍵是你。尊重、理解、大度、寬容，不苛求大老粗身上的小缺點小毛病，就能與他們融為一體。再就是拿出真本事來，把軍事教學搞上去。老同志只信服有真本事的人，信服是團結的基礎。”楊蘭史的真知灼見，指導我領導全科教員們搞好教學。

關於軍政教育比例，政治部意見應按一期時毛澤東做出的規定辦，即前三個月偏重政治，佔三分之二，後三個月軍政各半。訓練部研究討論時，我發言説:“一期開學時，紅一方面軍長征結束不久，三大主力還沒有會師，抗日戰爭尚未全面爆發，軍政教育比例那樣安排是適合當時的形勢的。現在形勢不同了，我軍將士正在前線浴血奮戰，抗大的首要任務是要為前線輸送戰略、戰役、戰術指揮員，因此建議將軍政教育比例調整為七比三。”楊蘭史第一個表態贊成，他説:“軍政教育都要為抗擊日本帝國主義戰爭服務，軍事教育搞好了，能培養出前線急需的各級指揮員，同樣是抗大政治教育的成果。”政教科長帶頭支持減少政治教育的時間和內容，促進劉亞樓下決心，把我的建議作為訓練部意見上報。後經教育委員批准，從三期起教學比例就改變了。

楊蘭史對我説：“軍事教育和政治教育是抗大辦學的兩大主線。軍教科長和政教科長，各自把握一條線，就像部隊的司令和政委，是一對搭檔。咱們兩個團結一致，齊心協力，抗大的軍政教育就能比翼齊飛。”我們兩人在工作上，一直相互支持，主動配合，密切合作。我舉辦軍事教員訓練班時，他帶着政治教員來見學，之後也辦起政治教員訓練班。我為八路軍總部舉辦參謀訓練班，楊蘭史主動來教授通信科目。楊蘭史辦政治教員訓練班時，要我去做《馬、恩、列、斯、毛論軍事》的專題講課。學員們説:“政治教員教軍事，軍事教員教政治，互幫互教，相得益彰。"

我們私交也很好。他思想敏鋭、善於觀察、看問題深刻，待人真誠、寬厚、直言不諱，對我幫助不小。他經常提醒我，要多注意觀察周圍的人和事，説話辦事一定要講究方法，要主動向領導彙報工作，對待同事不要過於嚴肅，對待下級不要過於嚴厲。在上文提到的那次校務會議上，他接着我發言，反映的意見與我的差不多，只是沒有點名，口氣很平和，用詞很委婉。會後，他對我説:“你真是個直腸子，一點彎都不拐。我佩服你的耿直，但不贊成你的方法。”

他身體瘦弱，經常咳嗽，我勸他去醫院，他嘴上答應，卻依然帶病堅持工作，終因操勞過度積勞成疾，染上肺結核和腦膜炎。限於當時醫療條件，雖經多方治療，仍不見效。1938年10月17日病逝於延安，時年三十一歲。

10月20日，由朱德主持的追悼會在延安舉行。中央黨政機關幹部和抗大教職學員數千人蔘加。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葉劍英送了花圈。追悼會後，毛澤東號召大家學習楊蘭史“忠誠黨的教育事業”，要有死在延安，埋在清涼山的決心。 ^[3] 

楊蘭史因長期參加艱苦的革命鬥爭，操勞過度，積勞成疾，患上肺結核、腦膜炎，由於當時物質條件差、醫藥短缺，雖經多方搶救，終被病魔奪去寶貴的生命，於1938年10月17日在延安病逝，時年31歲。

楊蘭史逝世後，中共中央機關幹部和抗大教職員工共數千人，為哀悼傑出的年青有為的楊蘭史，紀念他為革命事業和抗大付出辛勤的功績，在朱德主持下於10月21日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毛澤東出席追悼會。中共中央、黨的領導人及各機關、單位都送了花圈。黨中央的輓詞是“忠於革命學校工作的典型工作者!” 毛澤東寫了“哀悼我們教育戰線上的勇士楊蘭史同志永遠不死”。朱德的悼詞是。“萬五千里長徵的英雄又弱了一個!” 劉少奇的悼詞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周恩來的輓詞是：“悼念蘭史同志忠於黨、忠於無產階級、忠於革命直至最後一息!” 彭德懷的輓詞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一個嚴重損失!” 葉劍英的輓詞是：“學習楊蘭史同志在政治上的堅定性!”追悼會後，黨中央出版了悼念楊蘭史烈士的《特輯》，以作紀念。

1939年6月18日，抗大三分校校長許光達給楊蘭史的祖父楊子和先生寫了一封信(隨信寄去一冊追悼《特輯》)，信中説：“……蘭史同志雖死，但他的革命精神將永遠存在無數同志的心中!先生有這樣一個忠實於革命事業的後輩，實有無限的光榮!"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