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素藴

楊素藴，生於明崇禎二年(1629年)，卒子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十月，陝西宜君縣石堡村人，字筠湄，別號退庵。祖輩幾代為官，均不曾顯赫，然頗重名節。祖父楊國俊官三水教諭，卒後，祀鄉賢祠。其父楊清，舉明經，廷對，因恥於與宦官為伍，棄官不做，歸梓居家．楊素藴幼年喪母，及長，父又卧病，他“躬親湯藥，不解衣帶”，①三年如一日侍奉榻前，鄉里皆以至孝譽之。

順治九年(1653年)，二十三歲的楊素藴考中進士，開始步入仕途。次年，官直隸東明知縣。東明南近黃河，由於黃河甫決，城郭敗毀，房屋廬舍倒塌，民人死傷流徙，所遺殘黎僅數十家。楊素藴招集流亡，賑濟災民，日理案牘“求民瘼皇皇焉，不暇給也”。

②三年之後，復業之户已達萬餘，百姓蘇困。不久，山東境內以任鳳亭、王小網等人為首的農民起義軍聚眾數千，蔓延直隸南部東明一帶。楊素藴稟承總督李祖蔭之意旨，對農民軍誘以金錢利祿，遂使之瓦解受撫。爾後，鑑於東明貧困乏學，楊素藴又以人才為急務，將縣小學改建為縣大學，增加了入學名額。

十六年(1659年)二月，詔命吏部考選科臣。楊素藴以治績卓異，兩經預選，於翌年六月，補四川道監察御史。其時，清朝雖已奠都北京十餘年，但長期征戰，各項制度尚未健全，亦無一定成規。七月，剛剛蒞任御史的楊素藴便以科臣的身分具疏列舉“銓政”、“弭盜”、“學校”諸政時舉時廢之弊，請建長遠之策。他認為，清朝要建萬世基業，必須“蚤(早)定規畫，垂為典章”，如此，才可使後世“聖子神孫蒙業而安”。

3又針對百官翫忽職守，不肯勉圖實績的現狀，上“端本澄源要術”一疏，他説：“臣言官也，宜以言為事。然今天下所患者，正在乎議論多而成功少。中外大小臣工，苟且偷安，怠玩成習，雖屢經天語申飭，言官條奏，總視為紙上之空言，終未有勉圖之實跡。”故應“再行嚴敕內外大小臣工各修職業，……庶司百職人人打起精神，大破從前推諉之積習”。“司舉劾者以進賢、退不肖為務；籌財用者以贍軍裕民食為先；任封疆者制鎮將之跋扈，靖寇盜之妖氛；理刑獄者弗容兇惡漏網，不使良善含冤，則平天下無餘事。更願皇上推誠御物，肅大閒而寬小眚，俾人人得展才見長，是尤端本澄源之要道也”。④楊素藴以言為職，凡有所見，直言陳之。

八月，他就京畿以南諸害疏請釐正，但：“驛遞之偏累，宜調停也”；“本色之賠害，宜議改則也”；“石田之廢棄，宜議豁免也”。⑤九月，又疏請革直隸各州縣所行“銷算”陋規，杜絕貪墨者借錢糧核對行索納賄。數月之內，“前後條上章以十數，皆切中時弊”．⑥

是年，清朝統治者為鞏固其對全國的統治，欲援“以藩屏周”，命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分鎮雲南、廣東、福建，是為三藩。其中，平西王吳三桂尤為功高權重，不僅總管滇黔，節制督撫，且有除授官吏的特權，稱為“西選”，“西選之官遍天下”。⑦對此，朝野百官有目共睹，卻皆畏其權勢而噤言。十一月，楊素藴翻閲邸報，見吳三桂又以分巡上湖南道胡允等十人題補雲南各道，且所題之人竟有奉差、部曹，即以西選違制具疏彈劾。疏言：“夫用人，國家之大權。唯朝廷得主之，從古至今未有易也。”“從未聞以別省不相干涉之處；及見任京官公然坐缺定銜，如該藩今日者也。且該藩疏稱，求於滇省既苦索駿之無良，求於遠方又恐叱馭之不速。即如所言，湖南、蜀省去滇稍近，猶可計日受事，若京師、山東、江南等處距滇南萬里，不知所謂遠更何在也？”詰之曰：“若盡天下之官不分內外，不論遠近，皆可擇而取之，則何如歸權於吏部，照常銓授，尤為名正言順也。即雲貴新經開闢，料理乏人，諸臣才品為該藩所知，亦宜先行具題，奉旨俞允，然後令吏部照缺籤補，猶不失權宜之中計。乃徑行擬用，無異銓曹，不亦輕名器而褻國體乎？”楊素藴一針見血，指出了吳三桂的“西選”已經背離了清朝集權政治的軌道。首先，所除官員遠至京師等地，違反了“皇上所以特假便宜者，不過欲就近調補，無誤地方”的規制．其次，徑行擬用，無異銓曹。而不是“先行具題，奉旨俞允，然後令吏部照缺籤補”，不合封建國體法制。因而楊素藴語詞頗為尖鋭地説：“夫古來忠邪之分，起初莫不起於一念之敬肆。在該藩揚厲有年，應知大體。即從封疆起見，未必別有深心，然防微杜漸當慎於機先。伏乞天語申飭，令該藩嗣後唯力圖進取，加意綏輯，一切威福大權俱宜稟命朝廷，則君思臣誼兩得之矣。”⑧疏上，有司持其章奏未敢即發，諸官駭然。閲月，順治皇帝詔令部議。然未及待果，即逢皇帝駕崩，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未幾，吏部仍然具奏升補胡允等十人官雲南各道。

楊素藴外轉川北道。時逢吳三桂追剿南明永曆皇帝朱由榔自緬甸凱旋，見楊素藴所奏，深銜之，“上疏詆其意含隱射，語伏危機”，尤忌其“防微杜漸”之詞。⑨朝廷詔令楊素藴回奏。是年(順治十八年)十一月，楊素藴奉旨再奏，曰：“臣官御史時，見吳三桂題補方面官，不論內外遠近，一律坐缺定銜，有礙國體，是以具疏駁正。至於防微杜漸等語，原屬概論，古今通義，未嘗專指該藩。臣與該藩素不識面，有何嫌隙，不過據理而陳，非別有意見．”⑩所言仍亢而不卑，直陳不諱。四川巡撫佟鳳彩見其過於耿直，強其改易二語。然而，在吳三桂剛剛為清人建樹亡明大功之際，任何非議都無異於以卵擊石，部議以楊素藴含糊巧飾降調，不久又罷職歸裏，十年不聞。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吳三桂反叛，楊素藴終於以先知睿見為眾人所識。次年三月，尚書郝維訥、冀如錫，侍郎楊永寧交章薦其可用，郝維訥尤譽其剛腸正氣人所不及。詔令以原官品級錄用，發湖廣軍前。適逢父喪，丁憂服闋後，始奉命赴任，補現辦軍務參議道。

十七年(1678年)，清軍進剿湖北叛將楊來嘉、洪福。二月，湖廣總督蔡毓榮奏請以楊素藴辦理軍需。疏言：“大兵進剿叛賊楊來嘉、洪福等，襄陽為咽喉重地，全恃守道督率所屬，供辦軍需，接應往來兵馬。現任下荊南道黃隆才力不及，應降調，必得精明強固如素藴者，始克勝任。”11楊素藴遂膺重任，轉遷下荊南道。其時，襄陽、房縣、保康為清軍轉餉必經之地，房縣、保康一段路程尤其險峻狹隘，舟車不通，每歲須調安陸、德安、襄陽三郡丁夫擔負，夏不避溪水瀑漲，冬不避雨雪路滑，死者相望，民人苦累不堪，軍餉每每不繼。楊素藴受命後，即悉心訪察，偵知各城有小溪，可通舟楫，遂親行於川穀之中，斬棘鑿石，闢地數十里，輸通船道，卒至“省三郡丁夫十九，而軍興無乏”。12未負精明強幹之名。

二十一年(1682年)，平定三藩的戰爭已經結束，楊素藴再遷山西學道。他力行改正文體，崇重理學，“晉人有關西夫子之頌”。13三年任滿，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以治績卓著，“內升京堂，遂受通政使司參議”；14旋即，遷奉天府府丞、順天府府尹等職。

二十六年(1687年)，楊素藴出任安徽巡撫，始蒞一方大吏。是歲，皖省被災，民人大飢，他當即具疏請賑，但餓死者相繼出現。楊素藴未待朝旨下達，便檄令各州縣開侖發米。他説：“若上，須報，則濡滯時日，是棄民也。”15安徽民人遂因此得以保全。數日之後，賑令始至，而饑饉急情已去。

二十七年(1688年)夏，湖廣總督標下所裁兵丁夏逢龍聚眾舉事，據武昌而震驚全楚。安徽乃其毗鄰，頓時訛言四起，婦幼爭相出城躲避，人情驚懼，官不能止。楊素藴見狀，遂下令張榜安徽省城四門，大書“願出城者聽之”，隨後又以平叛塘報曉示百姓，民人乃安，出城者歸復。與此同時，楊素藴卻在積極籌備戰事，以防叛兵東侵。他請兵請餉，“以實標營而資緩急”，16皆得朝廷稱允。百姓尤為讚譽之，出任皖撫不過一載，已博“威惠兼著”17之名。

是歲，湖北大旱，自夏及秋無雨，壤裂草枯，溪水不流，百姓無以為生，已十室九空，而漕糧、南米之徵在即。楊素藴食不甘味，寢不成眠。九月，上疏為民請命。疏曰：“將楚北本年分應徵漕糧及隨漕各項，或俯照江南邳州例盡與豁堯；或查照江南省舊例，凡遇饑饉之年，將本年應徵漕糧，俟於二十九、三十四年分年帶徵帶運，使民得一意辦納南糧，運供兵卒。”19懇請朝廷破格議核。疏上，康熙皇帝十分重視，即命户部差官赴湖北訪察，命准將楚省本年應徵正耗漕糧、漕項錢糧於二十九、三十四年帶徵。20

不久，户部郎中舒淑、員外郎金達善至武昌。而楊素藴自入夏以後，中暑腹瀉，加之奔波勞碌，時已病篤，故遣布政使於養志隨總督丁思孔會同欽差勘察災情。十月，他自知時日不多，又具疏解任歸裏。其時，康熙皇帝正以湖北災情為憂，見疏，誤以為託詞，怒而責之曰：“楊素藴居官並無善狀，被災處所不親行察勘，託病求罷，殊為可惡，著革職。”21旨未至，楊素藴已於是月病死，22終年六十歲。彌留之際，他仍口授其子代書湖北六弊，指出“凡六事受害者州縣衞凡十七處，累官累民年月久深”，請朝廷察行豁免。23言畢，卧拜，臨終遺言。“此疏行，臣目瞑矣。”24著有《見山樓文集》、《京兆奏議》、《西台奏議》、《撫楚治略》、《谷城水運記略》諸書。

是年十月，奉命移撫撫湖北。素藴官風如故。他溯江而上，沿路體察民情。到任後，又即刻諮訪屬員，翻閲案牘，很快熟諳地方利病，兵民情狀。時湖北尚未安定，叛首夏逢龍雖誅，然協從者尚眾，誅叛之餘波尤擾百姓，甚或一夕而數驚，人心洶洶。楊素藴令首嚴告訐，誣者反坐。至次年(康熙二十八年)上元節，又張燈結綵，陳魚龍百戲大慶之。並大開城門，聽民自由出入，民心遂安，自翌日始，市井漸致熙攘。事聞朝廷，當即派欽差郭人傑於是月抵楚，頒賜玄色大緞一匹、玄色片金大緞一匹、寶石藍紗一匹、玄色蟒緞一匹，以示嘉獎。

百姓晏安之後，楊素藴即着手治理地方，“凡利所當興，害所當除，罔不斟酌損益，力圖治理”。18他見湖北連年苦於軍供和雜派，而以制錢搭放兵餉尤為弊端，請旨即行停止。他説：由於錢價太低，士兵名為餉銀三兩，而實得僅其二，兵不足餉．而兵以錢投入市場，恃勢強買，民又受其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