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生茂

中國美國史研究會顧問、南開大學教授。 ^[1] 

楊生茂，字暢如，教授。1917年9月生於河北省涿鹿縣，7歲入私塾，11歲入高級小學，1931年入宣化初中，1934年入北平高級中學，1938年至1941年就讀於燕京大學。1941年秋赴美學習，先後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1941-1944年）和斯坦福大學研究院（碩士，1944-1946年）讀書，主修美國外交史。1946年冬回國，1947年9月來南開大學歷史系，開始教書生涯。1956年被評為副教授，1961年晉升為教授，1995年退休。講授有《怎樣學習美國史》等課程。

楊生茂主要從事世界近代史和美國史的研究，在美國外交史和美國史學史方面尤有重大建樹。曾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代主任(1949-1950)、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7-1964)、歷史系副主任(1962-1964)、美國史研究室主任(1964-1984)等。曾兼任歷史系學位委員會主任(1985-1988)、南開大學學位委員會委員(1985-1988)、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1985-1991)、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會世界史組成員(1986-1990)等。1959年開始招收世界近代史研究生，1978年開始招收美國史碩士研究生，1984年被認定為博士生指導教師。

講授的主要課程有：“世界近代史”、“美國外交政策史”、“美國史學史”等。曾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代主任和副主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美國史研究室主任、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校系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副理事長與顧問、中華美國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世界近代史學會學術顧問、國務院第二屆學位評議委員會歷史組成員（1986-1990）、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會世界史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兼職研究員、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成員、《美國曆史雜誌》國際特約編輯（1992- ）、《外國曆史小叢書》編委、《歷史教學》編委（1951- ）及《博覽羣書》編委（2003- ）等。

楊生茂先生的最大貢獻乃在於他培養了一大批國內美國史研究的頂級學者，“支撐着當前中國美國史研究的半壁江山”。

承擔過國家教委教材科研項目、中華人民共和國1981-1985年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項目和國家教委博士點研究項目。 所獲獎勵有：天津市總工會勞動模範（1961年）、天津市總工會“七五”立功獎章、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1984年、1991年）、天津市研究生教育學會優秀論文三等獎（1987年）、國家教委高校優秀教材一等獎（1988年）、中國圖書評論學會“中國圖書獎”二等獎（1990年、1991年）和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證書（1991年）等。

學術觀點主要有：（1）歷史認識具有相對性，但相對主義是與絕對主義相通的；（2）具有良好的社會效應才是優秀著作；（3）優秀著作應吸收中外已往的優秀研究成果，應答當前社會提出的問題，啓發對未來的思考；（4）對外來文化應鑑別吸收，“全盤吸收”觀念同“固步自封、”“妄自菲薄” 觀念一樣，是矇昧的表現；（5）儘管外交決策受到種種易變因素的影響甚至左右，但經濟因素是決定國際關係的終極因素；（6）經濟是外交決策的基礎，政治是實現經濟目標的手段，外交策略口號服務於政治要求；（7）外交政策實質上是內政政策的延伸；（8）只要國家這一現象存在，外交政策總是服務於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但一意追求損人利己的沙文主義對外政策，則會無視權力的極限，陷入霸道主義強權政治的自我損毀的深淵。

楊生茂是中國美國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美國外交史研究的一代宗師，為中國世界史學科特別是美國史研究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楊生茂不僅於1964年創建了南開大學美國史研究室，他還努力將全國的美國史研究與教學人員組織起來，凝聚力量，相互交流，共同推動美國史研究在中國的發展。他與國內其他高校和研究機構的美國史專家一道，於1979年發起成立了中國美國史研究會，並出任副理事長，為研究會的初創和不斷髮展傾注了大量心血。1986年被聘為研究會顧問後，繼續指導研究會的工作。

20世紀70年代末，楊生茂與劉緒貽教授一起主編《美國通史》，歷經二十餘年鍥而不捨的努力，數易其稿，終成6卷本、300多萬字的鉅著，得到了學術界高度評價，被視為中國世界史研究中的精品鉅著，是我國內容最為豐富、篇幅最大的美國通史著作，標誌着中國的美國史研究已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該書曾作為國禮送給美國領導人。除《美國通史》外，他還與張芝聯、程秋原等學者一起主編《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主編《美國外交政策史(1775-1989)》和《美國曆史百科詞典》；合著《美國史新編》；編著《美國曆史學家特納及其學派》；出版個人文集《探徑集》。他曾獲“中國圖書獎”、“國家教委優秀教材獎”、“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天津市勞動模範”等。

楊生茂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2010年5月4日19時20分在天津逝世，享年93歲 ^[1]  。

楊生茂先生與世界歷史教學

中國的世界歷史教學始於解放後，教授者是一批跨越新舊兩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楊生茂教授（字暢如，1917-2010）是這個時段的親歷者之一。他畢生從事世界歷史的學習、教學與研究，其專業方向前期集中於世界近代史，後期主要在美國史領域。本文追溯楊先生在世界歷史方面的教學活動，諸如建國初期建立新史學教學體系的探索、參與《歷史教學》雜誌的草創、參與世界歷史教科書的編撰等，探察主導其這些教學活動的心路歷程，以展現共和國初期世界歷史教學建立的部分過程。今年是《歷史教學》創刊65週年，撫今追昔就更有意義。

對於楊生茂先生來説，他的世界歷史教學生涯，是從學習開始的。1949年前，中國只有“西洋史”之稱，根本沒有“世界歷史”這個學科名稱；而之前他所受的教育和學的知識，又不能適應新中國新史學的要求，需要重新學習。

中國的“西洋史”的教學與研究始於20世紀20年代燕京大學第一個女教授陳衡哲。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這門以歐洲大陸為中心的歷史課程在高校教學中不再出現，被高教部指定的“世界通史”課程所取代。“世界通史”這個教學概念，在中國這個有着幾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度首次使用。世界通史課程究竟該怎麼講，前無古者，無可借鑑。這種情況難煞了那些從“舊社會”過來的、教育背景各異的高校教師。他們需要蜕變，需要在思想上、信仰上和學術體系上進行顛覆性的轉變。剛從美國留學回國一年多的楊生茂先生在初創世界歷史教學的同時，開始了其人生的第三個學習階段。

楊生茂先生1917年出生在河北省涿鹿縣，自小目睹了戰火連綿、災難深重的舊中國的貧弱與屈辱。軍閥混戰、1931年“九一八事件”、1935年“華北事變”和1937年“盧溝橋事變”期間，正是他小學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學之際。這些刺激對他形成後來的均貧富、憎外辱、愛祖國和興國家的思想有着很深的影響。1938年他考入燕京大學，1941年赴美，先後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學研究院學習美國史。1947年秋，他回國到南開大學任教，主講必修課“西洋通史”。他是抗日戰爭結束後文學院中第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年輕教師。他回憶説：“當時‘西洋通史’的內容具有半殖民地氣息，連使用的課本都是美國人編寫的。”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楊先生感到，“在自己的生命史和學術史上又掀開了新的一頁，兼有‘枯木逢春’和‘樑上君子’（楊令俠注：脱離實際之意）之感。一方面感到所學皆非，另方面感到需要學的新知識太多了”。

楊先生總結一生的學習歷程共有三個階段。一是封建主義教育，即私塾教育；二是資本主義教育，即正規的學校教育，包括高級小學、高級中學、燕京大學和在美國留學接受的教育；三是社會主義教育，“第一步是學習新的社會主義的道理”。

楊生茂先生所説的第三個學習階段，包括1951年底至1953年在中央黨校的系統學習。他上了他從未涉獵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共黨史和聯共黨史等課程，聽過艾思奇、劉少奇和蘇聯專家的講座，也讀了很多馬恩著作。他感覺自己不僅學了很多新知識，而且有一種順理成章之感。之所以有這種感覺，主要是他在解放前積累起來的兩種思想，即民族感情和社會進步觀念。即便如此，楊先生經歷的思想蜕變過程也如翻江倒海，時起時伏。建國後，國家建設迅速發展、日新月異，需要知識分子重新學習、並快速建立一種世界上前人從未探索過的世界歷史的教學體系。楊生茂先生的學習過程既是社會主義教育活動，也是思想改造活動。他的世界歷史教學活動已經不再是他個人的事情，而是與新中國的命運密切相連。新中國的“舊知識分子”們心悦誠服地學習、心甘情願地奉獻，這就是那一代愛國知識分子的特徵。

1949年6月南開大學歷史系全系教師們簽名公推楊生茂先生為代理系主任。同年，楊先生着手建設新的史學，在全系做了題為“新的歷史”的報告，並着手全系課程的配備。1950年秋，他在《歷史系工作報告》中寫道，本學期所開設之課程甚為完備。楊先生講“甚為完備”是完全有根據的。當時南開大學世界史的課程體系和學術梯隊整齊、優秀，從原始社會史、上古史、中古史到近代史全面開設。1953年全國高校歷史課程規劃會議將世界史分為上古史、中世紀史、近代史、現代史和亞洲史。這次新中國首次世界史學科劃分，在國內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從此，中國的世界史學科體系正式確立。

楊生茂先生自己的教學經歷是跟隨高教部的課程安排指示進行的。剛解放時，楊先生開設“世界通史”，後開設“蘇聯史”和“史學名著選讀”，主要講《國家與革命》和《共產黨宣言》等。他説，“當時現學現講，雖然之前在美國看了不少俄國史和蘇聯史的英文著作，但主要參考蘇聯的<聯共黨史>”。不可否認的是，在解放初期，中譯本蘇聯教材為中國世界史的草創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紀50年代初，根據教育部的要求和在美國學習美國外交史的基礎，楊先生選擇了開設“世界近代史”課程，是建國初南開大學這門課程的主講者，也是解放後中國第一代講授“世界近代史”的教師之一。

1950年楊生茂先生任“天津市新史學會”會長，併成為中共預備黨員。1951年5月始，楊先生在天津中國大戲院作“世界近代史”輔導報告，後去天津廣播電台講課。1957年楊先生任南開大學歷史繫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1966-1976年中斷；至1984年），同時還擔任國際共運史教研室主任（至20世紀60年代初），1958年開設“美國史”課，同年招收南開大學歷史系第一個世界近代史專業的研究生。

楊先生非常重視教學。那時候大學五年制，歷史系本科生主要聽兩大通史課，即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僅世界近代史的課每禮拜上四節，講一年，因此授課任務非常繁重。他使用了當時還不普及課堂討論和口試的教學方式，重視輔導和啓發。

在世界史教學過程中，楊生茂先生總結出培養研究生的三個步驟。

第一，訓練從摸清資料開始。研究生一入學，楊先生就要求他們到圖書館查書目。“例如研究美國工人運動史的，先到圖書館裏面看看美國工人運動史方面有哪些書，開一個書單，然後再在該書下面寫幾句話，哪年出版的、看完序言或導論後有什麼感想、這書有什麼優點、有什麼缺點，甚至比如可以説這書的地圖好、索引比較詳細等，什麼都可以説，以此證明你看這書了。”“下一步做專門的文章時，我要求學生再進一步給我開一個書單，那就要求詳細了。”

第二，訓練學生思考。“語義學很重要，尤其要研究外國的語義。”

第三，楊先生主張研究生要出去參加學術討論會。交流思想很重要，最後才能創新。

作為教學園地，需要同時解決教師如何“教”和學生如何“學”的問題。在教學培養方案的制定方面，楊生茂先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1963年，在楊生茂先生主持下，南開大學歷史繫世界近現代史教研室近代史組制定了三份重要的教學培養方案。

《世界近代現代史專業、美國史方向研究生學習大綱》內設“説明”、“課程內容”、“學習要求”、“書目”和“附件”。附件分別是“世界近代現代史必讀和參考書目”、“美國史必讀和參考書目”和“美國史方向研究生主要學習項目、時間分配和順序表”。“書目”上有説明三點：“1，必讀書均標以‘△’號。除必讀書外，研究生還應閲讀一定數量的參考書；2，書目中雖列有一些中譯本，但希望研究生盡力閲讀外文原本；3，本書目每隔兩年修訂一次”。由這些悉心的關照，可以看出制定者們對培養學生的關注程度與用心良苦。經統計，除馬恩列毛經典外，該書目列舉了關於世界近現代史的中文著作（包括中譯本）14本；關於美國史的中文著作（包括中譯本）51本、俄文著作6本、英文通史名著11本、英文專門史著作121本、英文叢書5種、英文工具書和文獻31種、雜誌和報紙20種。在20世紀60年代初，南開大學竟能有這不少的“存貨”，而且被楊生茂等位先生“挖掘”出來，也算是個奇蹟。實際上，這不是什麼奇蹟，是學者對資料的高度敏感性的體現。對於圖書資料，楊生茂先生一貫主張兩點。第一，書是死的，人是活的，人要書為人服務，要千方百計把書的資源調動和利用起來。第二，學生入門第一件事，就是首先把校圖書館的相關資料搞清楚。他硬性要求學生到圖書館書架前瀏覽、翻卡片櫃、用筆把相關英文書籍的所有信息（包括南開大學圖書館編號、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和出版年代等）記下來。開始有的學生不理解，有點牴觸，可是到後來、甚至參加工作之後，才體會出甜頭來，皆言受益終身。學生在摸清楚校圖書館的藏書情況後，按圖索驥，再去北京等地大圖書館查找。在沒有電腦的年代，這也算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了。

第二份是《美國史方向研究生主要學習項目、時間分配和順序表》。這是一張表格，分課程名稱、課時、進度安排和檢查方式等。

第三份是《世界近代史教師備課進修必讀和參考書目》，是為青年教師制定的，主要是中文著作。與對學生的要求比，該書目顯然擴寬了專業視野，分西歐哲學史、經濟史、外交及國際關係史、外國文學史、英國史、美國史、日本史、蘇聯史、法德意史、拉丁美洲史和第一第二國際史等門類，計200餘冊種。楊生茂先生一生行事謹慎，當時他把這些著作列上去，是需要一些膽識的，一定是他認為此舉非常必要。

培養方案的中文是馮承柏先生刻寫的，英文也是他用美國史研究室一台英文打字機蠟紙打刻的。雖然這幾份培養方案是油印的，封皮粗陋，但是內容顯然已經很成熟豐滿了，表明當時南開世界近現代史的教學水平、專業規範、研究規模和圖書資料條件已經比建國時有了長足的進步。

1964年，國家在全國設立了若干個地區國別史研究“點”，南開大學建立起“日本史研究室”、“美國史研究室”和“拉丁美洲史研究室”，屬教育部正式編制。楊生茂先生是南開大學美國史研究室的創始人。美國史研究室成立後，楊先生首先着手資料建設，利用當時國家給予的外匯指標，訂購外文圖書和刊物，為後來世界史研究與教學奠定了一定程度的基礎。雖然這些教學、科研準備活動被“文革”中斷了十年，但是今天南開大學世界歷史教學與研究的遠由。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