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斌

楊斌，原名謝遠源，1912年出生於安徽省當塗縣附近長江邊上一個貧苦的船民家庭。他天資聰穎，學習勤奮，曾在江南水鄉江蘇高淳縣的萃英小學讀書，又以優異成績考入江蘇省立南京中學。 ^[2]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興起。南京中學的學生積極參加全市反日愛國學生運動，謝遠源懷着滿腔熱血，投入其中。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壓制，他受到留校察看處分，這使他痛感國民黨統治的腐敗。在胞兄謝遠達的鼓勵下，他考取安徽大學經濟系，前往安慶入學就讀。不久，安徽大學經濟系併入北京大學，他遂轉入北京大學繼續學習。 ^[2] 

到北平後，在白色恐怖依然嚴重的環境下，謝遠源繼續參加進步學生運動。他利用假期，回母校南京中學組織起學生讀書會，學習革命理論，積蓄進步力量。1935年12月，他在北平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北平學聯組織發動的一二九運動，不久參加了新成立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走上黨領導的革命道路。參加革命後，他改名楊斌。 ^[2] 

1936年，經過革命鬥爭的考驗，楊斌被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更加自覺地將自己的一切，全部奉獻給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全國抗戰開始後，楊斌受黨組織派遣，在山西短期工作後，即奔赴革命聖地延安。1938年，他作為中共中央派出的優秀幹部之一，從延安赴皖南新四軍軍部，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並擔任皖南的原平津學生民先隊負責人。 ^[2] 

1940年10月，新四軍在蘇北取得黃橋決戰的勝利後，中共需要從上海向蘇北抗日根據地輸送大批軍政幹部和兵源。12月初，中共中央東南局和新四軍軍部選派熟悉敵佔區情況、文化素質高、積極忠誠、細緻穩重的楊斌到上海，在此籌設皖南至蘇北根據地的秘密中轉站。在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的支持下，楊斌統一了全上海各方面通往蘇北根據地的政治交通組織，開闢了上海至南通任家港以及通往如皋、掘港的兩條交通路線，妥善完成了工作任務。 ^[2] 

1941年1月，蔣介石集團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危急，葉、項兩軍長下落不明，並有大批軍政幹部陸續突圍到了上海，亟待隱蔽、疏散、轉移。剛成立的中共中央華中局為了加強上海的交通聯絡機構，保證重要的秘密交通渠道的暢通，決定成立新四軍駐上海辦事處。 ^[2] 

新四軍駐上海辦事處是抗戰時期新四軍在淪陷區設立的地下辦事處，工作環境兇險，工作任務十分艱鉅。華中局確定熟悉上海至蘇北根據地秘密交通情況、具有豐富城市地下工作經驗的楊斌為主任，挑起工作重擔。 ^[2] 

楊斌深知自己責任重大，親自制定秘密工作紀律並帶頭嚴格執行，縝密選擇護送路線和安排政治交通員，不允許在任何環節上出現疏漏，確保人員、組織絕對安全，萬無一失。一次，楊斌在法租界的一個交通站接頭時，發現煙灰缸裏留有紙灰，這是辦事處一位工作人員前一天夜裏焚燒文件後留下的。他給予當事人嚴厲批評，指出不應喪失敵人進行突然搜查的警惕，要從每一個細微處保守秘密，保證黨組織安全。 ^[2] 

在工作中，楊斌足智多謀，膽大心細。1942年初秋的一天下午，他去一個地下交通站取藥品。不料交通站已被特務破壞，他一到即被逮捕。特務搜遍了他的全身，將皮夾、證件、手錶、鋼筆等私人物品搜走，並進行審問。楊斌機智地用北平口音回答自己是家住北平的大學生，因病來上海醫治，住在公寓，為託主人買奶粉來此。特務未發現破綻放他走，但要他次日下午帶些錢在大世界附近的大三元茶室碰頭。機警的楊斌從容地返回公寓，辦完善後事宜，然後化裝潛出公寓，在馬路上兜了好幾個圈子，甩掉了敵人。隨後，他將這個交通站及住處撤銷，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損失。 ^[2] 

在繁忙的工作中，楊斌對部下關懷備至。他主動每月增撥30元錢給辦事處一位父親早逝、家庭經濟十分困難的同志，讓其補貼家用。而他全然不顧自己患有嚴重的肺結核病，曾動手術去掉多根肋骨的情況，一心投入緊張危險的工作中，甚至隱瞞病情，經常不知勞苦地奔走於滬寧和蘇北解放區之間。 ^[2] 

在楊斌的領導下，辦事處成立不到兩個月，就安全地向蘇北抗日根據地轉送了200多名皖南事變中突圍倖存的新四軍指戰員、黨政幹部和知識分子。後來，他們還承擔了轉送大後方重慶、桂林等地的大批文化教育界人士由滬赴蘇北根據地的工作。國際友人羅生特、漢斯·希伯和40多名馬來亞華僑青年前往鹽城新四軍軍部時，也都是由辦事處秘密護送的。 ^[2] 

1942年底，運轉兩年的新四軍駐上海辦事處的工作基本結束，楊斌帶領同志們圓滿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 ^[2] 

1943年2月25日，蘇北通榆一線公路上的白蒲鎮，一家名為“保之”的藥房正式開張了。其實，這家藥房是楊斌建立的蘇中區黨委秘密工作部機關。藥房經理是當地一名有藥房工作經驗的中共地下黨員，而藥房會計，正是新任蘇中區黨委秘密工作部部長楊斌。 ^[2] 

楊斌還租賃了關帝廟旁邊一户居民家的廂房安“家”。他和上海一位葉姓地下黨員假扮夫妻，與另一位地下黨員的３歲兒子3人組成一個家庭，以掩護身份，開展地下工作。 ^[2] 

白蒲鎮位於日軍佔據的南通、如皋之間，距南通30公里，距如皋50公里，具有承南啓北之地利，是蘇北根據地通往上海的要地。楊斌每天坐在藥店櫃枱內，面對大街，並在店門口設置了暗號。地下交通員來了之後，二人在店門口打個照面，就到楊斌家中接談。 ^[2] 

楊斌有豐富的秘密工作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領導上海一線的地下工作。平時他穿一件樸素長袍，待人接物謙和，和左右街坊鄰居常有交往，關係融洽。這樣，無人對他這個外地人產生過懷疑，他的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 ^[2] 

這期間，楊斌和同志們過着儉樸的生活，伙食水平甚至在當地一般居民之下。他常教育身邊的同志，根據地財經情況很緊，他們的錢全是根據地人民在反敵人封鎖、反“清鄉”的艱苦鬥爭中積攢起來的，一分也不能亂花。當時，他身體很差，肺結核病正在活動期，但他十分節省，出外工作常用一碗陽春麪充飢。 ^[2] 

1944年7月，蘇中黨政領導機關移駐寶應東北鄉射陽鎮一帶。由於鬥爭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黨中央決定，各根據地必須及時加強敵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等工作，加快做好配合部隊裏應外合奪取城市的準備。為此，蘇中區黨委新成立城市工作部，楊斌為負責人之一，他投入了爭取人民抗戰最後勝利的鬥爭。 ^[2] 

抗戰勝利後，蘇中除南通等一些城市外，解放區聯成一片，中共中央華中分局正式成立，楊斌曾任分局二地委組織部部長。由於長期抱病工作，他不斷咯血，身體虛弱。但他謝絕了組織上要他去大連修養的安排，堅決要求繼續戰鬥。 ^[2] 

1947年初，楊斌赴上海短期工作後，留滬擔任華中十地委副書記，主持十地委城市工作部。春節剛過，從敵人的監獄中就傳出華中十地委常委兼社會部部長任天石不幸被捕的消息。經查，發現黨內出了叛徒。楊斌遂向十地委書記金柯提出地委機關駐紮上海不妥的問題。隨後，楊斌兩次派人到杭州找房子，準備移駐杭州，以避開敵人的注意力。3月底，反動派在《江蘇日報》上刊登懸賞緝拿十地委“匪首”的啓事，楊斌、包厚昌和金柯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情況萬分危急。但金柯不顧黨的秘密工作原則，喪失政治警惕性，把楊斌等人的住處告訴抗戰時期鎮江地區原汪偽自衞團負責人、後混入黨內的趙萬和，造成了重大安全隱患，以致打亂了黨在江南地區開闢敵後戰線的部署。 ^[2] 

5月13日，趙萬和被國民黨軍統上海機關逮捕後，便將楊斌等人的住址等情況全盤供出。14日傍晚，楊斌等在住處被捕，金柯也於同日被捕；次日清晨，同被解往南京的國民黨首都衞戍司令部看守所關押。16日，楊斌敏鋭地察覺出金柯的思想開始動搖，便嚴肅地對他説：“這次十地委遭受破壞，我們負有嚴重的責任。我和你都是地委書記，身份完全暴露，不能存任何幻想。與其烏漆墨黑地生，不如光明磊落地死!”錚錚之言，擲地有聲。 ^[2] 

27日，楊斌被敵人鉚上腳鐐，和其他難友分開關押。不久，傳來金柯叛變出獄的消息。楊斌利用放風對同時被捕的難友説:“早已料到他會有這一天，我原來盡力爭取他不向壞的方面繼續發展，但他還是叛變了。”他讓這位難友利用身份未暴露的有利因素，注意把合法鬥爭與地下鬥爭很好地結合起來，想盡辦法保護上海黨組織，爭取獲釋出獄。 ^[2] 

11月底，楊斌被轉解到南京寧海路19號看守所，這裏是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專門關押軍事犯的監獄。獄中待遇惡劣，一天兩頓吃的是雜有鼠屎、砂粒的黴米飯和飄着幾點油星的菜皮湯，刑訊拷打更是家常便飯。面對敵人的折磨，楊斌毫不動搖，與同囚一室的任天石互相勉勵，堅持鬥爭。 ^[2] 

接連幾個月，敵人對楊斌等人的折磨變本加厲，使他本來就虛弱的身體完全垮了，肺結核病急劇惡化，咽喉糜爛，幾乎不能進食。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楊斌秉持高度的黨性向陳毅、陳丕顯寫信，彙報了自己及任天石被捕後的境況，以及“同抱至死不變、始終如一的決心”；報告了叛變投敵者出賣同志已造成的以及還會帶來的破壞，“望通知江南黨應特別提高警覺”。此信是他和任天石共同署名，由後來出獄的難友背誦轉達的。 ^[2] 

1948年4月，楊斌的病情一天重似一天，連續幾天不能進食飲水，生命奄奄一息。一天，幾個特務以送楊斌“到醫院看病”為名，把他抬出牢房殘害致死。楊斌犧牲時年僅36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