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學誠

黃陂研子崗楊保益灣人， ^[5]  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1935年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出台後，素來埋頭用功的楊學誠也不得不捲進這劇烈動盪的政治激流之中。他熱烈地參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遊行示威和翌年1月的南下擴大宣傳，回校後又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積極從事抗日救亡的宣傳和組織工作。

1936年2月29日，宋哲元派軍警進校搜捕進步同學。地下黨支部書記蔣南翔首先被捕，接着北平學聯秘書長姚依林和清華民先隊糾察隊長方左英相繼被捕。楊學誠聞訊後，立即組織了愛國同學三四十人，與軍警一番搏鬥之後，使被捕三人獲救。之後，楊學誠還把蔣南翔隱藏在自己屋裏，並安全護送他轉移。不久，因河北高中學生郭清在獄中不堪酷刑而於3月9日慘死獄中，北平學聯發動和組織了“三·三一”抬棺遊行，以示對國民黨政府的嚴重抗議。在這次鬥爭中，會前揹着一口空棺材跑到北大三院去開會的是楊學誠，會後抬着棺材在景山大街上領頭衝鋒陷陣的也是楊學誠。1936年夏，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秋出任支部書記。

1937年4月，楊學誠被選為北平學生的代表，和中共北平市委書記黃敬、民先隊總隊長李昌等，隨劉少奇和彭真到延安參加黨的一次重要大會——1937年5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會上他聆聽了毛澤東所做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論述，增強了他對黨的任務、路線、方針和政策的領會。楊學誠回到北平後，擔任了中共北平學委委員和西城區委書記。不久，“七七”抗戰爆發，平津失陷。楊學誠作為平津流亡學生工作的主要領導者，先後建立和領導了濟南和南京的平津同學會，最後於9月初到達武漢，擔任中共長江局青委委員。以後湖北省委成立，他擔任省委青委書記，負責創立和領導了湖北的青年救國團，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青年抗日運動。於1944年3月病逝於大悟山高家窪。 ^[5] 

1938年8月，湖北省委派他去鄂中工作。他和陶鑄一起創立了近百人的抗日武裝，開闢了以應城、京山為基地的抗日遊擊區。後又組建了新四軍豫鄂遊擊支隊，參與領導建設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在鄂中6年艱苦卓絕的工作，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光輝的部分。他在這個戰鬥崗位上，先後擔任過中共鄂中特委書記，中共鄂中區黨委組織部長、代書記，中共豫鄂邊區黨委常委、組織部長兼社會部長，新四軍鄂皖兵團政治委員以及豫鄂邊區行署副主席、黨團書記等職，對新四軍五師和鄂豫皖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創建、發展和鞏固，做出了重要貢獻。

1943年初，他從鄂南返回江北，已是身患多種疾病，但仍抱病堅持工作。嚴重的肺病使他卧牀不起。1944年3月6日，平漢線各據點日軍出擾大悟山南北地區。3月7日楊學誠隨軍轉移，在大悟山北麓高家窪病逝，時年29歲 ^[3]  。

1915年8月8日，楊學誠出生於湖北省黃陂縣研子崗楊堡益灣一貧苦農户。父母之外，尚有弟妹各一。尊父有薄田數畝，養家活口不夠，常給地主打短工，以換取微薄工銀。尊母黃氏，苦撐着家，晨炊夜績，養育着學誠兄妹。一家五口，含辛茹苦，挨年度月。

楊學誠自幼天資聰慧，勤奮好學。七、八歲上，見同村小夥伴都上學讀書，自己家貧，無力與往，便到附近一處私塾學堂，側聽老師育讀教課。沒有紙筆，則折斷樹枝在地上習字。父母見他如此好學，便將幾畝薄田變賣，換得些許銀鈔，供他入塾就讀。他熟讀詩文，過目能育，在眾童之中，出類拔萃。伯父在漢口經商，見他有出眾之才，決計資助他到漢口上學。學誠乃離鄉赴漢，至蔡家巷新民小學學習。數年之中，均以品學皆優而獲學校嘉獎。1926年卒業於該校。1927年考入武漢一中，越3年進入湖北省立高中，復又轉入武昌職業中學就讀，直到1934年卒業。在整個中、小學階段，他埋頭讀書，不問政治，對學業孜孜不倦。他熱愛自然科學。做一個自然科學家，是他對未來的憧憬。 ^[4] 

1934年夏，楊學誠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水木清華，校園幽麗，正是讀書的好所在；加上物理系教授陣容整齊（有葉企孫、吳有訓、周培源等），儀器設備精良，科研成果也已初露端倪；這些，對他的吸引，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一入清華，便一頭扎入書本。那時人們常見他挾着課本，規規矩矩地按時到圖書館用功；平時罕言寡語，絕少鋒芒，也幾乎未見他參加課外活動，國事與政治，他更是了無興趣，可以説完全是一個安分守己的“正統派”好學生。

然而，到1935年暑假，情形就有些不同了。在閲報室內，人人經常可以看見他在聚精會神地閲覽每天的報紙，他顯然對時局問題關心起來了。原來那時正在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之後，國民黨政府俯首帖耳地接受了日本軍部的要求，取消了河北省和平津兩市的國民黨黨部，撤退了河北省內中央軍、東北軍和憲兵第三團，撤換了河北省主席和平津兩市市長。當時人們懷着極沉痛的心情描繪了那個情景：“愛國有罪，冤獄遍於國中；賣國有賞，漢奸彈冠相慶”。這股強勁的時代逆流，使素來埋頭用功的楊學誠，也不能不捲進這劇烈動盪的政治激流之中，再也不能毫無感應地“安心讀書”了。日軍鐵蹄，踏碎了祖國河山，也踏碎了楊學誠的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廈將傾，何來個人的光明前途。他覺醒了！

數月之後，北平爆發了偉大的“一二·九”運動。楊學誠對於政治就更加熱心了。他熱烈地參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示威運動。1936年初他參加了南下擴大宣傳團第三團（由清華、燕京、輔仁等校組成）。在出發之前，他同參加南下宣傳的全體清華同學一起，在體育館前舉行了宣誓。誓詞説：“我們下了最大決心，出發下鄉，宣傳民眾，組織民眾，不怕任何阻礙，不惜任何犧牲，不達目的，誓不返校。謹誓！”他被委為先遺大隊的隊員，和清華的李昌、于光遠，燕京大學的梁思懿等一起，負責偵察情況，選好路線和交涉食宿。他們每天天不亮就起身趕路。北方原野，風沙滿天，酷寒刺骨，他們卻置之度外，一路有説有笑，邊走邊觀察情況，做好路標。他沒有自行車，常常是徒步跟着其他騎自行車的先遣隊員一同趕路，因此他一路上就特別的緊張辛苦。一個多星期之後，宣傳隊到了固安，他由於過度勞頓而病倒。這是他正式參加救亡工作的開始，而他對工作極端認真負責的精神，已流露無遺了。 ^[4] 

抗日救亡運動也鍛鍊了他的性情，使他由一個儒雅風流的書生變成了一個疾惡勇斗的戰士。他對於惡劣傾向的反對，如像眼睛對砂子一樣的不能容忍，一見到有對工作拆爛污的事情，他就會首先發起急來，疾言厲色地批評指責，毫不顧情面。同反動軍警的搏鬥，他更是攘臂怒呼，一馬當先。

1936年2月29日宋哲元出動五千軍隊包圍清華大學的事件，是“一二·九”運動規模最大、鬥爭最激烈的逮捕與反逮捕的鬥爭。這一天是清華大學期終考試的第一天。拂曉，四百多名警察、憲兵、保安隊對清華實行突然襲擊，侵入校園搜捕共產黨員。地下黨支部書記蔣南翔首先被捕，並被押送到清華西門警衞室，綁在牀頭木框架上。俄傾，民先隊糾察隊長方左英也被反綁着手推進來了。緊隨其後，北平學聯負責人姚克廣（即姚依林）也被推了進來。這時楊學誠動員了民先隊員和愛國同學三、四十人，率先衝了上去。吳承明一腳踢開了警衞室的門。幾個看守的憲警急忙站起舉槍威脅，一眼看到大羣學生蜂擁上來，勢不可當，就變計拖槍而逃。陸璀急忙拔出小刀，為蔣南翔割斷繩索。三位同學被奪回來了。然後楊學誠即帶領同學趕到西校門外同軍警展開了搏鬥，擊敗了軍警，並把停在那裏等候載送被捕同學的8輛軍車砸爛。幾百名憲警、保安隊一無所獲，灰溜溜地被驅出學校。他們回去造謠説：數百名共產黨在清華園暴動啦！當晚，宋哲元正式出動五千軍隊，武裝包圍了清華大學。那些已經暴露的民先隊員和共產黨員，都已分別躲開，有的藏在教授家裏，大部份同學則躲進了體育館。那天晚上楊學誠和何禮負責值守。他們鵠立在離體育館不遠的地方，監視軍警的活動。直到天明時軍警發現體育館有人，向體育館走去的時候，他們才後撤至同學中。軍警當場捕去的人，沒有一個是黑名單上的，他們只是胡亂抓了一些人，交上去應差。

這時蔣南翔必須離校暫避。他在交接工作離開清華之前，楊學誠將他秘藏在自己的房裏，為他掩護，探聽消息，最後幫他轉移地點。在那些風聲鶴唳的日子裏，楊學誠只是關切着蔣南翔的安全，毫不顧及自己的危險。蔣南翔後來曾説：“他這種俠情義腸，第一次在我心目中留下了不能磨滅的印象。”

“二·二九”逮捕後，清華學運暫時沉寂下來。某些清華民先大隊的負責人情緒消沉，放棄工作不管。經過隊內積極分子的醖釀，召開了隊員大會，改選了大隊部。已孚眾望的楊學誠和凌松如、紀毓秀、李昌等人膺選，組成了新的大隊部。清華民先隊又生龍活虎般地活躍起來，成為當時整個民先隊中最堅強的一個組織。

在1936年3月31日進行抬棺遊行的那次著名的行動中，楊學誠也是最為激昂。會前揹着一口空棺材跑到北大三院會場去開會的是他，會後抬着棺材在景山大街上領頭衝鋒陷陣的也是他。

在“一二·九”運動的初期，楊學誠的以上種種表現，使他榮膺了“清華少壯派”的美譽。他參加救亡運動，是如此積極熱情，最有力地支持着他的，可説是一腔沸騰的愛國熱情。這種熱情便是他接受共產主義的基礎。 ^[4] 

1936年5月或6月，楊學誠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他的政治生活中，這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當時清華進步同學把入團叫做“入中學”，入黨叫做“入大學”。有一天楊學誠和李昌、凌松如等在宿舍閒談。楊學誠經過多時的觀察，機敏地發現李昌似已是在黨的人了。因此當時他説：“老李，看樣子你入了‘大學’了，你不能一個人‘入大學’，把我們丟在外邊呀！”李昌直率地答道：“好吧，我就作你們的入黨介紹人。”楊學誠入黨前後，其政治和思想上的進步，有了一個鮮明的對比。入黨之前，他在救亡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還只是一位怒目揮拳、見義勇為的鬥士；入黨以後，經過黨的教育，他就逐漸地習慣於考慮問題，分析是非，以智取人，以理服人。1936年秋季以後，他便出任清華大學地下黨支部書記。

當時的清華，是“一二·九”運動中鬥爭得最為激烈的一個陣地。在學生會中存在着組織上的對抗，在黨內和民先隊中，還存在着思想上的分歧。每一新的事態發生，在校內總要發生各種激烈的爭論；在各種會議上，常常是各種意見紛然雜陳，各不相下。必須首先在各種會議上戰勝各種不正確的意見，才能把黨的方針在實際工作中貫徹下去並取得勝利。這一嚴重的任務，這時首先就落在楊學誠的肩上，而他確也是不負眾望，屢戰屢勝。正如蔣南翔在1944年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紀念楊學誠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樣：“在大會的講壇上，在各種討論會的論戰中，他成了一個最富有鼓動性和説服力的出色的雄辯家；在一二百人的民先大會上，他常常能以一篇熱烈的講話，一下子轉變整個會場的空氣，把所有的人都激動和振奮起來。““他過人的天稟和在實際工作當中的卓越成績，使他成為清華學生中最有威信的政治上的領袖。”

1937年4月，楊學誠被選為北平學生的代表，和北平市委書記黃敬、民先隊總隊長李昌，北師大黨支部書記林一山，隨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等，到延安參加黨的一次有歷史意義的大會--1937年5月蘇區黨代表大會。會上他聆聽了毛澤東同志所作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論述，增強了他對黨的任務、路線、方針和政策的領會。會議期間，毛澤東同志和劉少奇同志是黨中央分管白區工作的同志。這時楊學誠等才恍然大悟，原來在北方局秘密油印刊物《火線》上發表重要指導性文章的作者“K.V.先生”，就是劉少奇同志。

在這次大會上，楊學誠和李昌也發了言，反映了北方革命學生的思想情緒，從不同的角度上提出了一些意見和考慮。後來毛澤東同志在《為爭取千百萬羣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中，詳細解答了他們提出的問題。

楊學誠回到北平後，正式參加了北平學生運動的領導機關——北平學委的工作，擔任了中共北平學委委員、城西區委書記。

不久，“七·七”抗戰爆發，平津失陷。楊學誠作為平津流亡學生工作的一個主要領導者，先後建立和領導了濟南和南京的平津同學會工作，最後於9月初旬到達武漢，擔任中共長江局青委委員，通過武漢華北同學會組織，開展了羣眾工作。以後湖北省委成立，他參加省委，擔任省委青委書記，負責創立和領導了湖北的青年救國團。青年救國團團結了武漢和湖北各界的愛國青年，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青年抗日愛國運動。 ^[4]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中原告急，武漢岌岌可危。為了準備游擊戰爭，中共湖北省委根據周恩來、董必武同志的指示，通過湖北國民黨內進步人士的統戰關係，派遣了一些青年骨幹由陶鑄同志率領到鄂中農村，舉辦訓練班，積極培訓一些青年骨幹，為日後鄂中發動抗日遊擊戰爭打下了初步基礎。1938年8月陶鑄同志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無法工作時，省委又派楊學誠同志到鄂中，擔任鄂中特委書記。不久，武漢滄陷，抗日戰爭進入了敵我相持的極其艱苦的階段，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遊擊戰爭和敵後根據地的建設，逐漸成為抗擊日寇的主要力量。楊學誠同志在黨的領導下，也於此時走上了敵後抗日戰場，譜實際情況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輝煌的篇章。

他在新的戰鬥崗位上，先後擔任過中共鄂中特委書記，中共鄂中區黨委組織部長、代書記，中共豫鄂邊區黨委常委、組織部長兼社會部長，新四軍鄂豫挺進縱隊（平漢）路西指揮部政治委員，新四軍第五師鄂皖兵團政治委員以及豫鄂邊區行署副主席、黨團書記等職，對五師和鄂豫皖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創建、發展和鞏固，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貢獻。他的優秀品質和卓越才能，也日益充分顯示出來。

學誠同志對黨無限忠誠，具有堅強的黨性。這首先表現在他堅定地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抵制王明右傾投降路線的干擾，獨立自主地發動抗日遊擊戰爭。他一到鄂中，就與鄂中特委成員一起，全力以赴地領導鄂中黨組織，抓住了武漢滄陷前的瞬息時間，切實地進行了游擊戰爭的準備工作。1939年中秋前夕，日軍溯長江而上，越大別山，緊逼武漢。學誠同志緊急召開特委擴大會議，根據董必武同志的指示，要求鄂中黨組織千方百計掌握槍桿子，發動抗日遊擊戰爭，並作了具體部暑。他在會上説：“我就是討飯也要討來一支槍，投入戰鬥！”會後，特委分頭深入基層，緊急進行組織武裝的工作。當武漢與鄂中相繼滄陷時，學誠同志親自趕到應城礦區，率領共產黨員蔡松 同志所掌握的八條槍組成抗日武裝，首先進入大洪山丁家衝。這時，陶鑄同志從宜昌趕回。在陶鑄同志和學誠同志領導下，迅速彙集和組建了鄂中各地我們黨掌握的近百人槍的抗日遊擊武裝，點燃了鄂中敵後抗日遊擊戰爭的烽火。復經艱苦經營，終於組成了應城抗日遊擊區（簡稱應抗），開闢了以應城、京山為基地的鄂中游擊區，會同豫南鄂東兩地黨組織發動的遊擊武裝，為新四軍第五師和豫鄂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創建提供了重要的戰略支撐點。 ^[4] 

1939年6月，李先念、陳少敏同志到了鄂中，同楊學誠和鄂中區黨委的同志匯合，在京山養馬畈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會議分析了邊區的抗戰形勢，研究如何創立一支由黨直接領導的主力部隊，進一步貫徹黨的獨立自主方針，以及公開樹起新四軍的旗幟問題。當時豫鄂邊區的形勢已十分嚴峻，正面戰場戰局相持，敵人已開始掃蕩；國民黨五中全會制定的“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政策已開始付諸實施；第五戰區桂系勢力屈服於蔣介石集團的壓力，反共事件迭起；鄂中國民黨頑固派正陰謀吞併和瓦解“應抗“。敵、偽、匪橫行，廣大同胞呻吟於水深火熱之中。形勢迫切要求我們黨迅速統一處於分散的武裝力量，公開樹起具有巨大凝聚力的新四軍旗幟，獨立自主地團結和依靠廣大人民羣眾，堅持中原敵後抗戰。學誠同志以對黨的無限忠誠和對形勢的敏鋭洞察力，在會議上積極擁護黨的獨立自主方針，旗幟鮮明地贊成立即統一黨的武裝，公開樹起新四軍旗幟。他説“我們‘應抗’是黨的兒子。黨叫我們打出新四軍的旗幟，我們就首先站出來，打出新四軍的旗幟進行戰鬥。”會議統一思想後，鄂中區黨委根據中原局劉少奇同志的指示，決定馬上把鄂中、豫南兩地所掌握的利用各種名義組成的抗日遊擊隊，整編為新四軍豫鄂遊擊支隊。那時鄂中的應城、京山、鍾祥、漢川等地迅速組成了近四個團的兵力。這支由我們黨直接領導的主力部隊的誕生，立即成為中原敵後人民抗日救亡鬥爭和團結友軍抗戰的核心。它對於開闢中原敵後抗日根據地起了奠基性的歷史作用。楊學誠同志在這關鍵的時刻和關鍵的問題上起了關鍵的作用。 ^[4] 

養馬畈會議以後，學誠同志擔任區黨委組織部長。在區黨委集體領導下，他首先抓了黨的幹部隊伍的建設。1940年，豫南、鄂中、鄂東黨的組織和武裝實現了全面統一。幹部來自四面八方。有工農幹部、知識分子幹部；有紅軍老幹部、“一二·九”運動湧現出來的新幹部；有來自外省市的外來幹部，還有土生土長的當地幹部。絕大部分是新幹部。如何適應根據地初創和急劇發展的勝利形勢，建設一支無限忠於黨和密切聯繫人民羣眾的幹部隊伍是當務之急。學誠同志就在這一情況下，突出地抓了黨組織的思想建設，提出了要在幹部中進行一次教育，開展反不良傾向鬥爭，以保持和發揚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他尖鋭地提出：在黨員幹部中，必須警惕和防止出現把剝削階級的思想和惡劣作風帶到黨內的“新貴”，並把它作為反不良傾向鬥爭的重點。在黨的建設工作中，他還集中精力研究了農村黨支部的建設問題。他在戎馬倥傯之中，親自找支部書記、黨員談話，參加他們的支部會議，深入瞭解情況，發現農民中的黨員有不少在思想上存在着狹隘保守和私心較重的現象，及時提出加強農村黨員教育的意見。要求通過羣眾鬥爭，逐步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反對黨員中的小農思想，把農村黨支部真正建設成為團結羣眾的戰鬥堡壘。並明確要求黨的組織工作，要以健全黨支部為中心任務。1941年，他發表在中共中央黨刊《共產黨人》上的《給各地組織工作者的一封信》中，再一次提出了密切黨羣關係的重要性，強調指出：“凡是黨的一切工作沒有如願的開展，其關鍵乃在於黨與羣眾的聯繫太差“。學誠同志這些建黨思路，至今仍十分重要。

學誠同志遵循根據地的地方工作必須以武裝鬥爭為中心的方針，強調一切工作必須服從抗日戰爭的需要，一切工作必須為了戰爭的勝利。當戰爭形勢發展需要他直接參與軍事鬥爭的領導工作時，他就義無返顧地勇挑重擔，服從黨委對他的工作分配。1940年，邊區主力部隊東進鄂東時，要求他留在鄂中,他就和陶鑄同志一起勝利地堅持了鄂中根據地的鬥爭。後來，在宜昌滄陷時，又和劉少卿同志一起組織了（平漢）路西指揮部，趁機向西作戰略展開，一舉擊潰了盤踞在天門的反共土頑潘氏父子，開闢了天（門）京（山）潛（江）根據地，為日後開闢襄襄西、襄南提供前沿陣地。1942年，他又與劉少卿同志奉命率部南渡長江，開闢以大幕山為中心的鄂南根據地。當初戰告捷後，由於敵情惡化，主力兩欠被迫撤回江北，學誠同志率領兩個營的兵力，堅持鄂南敵後鬥爭。在頻繁的征戰中，他還擠出時間，對敵我力量對比、鄂南的地理與社會情況，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提出了依託江北，堅持鄂南沿江根據地，逐步向山區發展，主力騎江跳躍作戰的戰略方針，從而把開展鄂南的戰略意義，置於切實可行的基礎之上。他的正確建議，很快被李先念同志為首的區黨委和五師師部所採納。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開始從戰略防禦轉向戰略進改，德、意、日全面失敗已指日可待。這一形勢向我們提出了一個緊迫任務，必須加緊積蓄反攻力量，準備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尤其是豫鄂邊區地處中原前線，更須加緊準備。在這一歷史轉折關頭，區黨委1943年1月在大悟山蔣家樓子召開了擴大會議，確定了加強軍事工作的方針。學誠同志積極擁護“戰爭第一、勝利第一”的口號，並在會上作了系統發言，強調提出“強化政權”的意見，要求把地方羣眾工作、政權工作和軍事鬥爭緊密結合起來，為軍事鬥爭與軍事建設服務。會後，他還勇敢地挑起了強化民主政權的重擔，欣然接受了區黨委的決定，擔任了邊區行署副主席、黨團書記的職務，為邊區根據地的建設作出了新的貢獻。楊學誠在鄂中和邊區根據地的工作，曾受到好些同志的稱道，劉少奇同志曾經説過：“楊學誠同志在鄂中是受了很好的鍛鍊，他雖年輕，但處理問題卻能深思熟慮，冷靜沉着，不再有一般青年人的火氣。”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