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棒軍

2014年4月27日李克強總理考察重慶萬州港口碼頭和羣眾親切交流。看到60歲的“棒棒”何紹強，李克強走過去接過他手中的扁擔説：“已經磨得很潤滑，看來幹這行有年頭了。”他還關切地撫着老何的腰，問他腰背怎麼樣？叮囑他幹活時注意身體，千萬保護好腰。 ^[1] 

“棒棒”一詞來源於民間。在舊中國，他們大多被稱為“腳伕”或“苦力”，是生活在城市最底層的勞動者。

“棒棒軍”之名大致是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才開始流行起來的 。因名字既形象又通俗，很快就被重慶人接納。到了90年代，越來越多的棒棒在重慶活動，他們憑自己雙肩扛下天下，因為他們通常是羣體活動，所以又被稱為“棒棒軍”。

1997年，重慶方言劇《山城棒棒軍》的播出，直接將“棒棒軍”這個純粹的民間稱謂進行了一次全國化的命名普及，乃至吸引了世界各國人民的關注。

關於重慶全市“棒棒”的數量，歷來都有爭議，有説上百萬的，有説三四十萬的。

作為一種特殊的謀生手段，由於“棒棒軍”羣體的流動性和隨意性極大，官方不可能獲得具體準確的數字。但不管如何，數字的逐年遞減確是一個大趨勢。

重慶自古以來就是長江上游的水陸重鎮，歷史上曾兩次大規模地出現棒棒。

19世紀末開埠以來，更是成為了西南地區的交通樞紐，在以水運為主的年代，大量的貨物都要依賴人工轉運。那時的重慶，“棒棒軍”規模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那時候，城區開始向上半城拓展。而上半城水源稀缺，需要靠人力從長江、嘉陵江挑水。

在三峽博物館，陳放着這樣一組照片：1932年天旱，重慶各供水站擠滿了等待取水的孩子；一羣挑水工正挑着木桶爬坡上坎……挑水工也許就是棒棒的前身。後隨着重慶上半城自來水管網的完善，棒棒一度開始減少。

據《重慶民俗概論》（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記載，棒棒軍規模一度很大，並形成了局、號等行幫組織。

同治五年（1886年）由昆明遷渝的麻鄉約大幫信轎行，到上世紀初已經發展為重慶“棒棒軍”行業的大佬，除經營人力運輸業外，還開設有自己的錢莊，經營匯兑及現金業務。

生意做大了，自然要建祠堂光宗耀祖，而“棒棒”出生的老闆還頗有些“飲水思源”的情懷，將他當年入行時用過的扁擔、繩子、木杵、墊肩，供奉在位於麥子市的祠堂的神龕上，讓它們享受子孫後代的膜拜與敬仰。

在抗戰中冒着日機狂轟濫炸，經過40天將大量人員和10萬噸遷川工廠物資由宜昌搶運到重慶，被譽為中國“敦克爾克”戰役的功臣、著名實業家盧作孚也是“棒棒”的後代。

當他搶運的物資到達重慶後，“棒棒軍”用肩挑背磨的原始運輸方式，最後完成了這一民族工業在戰火中重生的壯舉。

在美國《生活》雜誌的記者卡爾·邁當斯的鏡頭中，一羣當年的“棒棒軍”抬着沉重的設備在河灘上艱難前行，正午的陽光將他們的影子投射在遍佈亂石的河灘上，腳下的草鞋已經破爛不堪，瘦骨嶙峋的身體顯示出他們長期從事高強度體力勞動和營養不良的生活境況。

而在另一張他們背面拍攝的照片，更真切地展示了他們勞動時的艱辛，他們不但要涉過河灘上的泥濘，還要跨過旁邊雜亂的障礙。

重慶曆史上第二次大規模出現棒棒軍，是1980年代後的事兒了。這一輪棒棒軍的“勃興”，在1990年前後達到頂峯。而這一時間段，也幾乎和重慶的快速工業化、城市化同步。

2011年11月1日重慶市社科院發佈《重慶“棒棒軍”生存徘徊與發展前景》調查報告，稱重慶主城棒棒軍、力哥越來越少。有市民由此感嘆力哥減少帶來的生活不便，惋惜正在消失的區域文化現象，經濟學家也憂慮勞動人口減少帶來的經濟發展。

“棒棒軍”的困境日益顯現：一些人缺少技術，無奈當“棒棒”；街頭“棒棒”如打游擊，接活靠運氣；年滿60歲的“棒棒”已超過國家規定的勞動力年齡範疇，但他們還得賣力養老；一些“棒棒”生活困難，一月不知肉味。

許多年輕農民工不再選擇棒棒這個行當，有如下原因：

隨着交通和運輸方式的改變，業務減少。比如碼頭，都機械化裝箱，不要“棒棒”扛了，不少人有了私家車，不需要“棒棒”了；工作環境差，收入少，物價上漲，年輕的“棒棒”選擇改行； 農村現有了低保，一些"棒棒"不需要再靠肩挑背扛，也可以回鄉過安穩日子。

很多棒棒如今都轉型成為了固定單位的搬運工人。

不少公司需要幹體力活的工人；公司用相對固定的“棒棒”，可以避免臨時喊“棒棒”帶來的溝通成本，同時又避免聘用專人帶來的高昂成本；街頭“棒棒”更願意當單位“棒棒”，因為這樣業務更穩定、收入更高、工作條件更好。 ^[2] 

棒棒進城是城鎮化的一個縮影，把歸宿寄託在土地，則是城鎮化過程中遇挫的悲觀反應。棒棒崗位的存在，發揮着提供就業崗位、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作用，沒有棒棒，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出口將變窄，從而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3-4] 

沒有棒棒，朝天門批發市場就會週轉不靈；沒有棒棒，城市居民的生活不會那麼方便；重慶城，因棒棒變得更便捷，城市化進程更快。 ^[4] 

棒棒軍是山城的一大景觀——假如你坐在重慶的公汽上，幾乎經過每個站台，都能看到三五成羣的棒棒。每當一輛公汽到站，那些腳踏解放鞋、揣着竹筒的棒棒，眼睛就在頃刻間放出光亮，並立即隨着緩緩進站的公共汽車迅速跑動。 ^[4] 

這些年來，在山城的棒棒軍羣體裏，出現過名人不計其數，有詩人，有作家，有畫家，知名企業家，還有上過全國“兩會”、再上央視的三位棒棒。 ^[5] 

四川省渠縣新市鄉人，1986年前到重慶打工，因為文化低，只好在街頭當棒棒。雖然沒讀過幾年書，但張其林從小喜歡編打油詩，進城當棒棒後，家住陽光公寓裏的他在農民工書屋又找回了讀書的感覺。幾年來，張其林寫了5本詩歌，在各大報刊發表，被農民工們稱為“棒棒詩人”。

“棒棒”田慶華20年來利用業餘時間一直在重慶黃桷坪做人體模特，不僅為自己在四川美術學院掙得了‘第一名模’的稱號”，而且，靠着自己當年的敢“脱”，他大大方方的掙了12萬元補貼家用和供孩子上學。20年來，他經常和“棒棒”兄弟們在一起，站在街邊等 “業務”，也經常出現在四川美院的人體模特教室。

劉曉蕭出生在四川自貢，父母弟兄七口人，擠在三間茅草房裏。15歲，初中畢業便輟學了。直到25歲，才又開始自學西南師範大學（現西南大學）的漢語言文學。就差最後一門課程沒考時，劉曉蕭又輟學了。1992年，劉曉蕭開始在重慶街頭當棒棒。1994年，他在《重慶晚報》發表文章《我的名字叫棒棒》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其後，劉曉蕭決定創業掙錢。他跟一個皮鞋匠、一個豬倌、一個縣長朋友借來錢，並拉攏了幾個合夥人總共籌了5萬塊後，1998年9月18日終於成立了自己的“山城棒棒軍服務公司”，一夜之間紅遍大街小巷。

如今，劉曉蕭旗下有固定員工三十多人，一年的營業額約600萬元，純利也有100多萬元。 ^[6] 

“棒棒”謝忠德曾在廣東惠州農貿市場工作過3年，因為經常抓小偷，被犯罪團伙追殺，為了家人的安全才來到了重慶工作。

在重慶2004年“11·3”搶劫案中，謝忠德因抓搶匪而被刺成重傷，被大渡口區政府授予“見義勇為”的稱號，並獲得5000元獎勵。 ^[7] 

2011年的元旦，58歲的棒棒鄭定祥在重慶萬州區攬活。當天下午，一名僱主僱他幫挑兩包服裝，途中，他與僱主失去聯繫。隨後，他多地尋找，在大冬天裏放棄工作連續奔波，天天去商場等待，挨個問誰丟了貨，還通過報紙廣播尋找，甚至來不及照顧卧病在牀的妻子。

最終，15天后，鄭定祥聯繫上失主，退還了貨物。他沒有接受500元的感謝費，只拿了10元的力錢。鄭定祥的“缺錢不一定缺德”也作為流行語被廣泛傳播。

2005年11月13日，“重慶十大名片評選”活動揭曉，結果出爐之後卻引起了強烈的爭議和不滿，原因是，評選方忽略了重慶極富地方特色的人文景觀——山城“棒棒軍”。 ^[8] 

據説，此次評選“重慶名片”一是要有知名度；二是要有美譽度；三是要有代表性；第四就是獨特性——棒棒軍未能上榜，罪魁禍首就是“美譽度”不夠。

棒棒軍推動了重慶日新月異的發展，但棒棒卻最終會因城市的高度發展而消失。

重慶的城市化率已超過50%，正飛速朝國際化大都市邁進；重慶致力於縮小三個差距、推行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棒棒的消失不過是時間問題。但如何消失，或早或晚，或主動或被迫，卻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9] 

2014年4月27日下午，在重慶萬州考察的李克強總理來到港口碼頭和羣眾親切交流。看到60歲的“棒棒”何紹強，李克強總理走過去接過他手中的扁擔説：“已經磨得很潤滑，看來幹這行有年頭了。”他還關切地撫着老何的腰，問他腰背怎麼樣？叮囑他幹活時注意身體，千萬保護好腰。 ^[10] 

《南方週末》評價：“如果畫個素描，“棒棒”是這樣一個形象———肩上扛着一米長的竹棒，棒子上繫着兩根青色的尼龍繩，沿街遊蕩攬活，他們來自農村，他們是重慶街頭的臨時搬運工。棒棒的產生，源於重慶的特殊地形和港口經濟，整個城區依山而建，出門就爬坡，下船即上坎，搬運東西成為難題。重慶市民於是習慣了這樣一種生活方式——大到買傢俱、電器，小到買幾斤肉，如果不想自己動手，叫一聲‘棒棒’，即有人應聲而到。”

2014年4月27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萬州考察時説：中國發展需要負重前行的“棒棒精神”。 在重慶萬州港碼頭，總理對“棒棒”們深情地説：“你們很了不起！每一分錢都是流汗掙來的，是中國人民勤勞的象徵。”總理説，中國發展有潛力，有韌性，最重要的是人民勤勞。推動中國發展需要負重前行、爬坡越坎、敢於擔當、不負重託的“棒棒精神”。 ^[10] 

詩人傅維這樣描述：在重慶，你的朋友甚至你自己喝醉了，可以請棒棒把他們或你揹回去；女友過生日，可以請一羣棒棒把花送去，還獻上一首《生日快樂》歌；如果你的寵物遭遇不幸，你可以請棒棒來幫哭，他們可以哭得摧肝裂膽，涕泗縱橫。如果你偶然想來次夜不收，棒棒可以往你家裏打電話，幫你圓謊；如果你看不慣某人，他可以跳起腳幫你罵他；如果你心情不好，他可以陪你喝酒——往往還蠻有效。 ^[8] 

有網友如此評價：憑藉一根棒棒謀求全家生活，這是一種地位不高但是極有骨氣的生存方式！是那些憨厚老實、也絕無謀生技能的農民兄弟不甘貧窮的一種積極態度。

還有市民評價：棒棒跟黃葛樹一樣，代表着這座城市市民堅韌樂觀的性格———栽在哪，就活在哪。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象徵着這座城市不可摧毀的精神！

重慶電視台曾經在20世紀末1997年拍攝過一部方言電視劇《山城棒棒軍》，描寫棒棒們平凡而又樸實的生活，深受好評。2010年，播出續集《山城棒棒軍第二部》。

2011年支付寶曾拍攝微電影《鄭棒棒的故事》講述棒棒鄭定祥花費14天將貨物交回失主手中的故事，微電影播出後引發熱議，網民都為鄭棒棒的誠信而感動。 ^[11] 

《最後的棒棒》是由何苦自編自導的勵志紀實電影，於2018年8月17日在中國內地上映。

影片以同名紀錄劇集為基礎改編，講述了重慶解放碑自力巷一羣平均“工齡”22年的棒棒們的酸甜苦辣和真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