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志

1932年在上海加入左聯，從事宣傳工作，在左聯，梅志結識了胡風，這位有名的評論家令她敬仰。

在胡風的指導下，梅志的文學水平迅速提高，開始嘗試寫作協助他寫作編輯，1934年寫成散文《受傷之夜》，這是梅志的處女作，從此她開始以“梅志”為筆名發表作品。

在梅志的文學創作中，胡風發揮了重要影響。他早年曾留學日本，因在日本從事左翼文藝活動被遣返回國。回到上海後，他先後擔任左聯宣傳部長和行政書記，深得魯迅的信任，在左翼文藝界具有很大的影響。

1933年胡風在朋友家裏遇見了為商議營救一位左聯盟友而來的梅志。早在見面前，胡風就聽説過這位工作認真的小姑娘，對她很有好感，見面後，梅志的美麗和清純更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據他後來對梅志坦白，這次見面後，他就再也無法忘記梅志那穿着淺藍色旗袍的身影了。後來，胡風和梅志接觸的機會漸漸多起來。他發現梅志不僅美麗而且單純，完全不同於以往接觸的那些世故而又精於算計的女子。胡風深深地喜歡上了梅志，每天除了工作，他想得最多的就是見到梅志。

胡風真摯而又火熱的情感打動了梅志，1933年底，他們結了婚，開始了幸福的生活。那時梅志19歲，胡風31歲。

婚後，梅志一邊學習料理家務，一邊幫胡風抄寫文稿，是胡風事業上的助手。無論是在上海，還是後來輾轉流離於重慶、香港、桂林等地，她都陪伴在胡風身邊，給胡風以極大的支持。

1944年在重慶加入中華全國抗敵文協，歷任《七月》和《希望》雜誌編輯，重慶希望社發行人、會計、校對，上海全國文協會員，上海作協創作組組員，四川省文化局、博物館資料員，中國作協專業作家。1934年開始發表作品。

1955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把胡風等人定為“反黨集團”（後來又定為“反革命集團”），全國上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批判運動，“胡風分子”相繼被捕。作為胡風的妻子，梅志自然難以倖免。

在看守所，工作人員勸梅志與胡風劃清界限，她相信胡風無罪，堅決表示拒絕。他們的三個孩子都受到嚴重影響，曉谷在高校一度被留職察看，不得重用；曉風因為通不過政治審查不能上大學，只好去農場當了工人；曉山高中畢業後在偏遠的地方插隊，十多年後才考上大學。但是，梅志從來沒有後悔過自己的選擇，她接受了殘酷的審訊，倍受折磨的神經越崩越緊幾乎要崩潰了。

她經常望着牢房裏那堅硬的桌角發呆，心想只要撞過去，一切都可以結束了。但是，她想起年邁的母親、無人照顧的孩子和杳無音信的胡風，咬緊牙關活了下來。

1965年11月，梅志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因“寬大處理”免予刑事處分。胡風接受了審判，和梅志一起被髮配四川，先後在成都和川西生活了不到兩年。

1967年11月，胡風再次被投入監獄，梅志則被獨自留在川西的勞改茶場，生活非常艱辛。當地紅衞兵對這個“現行反革命”進行了堅決的批鬥，抄走了所有值錢的物品，最後把她送到茶場的勞改隊，讓她和一羣刑滿釋放的“女犯”一起生活勞動。胡風因為惡劣的生存環境和難以承受的精神壓力，得了心因性精神病，經常自我恐懼，思維極為混亂。

1973年1月，梅志來到大竹縣第三監獄探獄時，胡風已經完全崩潰了。他看到了梅志，但沒有任何驚喜，目光呆滯，好像面對一位陌生人。梅志這才知道，調她來的目的，是讓她照顧精神失常的胡風。這一年梅志59歲。胡風的情況不容樂觀，由於缺乏有效的治療，病情很不穩定。

1976年，周總理去世，胡風再次陷入精神混亂之中，甚至失去理智差點兒砍傷了梅志。梅志也絕望了，她再次想到了死。但是一想到那些無辜受牽連的人們，她放棄了尋死的念頭。她説：“無論如何，得留着我們這活口，為胡風，為這一案件，為眾多受株連的朋友們申訴，我不能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去！”梅志堅強地撐到了“四人幫”被粉碎，獄方送胡風到成都接受治療，並讓胡風參與揭發“四人幫”的罪行。希望之中，胡風的情緒慢慢穩定下來。1979年1月，他們被釋放出獄，重新回到了離別十四年的北京。

回到北京，梅志已是66歲的老人了，人生步入晚年。但是晚年並不平靜，她一直為胡風的平反而奔波忙碌。

1985年6月，胡風因為胃癌醫治無效去世。之後，中共中央發佈“中辦發1988六號文件”，從政治、歷史、文學活動及文學思想上為胡風徹底平了反。

這期間，梅志拿起了手中的筆，撰寫了大量文稿：《往事如煙》、《伴囚記》、《在高牆內》、《胡風傳》等，這些著作，以資料的豐富和翔實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影響甚廣。為表彰梅志“為發展我國文化藝術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國務院自1992年10月起為她頒發政府特殊津貼。2001年，梅志當選為第六屆作協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

2004年10月8日，梅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90歲。胡風事件中，像梅志這樣受到牽連的女性有許多，她們沒有拋棄不幸的丈夫，而是陪伴着他們度過了漫長的苦難歲月。有人曾把她們比作俄羅斯十二月黨人的妻子：美麗、堅韌而勇敢。

1932年，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1932年底，與時任“左聯”宣傳部長的胡風結合。

1934年，用筆名梅志發表了處女作散文《受傷之夜》。

1946年，與胡風一起在上海主辦了“希望社”，並負責發行和財務工作，出版了胡風去解放區時留下的書稿《論現實主義的路》。

1953年，梅志全家遷至北京，她被安排在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組工作。

1955年5月，梅志與胡風同時被捕，從此失去了自由。

1979年1月，梅志和胡風互相攙扶着走出了監獄的高牆。

1980年10月1日，公安部下達了“關於梅志同志‘胡風反革命’問題的平反決定”，正式撤消了1965年11月11日將她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的結論和處理決定，“予以平反，恢復名譽，由原單位做好安置和善後工作”，後被安排為中國作協駐會作家。

1980年3月，梅志和胡風回到闊別的北京。創作出回憶文章《四十一年話滄桑》等作品。

1985年6月8日，胡風逝世。梅志以近七十高齡，迎來了創作的又一高峯。她寫作了紀實文學《往事如煙》、《伴囚記》、《在高牆內》三部作品，回憶二人在失去自由二十四年間的生活。

1992年，國務院為表彰梅志為發展我國文化藝術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特頒發政府特殊津貼。 ^[1] 

丈夫：　胡風（1902～1985），男，原名張光人，筆名谷非、高荒、張果等。湖北蘄春人。現代文藝理論家、詩人、文學翻譯家。 1920年起就讀於武昌和南京的中學，其間開始接觸“五四”新文學作品。1925年進北京大學預科，一年後改入清華大學英文系。不久輟學，回鄉參加革命活動，後一度任職於國民黨的宣傳、文化部門。

1929年到日本東京，進慶應大學英文科，曾參加日本普羅科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會，從事普羅文學活動。1933年因在留日學生中組織抗日文化團體被驅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宣傳部長、行政書記，與魯迅常有來往。1934年與梅志結婚。1935年編輯秘密叢刊《木屑文叢》。翌年與人合編《海燕》文學雜誌，寫了《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革命文藝隊伍內部由此開始了一場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這一時期發表大量文藝理論批評文章，結集出版了《文藝筆談》和《密雲期風習小記》，還出版了詩集《野花與箭》與一些譯作。

抗日戰爭爆發後，胡風主編《七月》雜誌，編輯出版了《七月詩叢》和《七月文叢》，並悉心扶植文學新人，對現代文學史上重要創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曾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常委、研究股主任，輾轉於漢口、重慶、香港、桂林等地從事抗戰文藝活動。1945年初主編文學雜誌《希望》，以配合延安的整風運動。胡風期望通過該雜誌，展開真正的爭論，批評黨的官員中的教條主義，但是，他也因此遭到批判，雜誌也被取消。這一時期著有詩集《為祖國而歌》，雜文集《棘原草》，文藝批評論文集《劍·文藝·人民》、《論民族形式問題》、《在混亂裏面》、《逆流的日子》、《為了明天》、《論現實主義的路》，散文集《人環二記》，譯文集《人與文學》等。

1949年起任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其間寫有抒情長詩《時間開始了》，特寫集《和新人物在一起》，雜文短記《從源頭到洪流》等。1953－1954年，任《人民文學》編委、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

胡風的夫人梅志因病醫治無效，2004年10月8日在北京去世，終年90歲。她的女兒曉風説，家屬尊重老人遺願，喪事從簡，不搞遺體告別和追悼會。

梅志以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和傳記作家的身份為我們留下了一大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上世紀30年代，她以我國新生的左翼文藝陣營普通一員的身份走上文藝道路，寫了《小麪人求仙記》、《小紅帽脱險記》、《小青蛙苦鬥記》等講給孩子們的故事。“小麪人”原本是為了排遣病中大兒子的寂寞，年輕的母親給孩子編的故事，在孩子“後來呢，後來呢”的追問下，故事就越編越長，越講越有趣，不僅孩子聽得入迷，連胡風和朋友們也都感到有趣，鼓勵她寫出來。上個世紀80年代，那些曾引起廣泛影響的童話故事結集為《梅志童話詩集》、《梅志童話選集》出版發行。